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F给予了宗藩优越的经济条件和高贵的地位，无所事事的宗藩们体现出了追逐贵族的奢靡和典雅的审美倾向。靖难前后藩禁政策的大幅度转变，又使得他们呈现出追求治世和隐逸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趋向。
在良好的教育和与士人的交往中，他们亦随着时代审美的发展而缓步变化，尤其是诗文复古的审美思想影响尤其深刻。而到了明朝走向衰亡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和对人生的思考，也使得他们的审美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回归。
一、贵族气质的贵族的奢靡与典雅
（一）追逐奢靡
朱元璋最初封建子孙，是要他们“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在各方面给予诸藩优厚的待遇，希望他们能“永缓禄位，以藩屏帝室”。
然事与愿违，他刚刚去世，燕王朱棣就对他一手所立的建文帝发动了“靖难之役”，并最终夺取皇位。自此，藩禁日严。
一方面依然像从前一样给予诸藩优厚的经济待遇，同时另一方面也严格限制其政Z作用，实行严厉的藩禁政策。这样明朝的宗藩曰渐成为空领优厚俸禄，却不事四民之业的寄生虫。这种高地位，高俸禄和无所事事的条件，成了宗藩们竞逐奢靡的温床。
河南是明代封建宗藩比较集中的地方，其中周藩更是从开国就一直存在的大藩。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建设，其王宫富丽堂皇，穷尽游玩之功能。
而辽藩，宁藩、桂藩等王府除极尽富丽外，各种亭台轩榭亦不计其数，让人叹为观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除了王府宫殿富丽奢华外，其生活娱乐也是不惜钱财，以奢靡唯美。
神宗的弟弟滴王朱翔镠定亲时“除金花银五百万外，增进过买办金珠银九十万两”，等到正式娶亲的时候“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不仅奢华至极，而且大大的违禁。
不仅生前荣华富贵，死后也要继续追求奢华。求据丁鹏勃《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研究》一文总结，明代藩王墓出土瓷器虽非随葬主体，但大都质量上乘，做工考究，并且“（明代）中期，社会稳定，生产持续发展，民众尤其是藩王，具备了使用大量奢侈品的可能，死后墓内随葬众多精美瓷器，以期继续生前的奢华。”
宗藩们贵为天溝贵胄，有着与生俱来的巨额财富，而并不需要劳动获得。天生的富贵感和对时局辛苦的冷漠，使得他们尽情的挥霍财富，来追求奢靡之美。
这种审美趋向也与社会相连接，明朝尤其是中后期，社会经济发达，市民阶层起，生活的俗化、繁荣的城市都导致对于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昂贵，在当时士大夫以至百姓中都弥漫着这种对奢侈之美的渴望。
富有之家更是挥金如土，及时行乐的奢靡风气，而拥有先天优越条件的宗藩们亦通过炫耀财富来宣泄他们的情感，这种追求也是贯穿于有明一代宗藩始终的审美追求。
（二）贵族的典雅
拥有天然优越条件的明代宗藩，在政Z出路被堵死以后，除了以通过对奢靡之美的追求来宣泄情感外，同时也追求风流好文的雅致生活。他们高贵的地位，良好的教育也使得很多宗藩成员书画兼通，文辞优美，音律典雅，进而表现出与他们身份相称的对贵族雅致之美的追求。
明代从士大夫到皇帝，莫不爱好书法，以习练书法为优美文雅。在明代宗藩中，工于书画的也大有人在，其笔意亦多高古可观。宁藩辅国将军朱谋垔本身兼通书画，又作《续书史会要》，记录有明一代的书法家，并进行点评，书中所记录的宗藩众多。
至于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画史会要》也出自宗藩朱谋里之手，所辑录的明代宗藩画家达14位之多。
乐为六艺之一，自古多传文人佳话，尤其琴更是极尽风雅。先秦有钟子期、俞伯牙知音之典，六朝有播康《广陵散》之绝，一直为文雅之士所推崇。到了明代，宗藩们更是竞相追逐于此间风骚。
现存的明代琴谱中，就有五本是宗藩所做，分别为宁献王朱权之《神奇秘谱》和《浙音释字琴谱》，徽藩王朱厚煩之《风宣玄品》，、保定王朱理坦之《五音琴谱》，以及猫王朱常琪之《古音正宗》。
