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时代，汉王朝崩塌之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中原没有强有力而稳定的政权，处于多民族并列的年代。
这也就造成了魏晋时期多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此期间的政治政策以及社会风气，对于后世例如隋唐有着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阶级对于底层阶级有着明确划分，而身份地位的划分是这个时代的固有色，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阶级划分两个方面出发，去讨论魏晋南北朝“医”身份地位，以及魏晋南北朝医者制度对后世医制的影响。
01 时代背景及社会地位划分
（一）时代背景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大混乱时期，政权的反复更迭，让世家大族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得特权阶级如野草般牢牢扎根在了中原大地。
在当时，世家大族可以说是掌控着一个国家的生死，通过国家迅速攫取财富。有句话就是“铁打的世家，流水的皇帝”，这句话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封建社会的基本构成在于两者：一为地主阶级，二为农民阶级。在汉武帝时期，实行了“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借此笼络贤才，这段时期并没有诞生世家大族把持政权，地主力量受到抑制，发展缓慢。
随着时间推移，地主阶级愈发贪婪，不断地扩张索取。而察举制度使得地主不断产生，也就造成土地兼并的愈发猖狂。
东汉之后王权衰微，占据大批量土地、拥有权力的地主阶级势力进一步扩大。
随着地主阶级在土地上的不断兼并，势必会造成农民的依附，由此可以形成一条完整锁链。大量农民汇聚成乡镇，士绅豪强拥有着土地，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乡名望最高的人。
久而久之，这些被士绅豪强把控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国法没有宗法大，宗族拥有巨大权力。
（二）社会地位划分
皇权对于官僚门阀的依赖，从而地主阶级得到了绝对特权。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阶级划分主要有两条基准线，一是士庶之别，二是良贱之别。
士庶之别，是指士族和庶族庶民。从政治上，士族拥有特权，世代担任重要官职；从经济上，士族大多通过土地兼并和佃农实现自给自足；从文化上，士族拥有自己的宗学教育，垄断教育资源。
庶民不过是拥有土地或者有一定财富的小地主，不过从发展来看，士族将他们群体之外的普通百姓都称之为庶民。此外，士族不屑与庶族为伍，不通婚，不同席。
良贱之别，则是指庶民与奴婢、专役户。庶民即良民，可以从事各行各业。而奴婢、专役户则是指签了卖身契或者入了专籍的，专籍也是这个时期开创的。
专役户就是强制将一个专门的行业进行整合划分，并且实行终身承袭制度，不能摆脱，没有自由。相比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自由显得更加卑贱。
但是除了明确划分之外，社会的分割所依据的不过是约定俗成的认知。这也给了像医者等特殊职业群体一个上下游移的空间。
02 魏晋南北朝医疗机构
古代由官方设立的专属医者的机构，起自周朝。据《周礼·天官》记述，朝廷设立“医师”一职，下属设立“士”主管行政。
周朝不仅设立“医师”，还设立的负责宫廷药膳、养生饮食的食医，治疗动物的兽医，将负责全国百姓病症的医生成为疾医与疡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设有“养病院”，专门服务病人、残疾人、年老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可以说是医院和养老院的结合体。
除了齐国外，秦国设有专门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机构，也就是“疬迁所”。秦汉时期，医疗机构名字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功能不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医疗机构遵循旧制。不过在此之上，又加了官衙坐诊这一条。意思就是朝廷派遣医生到郡县衙门，为当地百姓进行治疗。
政令颁布之后，初期百姓并不信任，后来献文帝直接下令，如果有病先不要一直，医官可以直接前往家中。
北魏文宣帝时期，又增添了全新的医疗机构。意在空闲之地设立医馆，将医生聚集起来，使得百姓能够根据疾病找寻合适的医生，同时上层对医生进行考核。
这一措施在当时可以称为“仁政”，但细究下来，会发现其中的荒谬。
要知道古代的交通并不发达，将某一地区的医者全部聚集在一起，势必会造成其他地区医者的缺失。
古代行路不便，在现代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在古代可能需要半天甚至一天，但凡有个急症，就等于直接放弃求生。所以，在古代医者中还有一部分医生被称为“游医”。
