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文献中，则常以龙堆、龙沙、流沙等作为敦煌的代称。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之地，亦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所。初盛唐虽然也有许多吟咏敦煌的诗作，但尚未有相关考古发现与之印证，而敦煌文献所载敦煌边塞诗则基本都创作于陷蕃之后。
因此本文对敦煌边塞诗的研究也将集中于陷蕃时期以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学界对敦煌陷蕃诗作一直关注颇多，但现有学术成果基本都集中于对单篇抄本以及陷蕃文人诗作的考证研究，缺乏深入完备的系统整理和全面考察。
唐代敦煌边塞诗（上）：陷蕃诗
一敦煌文献中的陷蕃诗作概况
1数量多
敦煌文献中的陷蕃诗作数量众多，分布较广，创作年代横跨唐朝的各个时期。录有陷蕃诗作的诗歌抄本则形态复杂，同一抄本内的诗歌抄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同抄本之间又因所选诗歌题材的相似性而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故对这些陷蕃诗作很有进行统一梳理的必要。
我们往往会认为“陷蕃诗”指的是安史之乱陇右、河西诸地沦陷于吐蕃后在其统治下唐人所创作的诗歌，前辈学者也多以此作为判断陷蕃诗创作时间的根据。但实际上唐王朝在整个统治期间与吐蕃政权均时有战事发生，双方围绕边境诸镇展开争夺，各有胜负亦互有俘获。
2选录诗歌随意
陷蕃诗是唐初、盛、中、晚各个阶段乃至五代的归义军统治时期都有可能存在的一类诗作，我们在梳理陷蕃诗作时不仅要扩大搜索的时间范围，对具体诗作创作时间的推断也要更为谨慎。同时，敦煌抄本在选录诗歌时通常较为随意，因此在确定某些诗作为陷蕃诗后，我们也不能草率地将整个诗歌抄本或者与其抄写位置相连的诗歌都归为陷蕃诗，还是应当逐首进行单独考察。
流露的是诗人随夫陷蕃后，披心相付，却被迫分离的哀婉怨艾之情。根据诗歌描述，这种分离并非是诗人主动辞别，而是无奈之举，甚至更像是中道失偶，与《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的创作心态相矛盾，故作者应非同一人。
思旧国，行啼只是为冤家”的表述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名落蕃的文人官吏笔下，就算将其理解为是向长官表露忠心也不应将思恋旧国作为被舍弃的对比项，所以更偏向于认为这两首诗是落蕃女诗人的作品。至于抄写在《同前》诗后的三首阙题闺怨诗，同样也非落蕃诗作。
二敦煌文献中的僧官陷蕃诗研究
在所有陷蕃诗作中，除了历来被学界着重研究的中原文士陷蕃诗作外，僧官所作或与僧官相赠和的作品数量较多，题材丰富，反映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及其周边群体不同的处世态度与价值选择，也向我们揭示了此期僧官所参与的宗教活动与政治生活皆由世俗政权所掌控，具有强烈的世俗化与功利化倾向。
1、敦煌陷蕃文人与僧官赠答诗
作于吐蕃占领初期的中原文士赠予僧官的诗歌作品，或多或少都流露出反抗吐蕃、谋求光复之意。“上人”是对僧徒的敬称，诗人却劝他莫忘《庄子》中逍遥齐物的境界，最终的归宿还是要去往仙乡，这显然是一种仙道思想的体现。
结合上一联的表述，“霓裳”可指神仙的罗裳也可指代道士的衣袍，因此“变霓裳”可能意指上人脱下了道服而披上了僧袍，“且洗肠”则为彻底转变信仰之意。这不禁令人怀疑作者赠诗的上人很可能曾经是一位道士，在吐蕃占领敦煌而道教式微之后改投了佛门。唐王朝尊崇道教，吐蕃则以佛教治。
松竹虽坚不寄生，四时但见愁云吐。敦煌易主镇天涯，梅杏逢春旧地花。归期应限羝羊乳，收取神驹养渥洼。”可见诗人将上人喻为潜伏于三危山中的龙虎，自己虽可能无法重返唐朝，但仍坚持着民族气节，希望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终有一日敦煌可复归唐朝。
此外，关于该诗“鸟啼悲不语，莺啭怨离秦”一联，徐俊先生认为“秦”应是“情”之误，但汪泛舟先生认为“秦”字实为暗喻中原王朝。若按后者的理解，这同样是诗人心向唐朝的曲折流露和对令狐师的委婉规劝。
2、敦煌陷蕃僧官的同题诗
敦煌沦陷后，普通僧众与僧官处世态度的区别所载的一组《敦煌僧同题诗钞》中更可见一斑。
只要能诚心修行，则众生皆有佛性。而在这组诗歌中，忍草的宗教内涵被淡化了，僧人们更像是借用该草的“忍辱”之名，通过描绘忍草的形象姿态来表达陷蕃后自我的处世态度与价值选择，歌较短，主要以描绘忍草的情状为主，其最后两联中的秋霜打叶许是指代吐蕃残苛的统治。
而诗人选择了寄情美景以忘忧愁，这种隐忍逃避的态度在其他陷蕃僧诗中也有体现，如沙门日进《登灵岩寺》中所写“澄心香阁下，烦虑寂然无”等。可见面对异族统治，不少敦煌的普通僧人都渴望从自然美景或浩瀚佛法中寻求慰藉与解脱。
诗虽同样以描写忍草为主，但诗人实是以忍草自喻，隐晦地表明了自己于乱世中的理想抱负。诗歌前两联点明了忍草的生长位置与环境，它生长于井下半空之中，虽与水面和井口都有一段距离，但从井中汲水时不可避免都会接触到它，这与诗人的处境十分相似。
诗人虽遁入空门应为方外之人，但吐蕃以佛教治国，重用僧官，诗人自然也被世俗所累，无法真正做到超然物外。