这些琴谱收录了大量的古曲、当时所作之曲以及本人的作品，收录时其“一字一句一点一画无有隐讳，其名鄙俗者，悉更之，以光琴道”，定要“可以含天地之醇和，吸曰月之休光”，足见琴谱编录者自居高贵，摒弃庸俗的审美追求。
明代宗藩以天潢贵冑之傲，通过雅致的文艺作品来展现风流。在他们的文艺作品中大多体现出其特有的贵族审美取向，即安逸闲适，高贵典雅，富丽而不庸俗，端庄而不做作。
二、“靖难”前后的入世观和“隐逸”情怀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的“靖难”和藩禁，是明代宗藩政策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宗藩们可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政Z军事作用，诸藩也做出了许多成绩；
而此之后，严格的藩禁政策又将他们束缚在狭小的范围内，各种限制切断了他们的入世前途，而优越的地位和待遇也让他们无后顾之忧，于是乎很多宗藩成员转向于超然出世。
这样在“靖难”前后，就分别呈现出了追求入世和隐逸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的美选择。
（一）“靖难”前宗藩积极的入世观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初就制定了一系列封建宗藩的政策，其主旨之一就在于充分发挥诸藩国政Z军事作用，即捍卫边疆安全和维护地方稳定。为此不仅让诸宗藩拥有丰厚的经济待遇，还给诸王府配备了相应的官署和军事力量，并给予极大的权利。
在开国最初，即太祖朱元璋在世的时候，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当时的诸藩王也积极配合朝廷以建功立业，共同维护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首先是拱卫边疆的诸王，皆配给重兵，边境有警则带军征伐，期间诸藩立下了不少功勋。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诸王多奋力建功，此时当幵国之初，边疆尚未完全平定，诸王相对来说也较少沾染承平日久贵族的习气，因此，多以能佐皇帝以平天下为美。
至于内地诸王，亦多以治世为能。周定王朱槺，朱元璋第五子，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当时天下初定，河南地处中原又屡被战火，生齿凋零，残破不堪，尤缺粮食，于是他以自己的研究，画了400多中可以辅佐充饥的野菜的绘图，名《救荒本草》。
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救荒为宗旨的农书，这对当时及以后稳定社会，救济灾荒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活命功德不可估量。
齐王朱榑，朱元璋第七子，洪武十五年就藩青州，洪武“二十三年命王帅护卫及山东徐、郑诸军从燕王北征。二十四年复帅护卫骑士出开平。”朱榑此人性情凶暴，但是尝以武略自喜，亦可见其以武功为美的心态。
蜀献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朱椿为人文雅慈祥，又好学，被朱元璋称为“蜀秀才”，就藩以后与名士交游并善待之，当时朱椿对所属范围内的治理之功，亦可见朱椿积极的治世心态。
凡此种种，皆是“靖难”前诸宗藩在朝廷的支持下，积极配合稳定天下的举措。这一时期，宗藩们政Z前途有望，身负的责任也重大，所以很多人在就藩以后就积极的治理本区域范围，解决当地各种问题。
其中尤其以武功为著，这与明代当时初创时期的所处的条件密不可分，也与朱元璋所制定和贯彻的积极地宗藩政策息息相关。
在这个时期，宗藩们尽管已成为人人仰慕的天潢贵胄，但是其对功名利禄的争取仍然充满热情，希望自己能尽一份力，来为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添砖加瓦，尤其周定王朱樓、蜀献王朱椿等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以可以说，在“靖难”前，尤其是太祖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宗藩们在人生利禄上的审美价值依然是积极的入世态度。
（二）“靖难”后日渐加深旳隐逸情怀
