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人说话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可是事实上可未必了。古人说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难道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吗？其实并不全是的。古人并不仅仅使用文言文，也使用白话文，只不过在使用的时候分场合而定。那么古人在什么时候用文言文？什么时候用白话文？为什么要分场合而定呢？今天就一起来解决这个知识盲点。
文言文是一种书面用语，初用文言文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承
所谓文言文，是古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使用的书面语言。探究文言文的缘起，其实是因为先秦时期没有纸张，人类需要在龟甲、兽壳、竹简等物品上书写，在书写的时候，难度非常大，人们需要寻找、制作一系列的物件才能为文字的书写做好准备。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在青铜器、石碑上雕刻文字。
这样一来，记录成本、书写成本都非常高昂，更何况材质有限，人们无法把文字完全写下来，只能精简文字，尽可能完整地表达语意。据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说：“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刘知几在进行史书编纂梳理的时候，特意研究了古人使用文言文的原因，他认为在物质水平低下的年代，人们使用文言文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省句、省字，意在节省成本。
如《左传》中记载晋景公作为一代君主，有一次做了一个不好的梦，便找算卦的来解梦，算卦的人说晋景公活不过今年麦收时期，晋景公一听便十分生气，就叫来那个算命的把他杀了。没过多久，晋景公就喝了新麦做的粥，突然觉得肚子疼，就去上厕所，不小心掉进了厕所里，而《左传》仅用八个字概括了这件事：“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左传》
如此复杂繁琐，又极其重要的事件，竟被记录得如此言简意赅，可见在物质条件不丰富的时代，用文言文写作真是惜字如金，这样既能节省成本，又体现了语言的魅力。
中国文化讲究传承，书写文言文这一传统也经过文人士大夫的传承，逐渐成为一种书面规定。到了汉代，普通人读文言文需要经过专人注疏，到了唐宋时期，为了贯通古今语言的意义，国家专门规定文人进行入仕时使用文言文，以达到与祖先的文章共通，实现文本意义上的沟通。
既然文言文的使用是为了节省成本，更在于文化传承，那么古人是如何使用白话文的呢？
许多奏折中使用白话文，内容真实又贴切，与现代语言极其相似
我们经常看到皇帝批阅奏折时回复一个“准”字，却不曾想到，其实古代的皇帝经常使用白话文批阅奏折，如倭寇来侵犯，地方官员顿时手足无措，皇帝朱元璋便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中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在看这道圣旨的时候，可以发现首句的“奉天承运”是一句固定语句，用以显示皇权的威严，而中间的内容却十分符合现代的白话文，“这帮家伙来了”一句更是体现出白话文的简单易懂，调皮可爱。明朝时期，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喜爱用白话文颁布圣旨，其后代更是在圣旨中，将白话文用得生动活泼，如朱棣颁布的圣旨中写道：“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朱棣的这道圣旨中更是缺少了皇家威严，更多的是部门领导微服私访时，对手下官员没有办好差事的训斥，其中“你怎么不肯买办”一句话更是戳中现代人的笑点，圣旨里的俚语、俗语如此明显，可见皇帝们对白话文的使用真的是得心应手。
爱新觉罗·胤禛
此外，清世宗更是经常使用白话文，他在大臣的奏折中批注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再如清世宗在年羹尧出征的时候，因收到年羹尧说战事紧张的奏折，更是因战事闹得十几天没睡觉，很是殚心竭虑，清世宗批阅奏折后回复年羹尧时说：“好心疼，好心疼，好心疼！朕实在不知怎么心疼你，才能上对天地神明。”
这种真实又直白的奏折，就是一边说着白话文，一边模仿着古时的文言文。
如此看来，古人真的是不仅仅使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使用也是一番常态，而我们现代人以为古人对话都是文言文，着实是一种误解啦！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古人开始使用文言文了呢？应该是宋朝时期。
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使用，为何会在宋朝时期成为分水岭？
如此看来，文言文其实就是先秦时期的口语，如同孔子《论语》中常用的“之乎者也”，两汉时期，在汉高祖刘邦的推崇下，出现了文言分离的现状，使得古人日常交流与文章术语分离开来；到了唐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雕版印刷书的发展使书写更加便利，同时也带动了说话、杂剧、影剧、诸宫调等各种艺术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在大量的唐宋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共用，如宋代词人柳永在《定风波·自春来》中写道：“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永词在语言表达方式上进行大胆的革新，改变了唐朝绮丽高雅的语言，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如副词“恁”、“怎”、“我”、“当初”等，动词“免”、“坐”等反复使用，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证实古人将文言文与白话文交织在一起的别番意境。
铁木真
如果说，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水岭在宋朝，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富足给语言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那么元代语言的发展是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文言文的使用逐渐淡化，白话文的使用日益得到肯定。据记载，成吉思汗曾写给丘处机一封诏书，写道：“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诏书作为一种官方书写体裁，本应该遵循文言的写作方式，而元朝皇帝竟用白话方式进行书写，实际上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冲击，带来了文言与白话的融合发展。
自此，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白话小说，我国的四大名著均出现于此期间，皆以半文半白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纷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胡适在其著作《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正式提出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此后，白话文成为我国通用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
也就是说，古人并不仅用文言文，也会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古人只会之乎者也。同时，当我们了解了中国语言的发展历程，我们也逐渐明白：文言文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白话文的出现更体现了中国语言的变革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