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和阉党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朝廷里面，因为某种利益结合到一块的人。
东林党人主要以江南的文人为主，他们大多出身富豪之家，做官的目的在于光大家庭门楣，谋求政治上的发展。他们的家族比较殷实，所以东林党人很少贪污，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另外，由于东林党人是富豪出身，家里大多经商，所以东林党人不主张收商业税，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东林党人家底比较富有，所以对进行俸禄的依赖较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原则。
阉党在出身方面与东林党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出身一般的家庭，甚至是贫困的家庭。魏忠贤在进宫前本来是有妻室的，就是因为还不起赌债，才将自己的女儿卖了，自己进宫做了太监。由此可见，阉党人做官大多为了生计，他们的长处在于通过办事来挣俸禄，养家糊口。阉党这部分人由于根基不足，要靠朝廷来生活，他们对于皇帝的依赖就更强，更能无所顾忌地为皇帝所用。
东林党和阉党其实代表了不同的侧面，东林党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优势，他们崇尚孔孟之道，有着高大的理想和追求；阉党在做事方面更胜一酬，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这本是国家需要的两种能力，既要有理想，也要脚踏实地。如果两类人合一块共同为大明王朝效力，那十个努尔哈赤也未必能够崛起。这两类人偏偏是势如水火，党争起来永不停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林党和阉党的利益是严重对立的。
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的根源是帝国财政的问题。我们知道，明朝的时候中国的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在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手工场以及机户和机工，这种生产方面在江南最为流行。他们创造了大量新的社会财富。隆庆年间以后，中国通过大量出口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从海外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从而稳定了国家的财政，朝廷从此主要以白银为税收。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也在江南，也就是说江南是白银流入的主要通道。这一切都使得江南的财富遥遥领先大明的其他地区。但是这些财富很多集中在商人的手里，明朝实行抑商政策，至少不会去主动保护商人的利益。所以如何对商人征税就成了国家的核心问题。
从国家发展和存亡的角度讲，国家应该多收税，无论是农业税还是商业税，集中力量对付女真和蒙古。可以从商人自己的角度讲，国家没有合理的制度保障，过度收税会严重侵害他们的利益。东林党人就是江南富豪出身，他们肯定会保护家乡商人的利益，让朝廷少在江南收取商业税。但是明末的局势又非常混乱，必须用钱来解决，朝廷又非得多增税不可。所以，两难的问题就摆在明朝人面前。
在天启年间的时候，魏忠贤之所以能够得势，主要原因就是天启皇帝的宠信。天启皇帝之所以宠信魏忠贤，并不是吃饱了撑的。他是要解决朝廷财政问题，重点是要筹集辽东和后金打仗的军饷。如果直接增加江南的赋税，势必会遭到东林党人的大力反对。所以，天启皇帝以魏忠贤为打手，命魏忠贤查察东林党人的劣迹，迫害东林党人。在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以后，朝廷才能加征江南的税收，以保障各地军饷。细看明史就会发现，明朝对后金的战争几乎都是一败涂地，可是仅有的两次重大胜利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都是在天启年间取得的，分别是天启六年和天启七年，袁崇焕能在前方浴血奋战，少不也魏忠贤对他的支持。后来，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流放，时间不久，袁崇焕也被杀，从此明朝对后金的战争再也没胜利过。可见，魏忠贤对辽东战争还是起过很大的积极意义的，原因就是他加征的赋税保证了前线的军饷。
但是东林党人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他们自己就是大富豪出身。在魏忠贤倒了以后，对于税收问题，东林党人更主张收农业税。可是农民早已穷困不堪，再加上无尽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又裁辙了一些驿站的驿卒，让他们丢了饭碗，这里面就有一个人叫李自成。所有的因素凑到一块，爆发了明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明朝从些一直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终于在崇祯十七年灭亡。
总而言之，明朝末年在财政问题上出现了死节。江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巨量财富，如何通过税收，将财富转化国家统治的力量，是明朝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专制的封建皇权，不可能建立起对商业的保障制度，而过量征收可能导致其胎死腹中，可是不征收又无法解决明朝面临的内忧外患问题。东林党人代表了商人的利益，阉党更象征着皇权，是在天启皇帝授意下做大的。于是，朝廷上的东林党人和阉党便展开了无休止的党争，直到把明王朝的决策能力和办事能力消磨殆尽，王朝也随之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