隐逸之风古已有之，对隐逸之美的追求，其实就是一种对简单纯朴和平静心态的追求，进而自得其乐。这种美区别于世俗的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而是寻求超然的出世忘我，所以有许由避帝亮之访贤，陶潜弃县印而归去。
这种特殊的对美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对时局的感受，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通常来讲都是困于当时进而选择超然于世外。
但在明朝的幵国皇帝朱元璋去世的那一刻起，新即位的建文帝就已开始剪除诸宗藩，不再以他们为治世之臣，“靖难”之后新皇帝成祖朱棣更是进一步严格藩禁政策。
诸宗藩政Z上不仅入世无望，更是时刻被监视严防，再加上对强烈的时局变化的感同身受，很多人逐渐的将人生价值美的选择，从入世转变为隐逸。
最典型的就是宁献王朱权。这位藩王他生而神姿秀朗，自幼聪颖，博古通今，无所不学，尤其精于历史，“始能言，自称大名奇士”，足见性情之高傲，并且可以想象其亦应有远大的抱负。洪武二十四年就藩北疆的重镇大宁，亦可见朱元璋对他的器重。
所以很显然，当时的宁献王朱权是很春风得意的，手握重兵，据雄镇，又智略恢弘，屡立战功，得以威震一方。其才能得以发挥，其抱负得以实现。
然而太祖朱元璋甫一去世，形势就急转直下，先是建文帝召朱权上京，欲削其势力，后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朱权虽然选择了与燕王朱棣合作，并作为其重要的臂膀力量，最终夺得天下，然而好景不长，朱棣甫从燕王转变成为后来的成祖文皇帝，不仅未能履行当初“事成，当中分天下”的承诺。
自此，所有的幻想都已破灭，待到成祖朱棣死后，仁宣二宗相继即为，他的各种请求亦多不能得到允许。从此早已幵始隐逸生活的宁献王朱权，求仙问道，据说朱权在靖难后还被成祖朱棣封为“涵虚真人”，是净明道法统的重要人物。
以此观之，宁献王朱权在“靖难”前后转变可谓是判若两人，之前建功立业、意气风发，之后退隐修玄、结庐囊云。
可见“靖难”一役对其影响之大。自此这种现象越往后，随着政Z前途愈加无望，这种追求隐逸的情感现象就愈加多。这些宗藩成员本就受过良好的教育，此时无抱负可言，情感自然的转向了宁静安详的隐逸，或好入山林，或交游僧道，或谈玄求仙，尽归隐于世外。
沈安王朱全銾乐与僧人游，有《送五台山僧明晓》一首，不仅表达了对高僧的尊敬，也透漏出自己对禅意的理解，全诗文句中上，但可以看出作者本身对出世礼佛的感念，这亦是一种隐逸。
秦简王朱诚泳《题王舜畊画》，全诗清雅脱俗，超然世外之情跃然纸上，令人读来心清目朗，亦可见作者对自然宁静的向往。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由上可见，在“靖难”之前，一方面宗藩人数尚少；另一方面国家尚处于初创之际，并给予宗藩较大的活动空间，诸宗藩亦配合朝廷积极进行国家各项事业，所以明代此时的宗藩入世观比较强烈，其人生价值上的趋向以治世为美。
而太祖朱元璋去世之后，随之而来的削藩，以及“靖难”后日趋严厉的藩禁政策，使得诸宗藩无法在入世中发挥作用，其治世的路途被卡死，进而导致其士气消沉，规避政Z风险，转而趋向于心灵的安逸和对出世的向往，其人生价值的选择，亦逐渐由入世转向隐逸。
三、明代宗藩与明代诗文流派的美学革新思潮
纵观有明一代领袖级别的的诗文大家，无一人出自宗藩。这与明代宗藩这一群体本身多不治事，坐拥富贵大有关系。然而也由于其政Z上毫无出路，也导致这些天潢贵胄转而追求风流文雅的生活。
尽管宗藩们没有涌出一位领袖级别的诗文大家，但是他们却深受这些大家的影响，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越来越油涌的“复古派”浪潮的领袖，当然由于宗藩内部本身相对较强的封闭性使得他们转变的脚步没有那么快，然而亦涌现出不少人物风流一时。他们在诗文中对美的追求一直缓慢的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明代诗文流派纷呈，在其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对于诗文美的追求。
从开国初秉承宋代理学的宋、王之“文道合一”，到以“三杨”为代表的粉饰太平、讲求雍容华贵的“台阁体”，此为明代诗文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首先是符合贴近程朱理学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学气氛浓厚；其次是以应制倡和为主的作品极多，主要反映上层社会的生活政Z等内容；