03 魏晋南北朝医者社会身份及地位分析
（一）社会身份
在人类社会中划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被群体赋予的身份，二是该身份所发挥的功能。“医”这个身份虽属于专役户，但与普通专役户又有所不同。
纵观整个历史，医者都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文明开始的“巫”到时代发展后的“医”，都承担着直面生死的重要职能，这份职能随着时代的进步，得到进一步完善。
医者因为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属于社会不可或缺资源。但他的社会身份获取具备相当的专业度，并不是简单就可以获取的。上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阶级的划分做过简单介绍。
首先，医者看似可以根据具体职业进行分别，可以归属到专役户的行列，其实不然。
专役户主要是从事劳动或者技术类工种，但是医者学医就需要识文断字，略通笔墨，熟背医典，跟一般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并不相同。
其次，专役户具备的特殊形式——“百世相传”，在医者这一行业并不能实现。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治病救人的天赋，而治病救人也不是说学个三四分就可行的。
毕竟不怕你不会，就怕你半桶水，庸医害人自古有之。所以，仅从“医”所具备的职能来说，专役户这个社会身份并不足以概括。
故此，“医师”这个身份可以单独拎出，做特殊身份处理。而且，“医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官方征辟，在衙门进行看诊，同时设立太医署官职，“医师”身份被官方认可。
（二）医者的社会地位
医者的社会地位准确来说是由自身职能的特殊性来辨别的。在生物群体中，具备救治能力的生物，会较之其他生物更加受到欢迎，部门共生系统由此产生。
但在动物世界中，优胜劣汰，金字塔顶端的生物并不会对这类生物特别优待。人类社会也是一样，并且会做个更加残忍、不留情面。
在现代，医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普通人高。在贵族阶级看来，医者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普通人。
之所以我们会产生医者身份地位高，是因为其特殊职能在群体之中的潜在关系链，即医者和患者。
尽管魏晋南北朝社会阶级严苛，阶级流动闭塞，但是面对生死却只能求助医者。
贵族的高高在上让他们看不起底层百姓，却又不得不求助他们，这严重打击了贵族们的自尊心。为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阶级还想过将“医者”打入贱籍。
虽然并没有成功，但是也表现了贵族阶级对于医者的轻视。故而，我们经常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医者，多被当作迁怒对象而被随意处理，其原因就是源自阶级矛盾。
这大概就是“我知道你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你却没有那么重要”的真实写照。
医者的社会流动性可以说是最强的，所以他们能够接触到远超于他们自身地位的权贵，并在表现良好的情况下获得财富、官爵等。
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哪一种吸引力都特别高。钱财自不用说，官爵却能够实行阶级跃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就已经设立专属医者的部门，并有着明确的官阶划分。但医术再高，在强权重压之下，也只有俯首听臣的份儿。
哪怕强如华佗也一样被曹操直接杀死，当然这些还只是权贵“医闹”的最直接处理方式。
贵族阶级惯爱特权，因此常常会把医术优秀的医者变成专役户，成为自己的私人医生，仅供自己家族使用。这与皇家组建太医署的目的相同。
这些为权贵服务或者拥有官职的医者，社会地位就比普通医者要高出不少。
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阶级追求成仙之道成为风尚，自古道医又不分家，因此追求此道之人也不得不钻研医术。权贵自身对于医术的钻研也是对“医”者地位的一种隐性提升。
可以说，医者的社会地位常与患者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为皇亲贵胄治病的医者社会地位最高，因为他们除了可以收获金钱报酬之外，还可以升官加爵，社会地位与一般士族无二。
而为庶民看病的医者，社会地位就不如前者，虽不能与士族相比，按属归为庶民或者良民之列，但是也高于普通庶民，拥有一定社会话语权。
04 总结
在魏晋南北朝，医者不管是社会需求还是价值观念之中，都不可能成为专役户，沦为贱籍。更何况医患关系的建立打破了魏晋南北朝自身的阶级固化，是独属于医者的一种微妙形式。
医者只需要锻炼自身医术就可实现阶级跨越，一定程度促进了阶级流通，减轻社会封闭性。到了唐太宗时期，医者更是可以直接参加科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