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官方确定节日的做法源于汉唐，兴盛于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宋代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既与宋朝初期就制定的“仰文抑武”策略，造成的武备衰竭，无法实现外王目标，以至到南宋退守半壁江山，无法实现统一，转而走向内敛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它外部常有战争，内部必须辑和的政治要求有关。
因此，创造众多节日，营造盛世景象，便成为维持内部稳定、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些节日，既向下层传达了官方的善意和统治意志，也起到了笼络士庶的最终目的，既丰富了民众单一乏味的农耕生活，也彰显了皇家威仪及仁治天下的气度。所以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此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宋代圣节及庆节形成的因素
出于多种原因宋朝增设了大量圣节和庆节，其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总体上，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外有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因此国家统治难度增加，对统治者的统治能力、统治手段提出了极大挑战，所以不得不加强内部统治，宣扬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因此宋代圣节和庆节的发展繁荣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
一、强化道德教化的需求
宋朝整个社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迅速，科技发达，文化昌盛。但由于未能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所以社会治理的宽度、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往要求更高。在巩固统治需求的前提下，加强道德教化就成为必然选择；加之与辽、金、夏等周边的战争失败都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统治。
为了攘外安内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统治目标，设立圣节和庆节便成为当时主要方式之一。这对缓和内部矛盾，弥合社会分歧具有显著效果，尤其是节日期间礼仪程式本身就是儒家训练中规中矩的有德者的主要手段。
虽然节日的形成有其自然原因、社会原因、人文原因和统治者的需求原因等，其中顺乎人情、合乎自然的节日，民间的接受程度就较高，因此宋代政府在思想层面上对节日的相关风俗较为重视。
宋代政府通过参与、管理节日活动、颁布节日制度，甚至人为创造节日的手段为政治提供服务，最终起到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用以调节社会矛盾和巩固政治，因此宋代官方把节日活动提到了礼制天下、道德教化的高度。
由于圣节和庆节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故二者不再仅仅局限于民俗节日的范畴，当然，在宋代一些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也得到了官府的重视，受到了百姓普遍欢迎，因此各级官府由于民情稳定的需要，也将一些民间节日认定为官定节日，很显然处于道德教化的考量更多一些。
二、加强社会管理的需求
宋朝因无法实现“外王”的政治诉求，故对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多方面引导和限制，如话本小说和戏剧，文学中突出人物“忠义”形象的塑造，“关圣成神”源于此时。思想文化领域加强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推广和践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是很好的脚注。
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延长官员的休假时间，笼络上层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对于“宵禁”制掌管非常严格，对于民间的风吹草动异常警觉。又由于与辽、夏、金三个政权之间战争频发，为了粉饰太平在原有传统节日的基础上，便创造了大量圣节和庆节，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宋朝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
鉴于圣节和庆节的举行也会给各级官员带来一些利益和好处，宋代各级地方官府对圣节和庆节的相关活动积极响应。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家统治理念深入到社会最底层。
三、出于强化官员管控的需求
由于宋代圣节和庆节均具有由上而下的特点，因此首先直接在官方层面进行推广，为了加强官员的主动参与性，利用假期管理的手段让官员享受到节日的喜庆与优越，增强国家对官员的管控性，宋代围绕圣节与庆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官员休假制度。在国家行政的干预之下，宋代的节假制度与国家体制、社会变迁融为一体。
从节假时长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前朝，宋代的节假日时长增幅较大。及至宋代的中后期，圣节和三大庆节相关的节假日制度已然较为完善，宋代的节假日制度很好地处理了节假日发展与政治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到了在国家意志掌控之下的官员和民众的岁时管理，实现了基本的社会稳定管理的目的。
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结果
众所周知，宋代商品经济较之前代有了极大的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这在客观上为推动节日文化的丰富和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受到浓厚节日气氛的影响，商业模式不再局限为所谓的“自给自足”，人们也积极通过市场这一途径买入节气性和季节性节日的相关物品，形成了商业的良性循环。
五、社会文化昌盛发展的需求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会推动文化的兴盛，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节日文化数量上的丰富和内涵上的变化。我们看到宋代的节日文化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既有道教的内涵，又有佛教的影响，这二者又同时作为儒家思想辅助的教化工具。
比如节日期间广施布施，令修缮僧寺，给僧人发放度牒，禁止屠宰等，便是对佛教及其教义支持的证明；又如节日设醮场所均选在道观之中，及真宗造天书、信奉玄元大帝等行为，都是道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另外如民间门前悬挂桃符或钟馗像等行为，又是民俗文化的元素。而节日活动中通过向皇帝皇后进奉寿礼，皇帝回赠大臣彩缎或美酒，宴飨大臣以明君臣之义，则又是儒家思想的应有之义。
六、统一社会意识形态的需求
民众在中国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既是见证者也是创造者。虽然中国传统节日形成均离不开官方的指导和推动，但是一经推广被大众接受，其大众化、平民化、世俗化就成为必然趋势，否则便会成为无本之源、无根之木的的空中楼阁，这也说明文化的生成一定要有其社会土壤。宋代圣节和庆节最终能发展成为举国欢庆的节日，均与老百姓的参与密不可分。
民众由先前的被动参与，逐渐发展为一种自觉行为。而统治阶层在节日期间举行相关礼仪活动本身就具有垂范天下、以身作则的功能，达到上行下效的统治效果。
宋代圣节及庆节的历史作用
宋代圣节和庆节的设立对稳固宋王朝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相关礼仪活动构成了宋代嘉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移风易俗的效果较为明显。
首先，通过设立圣节和庆节并将之推行天下，大大加强了宋朝的统治百姓的合理性，也为宋朝的高度文明发展奠定了思想统治基础，从节日的广泛参与性、统治的有序性、节日的娱乐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性、对社会矛盾的调和性诸多方面来看，的确为宋朝皇帝提供了除武力之外更好的治理方法和统治策略，为缓和宋朝的社会矛盾、稳定宋朝的皇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促进了多元文化发展，尤其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出合流的趋势。宗教文化如能被合理利用，便会成为政府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
第三，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作为圣节和庆节的主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官员队伍通过祭祀和节日等活动以及相关礼仪的训练不仅起到了严尊卑、别君臣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官僚队伍的素质也有了极大提高。
第四，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圣节和庆节极大的促进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了支持宋朝统治稳定的物质基础之一。
第五，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滋养了精神文化的发展。古代社会总体上不能脱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基础，因此节日数量增多且娱乐性增强，就成为民众释放紧张而单调的农耕生活造成压力的重要途径。
最后，宋代的圣节与庆节也深刻影响周边的游牧民族国家的文化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而这些也成为我们评判宋代文化整体发展成就的又一依据。在宋朝统治期间，与其并立而存的三个游牧民族政权也建有自己的圣节和庆节，但总体上来看，这些节日基本上都是仿照中原礼制即宋朝的制度而设，不过部分地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
宋代礼教、节日文化等影响不仅在同时代就已得到了证明，甚至对后代节日的形成也不无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