再者就是符合当时的承平气象，要表现出“太平宰相风度”，要“歌颂圣德，施之诏浩典册以申命行事”。这样，在这一阶段的诗文对美的追求就主要表现为上层官僚们的雍容大度、性情舒畅的审美情趣。
此时的明代宗藩身居皇帝贵胄的身份，其雍容华贵正与此文风相合，因此在不少诗文中显露出来。
周定王朱槺的四首《元宫词》，从文字来看并无突出之处，属中上之作。但从诗文的内容来看，这是在写元朝宫中旧事。尽管是前朝旧事，但这四首诗写的太平祥和，从这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对当下的感受。
而朱槺之子周宪王朱有燉，传世诗篇更多。而宗藩的“碑诗”体现的更是充分，如楚宪王朱季垸《昭王碑诗》，全诗格调高远，极尽雍容，可以说合台阁之风。
然而台阁体本身多以程朱理学为前提，其作品和宋代的成就也相差极远，只是由于这些作者本身的社会地位很高，所以导致其影响很大。
但这种潮流并不能持续长久，随着明朝步入中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所出现的各种社会上的弊端和雍容富贵、粉饰太平的台阁体越来越矛盾，而文人群体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于是以茶陵派领袖李东阳为开端，之后各种流派纷呈，而宗藩们受到复古派的影响最大。
中后期的诸流派对于诗文美的追求呈现出新的要求，并且或者依照所属的地域，或者依照彼此诗文上的认同，结社的风气越来越浓厚，各种诗文结社纷呈。
这期间明代宗藩一方面本身拥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也逐渐加强了与社会一般文人的交游，并结成了很多诗社。所以其对于诗文美的追求也随着时代的潮流而逐渐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明代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改革越来越多，使得藩禁政策有所松动，但宗藩内部依然具有相对较强的封闭性，所以在明代中后期诗文主流派的美学革新思潮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追随转变，而是到了这种革新思潮非常泅涌的“后七子”时代才逐渐凸现出来。
“后七子”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王世贞，他交游十分广泛，通过各种结社活动将其诗文“复古”的美学思想传播幵来。
这种美学思想起始于前七子针对萎靡的台阁体的挑战，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是这种拟古主义美学思想的特征。王世贞等继续发展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文人和宗藩中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朱敬鐵，字进父，秦藩奉国中尉，著有《梅雪轩诗稿》，据其《子兴社丈瞭别三祀，戊子秋会晤浃旬，话言连夜，因论诗各赋一律》和《黄右史约立真率会且期春游》等中可知其与张致卿和王元锡等人结成真率会诗社，倾向于复古派，相互吟咏，文学活动十分频繁。
朱多煃，他与同乡余曰德等曾结为“芙蓉社”，也同王世贞等交往颇深。余曰德本就位列“嘉靖后五子”之一，其于诗“古近体亡所不佳。近体独超，近体五七言亡所不超，七言律尤妙。”是复古派的主要人物，而王世贞更是“后七子”复古派的领袖。
受这些人所影响，朱多煃也倾向于复古派，“附七子坛坫之末”、其存诗两首，皆足以证明，其一《滕王阁》，颇访古风；其二《哭李于鳞二首》中，更是表现出他和“后七子”复古派另一位领袖李攀龙的深厚交情。
受朱多煃的影响，当时宁藩内部多人倾向于复古派，并与王世贞等复古派领袖相交游。朱多火贵与王世贞的在诗文上的志同道合，而且他也被王世贞列为“四十子”之一，确实在诗文美学中倾向复古派。
又宁藩奉国将军朱多征，字贞吉。其对唐朝大诗人刘长卿模仿之深刻，即形式模仿，又深的诗意。并且他的诗讲究格律，非常工整，其诗文的美学观点都是和复古派所主张的“重情采”和“体裁法度”相一致。
朱撒梢，字逊轩。在复古的同时，也逐渐倾向于“灵性”，这也与后来复古派为公安、竟陵派取代的趋势暗合。
所以尽管明代的宗藩政策使得宗藩成员颇受限制，其群体相对独立，但是时代的发展也深刻的影响了他们。