唐代敦煌边塞诗（下）：归义军诗
敦煌归义军诗指的是创作或传抄于归义军时期（851-1036）的敦煌边塞诗歌。它随着归义军政权的建立而产生，历经张氏归义军时期、西汉金山国时期和曹氏归义军时期，构成了唐末五代宋初西陲边塞诗的主体。
相比于中原地区的藩镇割据、动荡不安，归义军治下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为敦煌本土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敦煌文献中，归义军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众多、题材丰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将以悟真出使长安的酬答诗作、《沙洲敦煌二十咏》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僧人诗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考察此期诗歌的世俗化发展进程。
一张氏归义军时期悟真的酬答诗作与宗教交往
1《阙题四首》所见张氏政权的三次遣使入京
诗在遣词用句上与多位高僧的赠诗相呼应，恰恰说明在诸位高僧赠诗之后，悟真即兴创作了这首十分应景的答诗。全诗叙述敦煌地区陷于吐蕃后重归唐朝，景象焕然一新，悟真自己不辞万里入京面圣之事，十分符合敦煌地区献款输诚的主题。倘若该诗是京僧朝官酬唱所作，就对与该诗有四句重合的四首阙题诗的由来难以解释，更何况京僧朝官也不会用朝廷并未分封的“太保”一职称呼张议潭。
从内容来看，该诗与悟真所写诗歌以及上首阙题诗主旨大体相近，颂扬了圣主安定四夷、恩泽敦煌的功德，同时充满着崇敬感激之情，故应当也是大中年间归义军使团成员之作。而其中“临轩”“四夷”“凤阙”“圣泽”等词在《合钞》中也屡有出现，句式表达同样相类，故不排除该诗亦是创作于同期的可能。
2、赠答诗与悟真使团进贡行为的考察
悟真的《阙题四首》描述了张氏政权三次遣使入京的情况，其中悟真使团与其他两批使团相比，究竟扮演着何种政治角色，又发挥着怎样的政治作用呢？答案应该从其进贡行为中寻找。而令人遗憾的是，传世史书中鲜有对悟真此次出使情况的记载，只能从悟真与京僧的这些赠答诗中考察其进贡行为。
针对杨宝玉、吴丽娱提出的悟真向朝廷奉献佛教经论的观点，笔者略有质疑。两位先生根据建初《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都法师悟真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诗题以及诗中“鼓舞千年圣，车书万里同。褐衣持献疏，不战四夷空”的诗句，认为悟真进献的是敦煌保存的佛经注疏，而认为此诗中的“疏”应该是奏疏。
二纪景组诗《沙洲敦煌二十咏》新探
1《沙洲敦煌二十咏》创作时代考证
《沙洲敦煌二十咏》是敦煌写本残卷中遗留下来的一组敦煌本土诗人的纪景组诗，这组诗以五言律诗为体裁，记述了当时的山川风貌、风俗民情，而且蕴涵着较为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内涵。这组诗歌，因其独特的价值而不断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对于组诗产生的年代进行过多种推测，对于组诗文本也进行了较深的解读。
避免了选用单一格律形式的呆板之弊，使得整组诗篇音韵跌宕起伏，富有变化。既要保证诗歌内容相互关联，又要安排格律形式平仄交错，如果是二十余年内分散所写的诗歌，即使后期精心编排，似也很难臻于此境。
结合该组诗歌的序言内容，认为诗人游览敦煌地区山川古迹之后，在较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内整体规划并凭记忆回溯写成了组诗。基于此，本文再进一步通过组诗中透露的史事痕迹与相关典籍参证，以推断整组诗歌的创作年代。
2、《沙洲敦煌二十咏》政治内涵发微
从《沙洲敦煌二十咏》这组诗歌所述内容来看，当时敦煌地区的社会风貌整体上是较为祥和的，宗教文化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除了上文所论边塞阳关安宁稳定以至于军心麻痹的场景之外，诗歌中的这些描述与当时的一些史料记载也可以相互印证。
张议潮在东征西讨还阳关以安定也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之后，便于大中十二年（858）率大军远征凉州吐蕃，并于咸通二年（861）攻克凉州，派兵驻守，归义军势力达到极盛。
然而《沙洲敦煌二十咏》绝不仅仅是一组记录山水草木、宗教民俗的应景颂时之作，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其中对时局忧患的表达。第一首《三危山咏》作为组诗的总起，是感时伤身主题的集中体现，也奠定了组诗中大部分诗歌的感情基调。
诗人在序言中将三危作为敦煌的代指，其在《三危山咏》中“风雨暗溪谷，令人心自伤”的表述便是以三危山风雨惨淡的景象暗指敦煌局势的山雨欲来，对政治时局的深深担忧却又无能为力令诗人心伤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