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古人为节约书写成本而使用文言文,宋朝后也使用白话文

古人为节约书写成本而使用文言文,宋朝后也使用白话文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人说话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可是事实上可未必了。古人说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难道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吗?其实并不全是的。古人并不仅仅使用文言文,也使用白话文,只不过在使用的时候分场合而定。那么古人在什么时候用文言文?什么时候用白话文?为什么要分场合而定呢?今天就一起来解决这个知识盲点。

文言文是一种书面用语,初用文言文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承

所谓文言文,是古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使用的书面语言。探究文言文的缘起,其实是因为先秦时期没有纸张,人类需要在龟甲、兽壳、竹简等物品上书写,在书写的时候,难度非常大,人们需要寻找、制作一系列的物件才能为文字的书写做好准备。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在青铜器、石碑上雕刻文字。

这样一来,记录成本、书写成本都非常高昂,更何况材质有限,人们无法把文字完全写下来,只能精简文字,尽可能完整地表达语意。据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说:“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刘知几在进行史书编纂梳理的时候,特意研究了古人使用文言文的原因,他认为在物质水平低下的年代,人们使用文言文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省句、省字,意在节省成本。

如《左传》中记载晋景公作为一代君主,有一次做了一个不好的梦,便找算卦的来解梦,算卦的人说晋景公活不过今年麦收时期,晋景公一听便十分生气,就叫来那个算命的把他杀了。没过多久,晋景公就喝了新麦做的粥,突然觉得肚子疼,就去上厕所,不小心掉进了厕所里,而《左传》仅用八个字概括了这件事:“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左传》

如此复杂繁琐,又极其重要的事件,竟被记录得如此言简意赅,可见在物质条件不丰富的时代,用文言文写作真是惜字如金,这样既能节省成本,又体现了语言的魅力。

中国文化讲究传承,书写文言文这一传统也经过文人士大夫的传承,逐渐成为一种书面规定。到了汉代,普通人读文言文需要经过专人注疏,到了唐宋时期,为了贯通古今语言的意义,国家专门规定文人进行入仕时使用文言文,以达到与祖先的文章共通,实现文本意义上的沟通。

既然文言文的使用是为了节省成本,更在于文化传承,那么古人是如何使用白话文的呢?

许多奏折中使用白话文,内容真实又贴切,与现代语言极其相似

我们经常看到皇帝批阅奏折时回复一个“准”字,却不曾想到,其实古代的皇帝经常使用白话文批阅奏折,如倭寇来侵犯,地方官员顿时手足无措,皇帝朱元璋便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中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在看这道圣旨的时候,可以发现首句的“奉天承运”是一句固定语句,用以显示皇权的威严,而中间的内容却十分符合现代的白话文,“这帮家伙来了”一句更是体现出白话文的简单易懂,调皮可爱。明朝时期,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喜爱用白话文颁布圣旨,其后代更是在圣旨中,将白话文用得生动活泼,如朱棣颁布的圣旨中写道:“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朱棣的这道圣旨中更是缺少了皇家威严,更多的是部门领导微服私访时,对手下官员没有办好差事的训斥,其中“你怎么不肯买办”一句话更是戳中现代人的笑点,圣旨里的俚语、俗语如此明显,可见皇帝们对白话文的使用真的是得心应手。

爱新觉罗·胤禛

此外,清世宗更是经常使用白话文,他在大臣的奏折中批注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再如清世宗在年羹尧出征的时候,因收到年羹尧说战事紧张的奏折,更是因战事闹得十几天没睡觉,很是殚心竭虑,清世宗批阅奏折后回复年羹尧时说:“好心疼,好心疼,好心疼!朕实在不知怎么心疼你,才能上对天地神明。”

这种真实又直白的奏折,就是一边说着白话文,一边模仿着古时的文言文。

如此看来,古人真的是不仅仅使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使用也是一番常态,而我们现代人以为古人对话都是文言文,着实是一种误解啦!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人开始使用文言文了呢?应该是宋朝时期。

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使用,为何会在宋朝时期成为分水岭?

如此看来,文言文其实就是先秦时期的口语,如同孔子《论语》中常用的“之乎者也”,两汉时期,在汉高祖刘邦的推崇下,出现了文言分离的现状,使得古人日常交流与文章术语分离开来;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雕版印刷书的发展使书写更加便利,同时也带动了说话、杂剧、影剧、诸宫调等各种艺术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在大量的唐宋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共用,如宋代词人柳永在《定风波·自春来》中写道:“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词在语言表达方式上进行大胆的革新,改变了唐朝绮丽高雅的语言,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如副词“恁”、“怎”、“我”、“当初”等,动词“免”、“坐”等反复使用,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证实古人将文言文与白话文交织在一起的别番意境。

铁木真

如果说,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水岭在宋朝,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富足给语言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那么元代语言的发展是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文言文的使用逐渐淡化,白话文的使用日益得到肯定。据记载,成吉思汗曾写给丘处机一封诏书,写道:“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诏书作为一种官方书写体裁,本应该遵循文言的写作方式,而元朝皇帝竟用白话方式进行书写,实际上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冲击,带来了文言与白话的融合发展。

自此,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白话小说,我国的四大名著均出现于此期间,皆以半文半白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纷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胡适在其著作《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正式提出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此后,白话文成为我国通用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

也就是说,古人并不仅用文言文,也会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古人只会之乎者也。同时,当我们了解了中国语言的发展历程,我们也逐渐明白:文言文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白话文的出现更体现了中国语言的变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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