在时间的推移中，明代的文人们逐渐的转变审美思想，并将之扩散开来，形成思潮，宗藩们通过与他们的交游也逐渐改变和接受了这些诗文的美学观点，并且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这些代表在更新自己的诗文审美观点的同时，也将之进一步扩散到宗藩内部，使得宗藩成员们得以跟随时代步伐。
四、国家衰亡中宗藩审美的现实主义回归
现实主义又称写实主义，主要是只对现实的理解和感知，它比较排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思想上和相应的各种作品中通常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在审美特征上，现实主义讲求探求事物的真实性和对事物逼真创作。
在狭义的立场上，现实主义就是还原事务的本来面貌，即：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
在审美上，有更多的表现角度，即针对每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政Z、经济和道德等状况，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其所形成的审美立场表现为认同或者憎恶。
这种表达不仅体现在其本人的各种作品中，也表现在其本人的语言和行动上，只有其本人的表现与其所欲表达的社会状况相符合，才会被其他人所认同和接受。
在明代逐渐步入衰亡的时候，在其社会政Z、经济等方面都有体现。政Z上腐朽不堪，人浮于事、党派倾乳；经济上财政亏空问题恶化，土地兼并严重、市场经济日趋繁荣等等。
这些问题的激烈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流民四起以至于揭竿而起，边疆屡屡受到重大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宗藩们的状况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宗藩人口膨胀导致的岁禄常年不支，并且分配很不公平，很多下层宗藩成员生活状况恶化，进而导致了其犯罪等问题日增；
其次由于这些问题的日趋激烈，国家开始考虑改革，如在教育上开设宗学、在出路上开设宗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藩禁的松弛，也使得宗藩成员有更多的机会去摆脱原先的相对封闭，进而加深了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理解；
再者在明朝衰亡的动乱中，很多宗藩成员幵始主动谋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且表达了看法，付诸了行动。
这些变化使得宗藩成员们慢慢远离从前的理想空谈，这在很多文艺作品和实际行动中都表现了出来，也呈现出了强烈的审美的现实主义回归。
朱议霧，字用霖，明朝灭亡后改名林时益，字确斋，人称朱中尉。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明代走向衰亡的天启、崇侦年间，并且经历了明朝的彻底灭亡，极具代表性。
首先他的父亲朱统韦贲，他是宁藩瑞昌王孙中进士的第二人，其时从现实出发，在积极地治江、御匪中都有很大作为，可见他就是以现实主义美的价值观为导向的，后迁宁都与魏氏三兄弟等开堂讲易，成为了当时的著名学者。
而朱议霧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在国乱之世，朱议霧以实际行动来努力挽回颜势，尽管最终失败了，但是他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其所作所为无疑符合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要求，并且他的诗文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审美色彩。
如《冠石》诗中，描写的就是他一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下桥》其诗描写现实的生活，将人民的生活状况记录在诗篇中，与唐朝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相近，故魏禧在《魏叔子文集》中这样评价他的诗：“诗于杜为别出，人咸推服之。”
