原创： 李夯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翻看一部政治历史，与一部艺术史著作，我们会发现，对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两种截然不同评价待遇：政史给之寥寥数语，艺术史往往颇多着墨。显而易见，艺术史的评价，是相对高的；也许唯其若此，这位已长眠地下近九百年的风流国君，或可稍得安心。
“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
历代帝王中雅好鉴藏书画，并参与创作的比比皆是，但没人像徽宗赵佶那样将个人对艺术的嗜好，如此广泛而深入地扩大到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并造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使北宋文化在徽宗时代凭添一种高华气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徽宗赵佶利用统治权力，为推进宋代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对宫廷画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建设上。 历代统治者利用绘画为政治服务，遂有宫廷画院之专门机构的创制。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和西蜀已正式设立画院，至宋初则沿袭旧制，并加以扩大，建立了规模完备的翰林图画院，一度称图画局，与天文、书艺、医官合称“翰林四局”，由太监管辖，属于宫廷服役机构。设待诏、祗候、艺学、学生等职衔。皇帝常命画院画纨扇进献，选择最优秀的人去画宫殿寺院的壁画。
宋代画院发展至赵佶时代达到最盛期，任用米芾为书画学博士，宋子房被荐为画学博士，等等。不仅规模宏大，名手众多；同时在建制上更趋合理和完善。 徽宗赵佶的文化成就还体现在他为推进书画鉴藏和金石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而他个人艺术上的突出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一些代表书画作品中。
《芙蓉锦鸡图》是赵佶的一幅典型代表作品，精炼，简约，工整，不失文人画气韵。画幅设色华丽高贵，锦鸡的傲然美丽，与芙蓉的柔嫩动感，形成鲜明对比，足见作者对生活细处的观察入微。
《腊梅山禽图》与《芙蓉锦鸡图》本是对幅，一简约一繁密。画中宋徽宗飘逸的瘦金书题诗，更增添了生动情趣与文人意境： “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宋徽宗提倡精致的审美趣向，早在邓椿《画继》的《杂说.论近》中，可寻到依据： 其间有关徽宗褒奖少年新进所画斜枝月季，告画院众史“孔雀登高，必先举左”，以及对画院应试者“不合法度，或无师承”的舍弃，“凡取画院人不专以笔法，往往以人物为先”等记载，亦得以使人见徽宗所倡审物精细的精神。
《听琴图》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性格特色鲜明，氛围营造，雅致高贵，文人情调的意境体现，与绘画技法本身的到位精细，融合到一高度。画面正中，着道服弹琴者，安详儒雅，淡然宁静，据言为徽宗本人。
画上题诗，本身是文人画诗画合一的一大特点。再有很多作品中有款“宣和殿御制并书，天下一人（押）”，这种款、印、题诗齐全的现象之前并不常见。故而，张其凤先生在《宋徽宗对文人画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近千年来，绘画史论界仅仅将宋徽宗看做院体画家，认为他只对院体绘画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其实是对宋徽宗画坛角色的极大误解。
作者认为，宋徽宗不仅对院体绘画贡献巨大，而且对文人画的贡献同样不可低估。他不仅自己有意接受文人画的审美思想，而且也使他亲自关照下的宣和体带有了浓郁的文人画风。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从画学制度设置的倾向上、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形式感上、文人画绘画思想的探索上，给予了文人画以巨大的支持、引领与推动。而来自于他的种种帮助，为元代文人画大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说，他的这种评价，还算相对中肯客观。而对于宋徽宗画作的真实作者，目前美术界尚有些争议。
美术史家徐邦达在《宋徽宗赵佶亲笔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将传世的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谢稚柳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谢稚柳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
画界的评价，暂置一旁。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书，却始终因其独具的魅力，与毋庸置疑的艺术成就，在书法史上占据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他师从“书贵瘦硬”的初唐薛稷，“瘦不剩肉，抛筋露骨”是其特点。书体定型后，更趋精熟，结字愈益活泼，笔力逐渐加强。中宫稍紧，四维张开，重心上移，字形偏长。《夏日诗帖》、《欲借、风霜》二诗帖，均体现了元人陶宗仪所评“笔势劲逸”，娟秀不流柔弱，清劲依含筋骨。他的草书则学怀素，使转导引，玉润珠圆。徽宗随手所写轻罗小团扇，有联语“掠水燕翎寒自转，坠泥花木湿相重”，富贵气象里不失流畅生动。
综观宋徽宗一生的书画作品，及艺术成就，再结合他的为帝生涯，我们常会产生万千感慨。他前后半生，天上人间的巨大反差，或可，也能给后人一些启示。冉云飞《像唐诗一样生活》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唐代及唐代以后，有人从唐诗中看到了一种现象：一个人的诗、文的内容或风格，往往和这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某些诗、文甚至成了作者本人未来生死贫富的征兆。这就是所谓的‘诗谶’。”
从此意义与角度上看，宋徽宗的书画作品，一派富贵安然，有着宫廷的华丽工美，与上流社会的闲逸雅致。“治世之音安以乐”，与他的所有书画创作气息，几乎完全吻合，当是升平盛世再现与写照。历史在这里，矛盾而又戏剧性地开了一个玩笑，只是，这艺术性的玩笑代价大了些，奉陪与葬送的，是一个北宋王朝。
倒是读他早年的诗词，《夏日诗帖》里两句：“清和节后绿枝稠，寂寞黄梅雨乍收”，似与为帝的身份及心境不甚相符，隐隐透着几分苍凉，惆怅。一切的必然结局，似乎早在那些诗句里，有了征兆。一切，果然以悲剧收场。留下，那些优美的书画作品，美人样，嫣然在历史的风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尽由后人赏评。
随历史远去的，还有那“临水照花人”，轻愁一样的男子；那珠环翠绕、文熏墨浸，生活在富可敌国朝代的国君；那赏奇石、建画院、邀众同好，吟哦挥毫、儒雅风流的才子。我们常常很难将其，与不惑年之后，以衰病之身，昏花之眼，面对爱臣的落马哀泣，亲睹妻女的被辱，除去“萧条孤馆一灯微”，无所能为的宋徽宗，联系在一起。我亦常为此感觉悲哀。然而这就是残酷的历史史实。奈何我们再如何欣赏他的绘画、瘦金书，奈何我们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他为中国绘画史及书法史，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然不得不承认，于每个人都足以流芳千古的艺术业绩，移身于一代帝君宋徽宗那里，文雅的书画之香，之雅，之美，亦便随之，转化成为，败国用佞，铁证的根由。对于一部中国美术史的阅读，每每至此，也唯有至此，我总会有一稍长时间停顿，跳出，与反思。
我会因此，重新思考与评定，艺术在整个人类发展中，所应占有的客观而真实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一位以政治为主业的人，艺术在其生活中，究竟应该占据一个何等地位，算为恰当？而作为一位终生矢志不渝的艺术家与书画家，又该如何摆正艺术与其它各方面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