朱谋土韦，字郁仪，又字明父，号海岳。他明代宗藩的重要人物，一生博学多才，酷爱藏书，又著作颇丰，并与士大夫交往甚深，当时名动一时。他主要活动于嘉靖末年以后，直到明朝灭亡前夕。
面对当时的状况，他所作《藩献记》、《水经注笔》、《古今通历》、《积园近稿医途》等著作皆是有益于现实的大作。他的诗感触自然，沉郁顿挫，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情怀，如《滕王阁》一诗怀古凭吊，感伤人生。又《元夕曲》三首中，尽道人生的悲苦情絮，将人生的离合以及对生民“脂膏”殆尽的感叹表达的淋漓尽致。
沈宪王朱凰栘，号南山道人，其“酷嗜谈禅”，有隐逸之风。而起所处的时代正是明代宗藩问题非常激烈的时代，而且此时流民问题非常严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恶化，大明王朝逐步露出衰亡迹象。
此背景下，朱凰栘在隐逸谈禅的同时，也关注着社会问题，其诗《闻陵川有警》，文句平平，没有可嘉赏的地方，但是作者在诗中描写了对匪寇的鄙夷，和对政F军的自信。抛开其论调而言，可以说作者确实对现实问题报以关注，并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朱胤梢，字逊轩，属沈藩，沈藩“凰”字辈大多生活在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社会问题重重，而国家修补不急，很多政策的不妥善造成了百姓的无辜受难。朱胤梢在目睹了万历三年的一次百姓因政F工程而死的惨状后，将其如实的记录，名为《七哀》。
朱凰梢所做的这组《七哀诗》，体裁起自汉末，而用以记录其所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民间惨状，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细致入微的客观描写，强烈的反映了万历三年修建宣大边墙而给百姓带来的痛苦。
诗中对政F修筑边墙的无用失败和军士对劳役人民的催逼刻画入木三分，一幅劳苦人民受压迫的景象跃然纸上，感情色彩极其强烈。
又假借受苦人民的口吻，来表述前赴劳役前夫妻依依惜别，约定完工后相会，但岂知命丧劳作之工地，感情饱满，动人心弦，将人民受苦死亡的无助和绝望表达的淋璃尽致。
从对真实发生事情惨状的目睹听闻，到将其写成悲愤的诗文，作者深情流露，可以说这组《七哀诗》是朱凰梢现实主义审美诗文的代表之作。
朱拱樋，字子深，号匡南，又号同伯，宁藩奉国将军。其诗文倾向模仿唐诗，尤其杜甫之诗。众所周知，杜甫诗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朱拱樋在模仿杜甫诗格律的同时，也深刻的学习了杜甫的诗文现实主义的审美。
其《寄明卿时归武昌》一诗约创作于55岁左右，可以说是他“杜氏近体”的代表作，其诗有类于杜甫的《登高》，尤其后四句，可以看出刻意模仿。尽管其模仿杜甫诗文的痕迹比较深刻，却也能从诗中看出朱拱樋对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怀的细致描绘，此时对现实主义诗歌审美观点的倾向，亦可见一斑。
明代从嘉靖中后期开始，逐步走向王朝的迟暮和衰亡，在此时各种思想活跃的同时，很多人也转而关注于现实，宗藩们也不例外。他们的诗文中有很多注重于对人生、对社会等现实状况的挖掘，并深情的表达了出来，一股浓郁的现实主义审美的回归逐渐播散开来。
从本身生命的体悟，到对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感受，他们通过诗文作品将其如实的描绘出来，并加进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些宗藩成员和其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的社会画卷，看到人民的疾苦，看到人民的生活，看到作者的人生，看到作者的理想。
不仅通过诗文作品，他们也在实际的行动中表达了看法，如很多人积极地参加给他们开设的宗科考试，并有很多人取得了功名，进而摆脱了对宗藩待遇的依赖，以用事于当时。
从这些举措和宗藩们的现实主义诗文中可以看出，在明代逐步衰亡的时期，他们的审美有了明显的现实主义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