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济和高句丽联合围攻的压力之下，新罗与唐朝交好，之后又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结成了同盟，相继灭亡了百济、高句丽。但随后唐罗双方展开了对百济、高句丽故地的争夺，导致战争爆发，两国关系恶化。唐罗战争期间的两国关系并非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新罗文武王两次遣使请和，使战场局势趋于缓和。
唐罗战争结束后至神文王时期，两国关系进入短暂的冷淡期，双方无朝贡往来。圣德王执政后，推行积极的亲唐政策来巩固政权，使双方关系趋于缓和。唐玄宗执政后，恢复对外开放政策，双方互通使节，来往密切。
新罗主动示好缓和两国关系
建立统一政权后，新罗内部政治统治混乱。孝昭王四年即695年之际，“京都地震，中侍元宣退老”。在元宣退任中侍后，孝昭王在近一年内都没有任命新的中侍，从而出现了中侍职位的空白，可见真骨贵族与王权之间斗争激烈。
698年，大祚荣建立“振国”，其疆域南面与新罗接壤。使得新罗感到威胁，促进了新罗改善与唐朝的关系。
699年，新罗“遣使朝唐，贡方物”，恢复了中断已久的朝贡关系。新罗此举一方面可能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渤海存在的潜在威胁。
700年５月，新罗发生真骨贵族叛乱。“伊滄庆永谋叛，伏诛，中侍顺元缘坐罢免。”
神穆太后平息此次叛乱后，不久便薨逝。孝昭王在此后的两年时间内都没有任命新的中侍，可见王权可能被真骨贵族所操纵，孝昭王丧失了政治主导权。孝昭王政权脆弱不足以支撑其对外往来，因而在其统治时期内仅出现了一次遣使朝贡唐朝的行为。
唐朝内部动荡无暇顾忌两国关系
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武则天为巩固政权，对内进行了大规模政治清洗。“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在武则天改朝称制之后，唐朝内部不稳，边界不安，因而无暇顾及与新罗的交往。
圣德王时期，新罗遣使入唐不断，对外关系稳定。在唐罗双方约十年的交往中，圣德王频繁遣使朝唐，几乎年年朝贡献方物，有时一年多达两至三次，主动修复与唐朝的关系。但鉴于当时唐朝内部的政治局势，新罗的遣使行为并未得到唐朝的热切回应。
697年，突厥“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唐朝因局势动荡，在东北亚地区采取了消极的退守政策，这也间接促使了东北亚诸部的复兴。
705年，武则天驾崩，唐朝政权陷入短暂的混乱期，宫廷政变频发。中宗复位后，其贪图享乐不理政事，皇后韦氏与其女安乐公主挟势弄权。
707年7月，太子李重俊率领御林军发动政变，企图消灭武氏韦党势力，但韦后与安乐公主组织将领杀死李重俊，兵变失败。中宗驾崩后，韦后掌握大权。
710年，李旦之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消灭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势力，并拥立李旦为帝。在韦后势力被铲除之后，太平公主逐渐掌控大权，其与李隆基的权力斗争曰益加剧。
712年8月，李隆基在姚崇、宋璟等人的支持下，率领禁军消灭了太平公主及其党派势力。李隆基继位后，结束了宫廷内部动荡不的局面。
自此，唐朝政治才开始趋于稳定。唐朝的对外交往亦受到其内部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统治集团内部政权更迭频繁，边疆不稳。唐朝此时的重心在稳固皇权方面，而无暇顾及与新罗的往来。但新罗积极的亲唐行为则打破了双方对峙的局面，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缓和。
唐朝政局稳定后两国恢复建交
唐玄宗即位后，基本上解决了武则天去世以来政权不稳的问题，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开元时期，是唐朝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大时期。“玄宗留心治道，去弊革讹，赋役宽缓，刑罚清平，天下农捻，人民乐业，户口大增，真是物殷民富，天下太平。四裔君长渠酋竟相款献，长安繁荣空前。”唐玄宗在位45年（712——756年），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开元时期（713——741年）是唐朝国势强盛的巅峰表现。唐朝恢复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与新罗交往密切。
唐玄宗即位后，唐朝国势强盛，政府恢复对外开放。唐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强调对周边邻国的开放和制度文化的传播，通过人员、物质、文化的广泛流动，充分吸收各国之长，维持自身的先进性和活力，形成对周边邻国的优势和吸引力，以此确保自身的中心地位。新罗利用唐朝的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与唐朝的政治往来。
714年，圣德王重新启用宿卫制度，恢复宿卫外交，打破了此前单一的朝贡外交的形式。新罗通过宿卫制度加深了唐朝的信任，有利于其更广泛的吸收唐朝的文化和制度。
714年，新罗对唐朝派出贺正使，遣使种类更加多样。贺正使是指派往唐朝朝贺正月元日的使者，贺正是中国古代王朝举行的重要的国家礼仪之一。唐朝对新罗派来的贺正使给予礼遇和优待。唐玄宗宴新罗使者于内殿，并且赐官。
716年，唐朝授入唐贺正使金枫厚欲员外郎还之。
722年8月，圣德王“始给百姓丁田”，仿唐朝均田制实行丁田制，按丁分田，国家对丁男丁女分给一定数量的耕地。丁田制的实施在防止农民流散、提高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抑制了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稳定了社会秩序。
724年，唐朝赏赐新罗约共计二千匹卿锦袍、金带及彩素。此外，从“王弟金嗣宗入唐献方物，兼表请子弟入国学”可知新罗还向唐朝派出请求使。请求使即指向唐朝提出请求，这里具体指文化上的请求，新罗努力吸收唐文化。
与之前相比，新罗与唐朝的交往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不仅局限在朝贡外交方面。对新罗遣使不断的行为，唐朝予以积极回应，双方互通使节，政治交流更加频繁。新罗重视对唐朝文化、制度的吸收，进一步巩固与完善了新生的统一国家。
形成以唐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天下秩序
唐朝与新罗关系是论及唐朝东北亚天下秩序中的重要一环，而朝贡与册封是维系以唐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天下秩序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唐罗恢复友好交往，有利于维系以唐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天下秩序，并为此后东北亚政局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新罗自圣德王上台执政后，多次遣使朝贡，缓和了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玄宗即位后，唐朝政治稳定，国势强盛，恢复对外开放。唐朝依靠着严密的统治机构和完备的法律与军事制度，长时间在世界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对东北亚其它国家、地区或部族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因此，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先进性来吸引周边民族和国家，唐朝将它们融入以其为中心的东北亚天下秩序之中。
唐玄宗执政后，向新罗释放友好信号，加授圣德王为骠骑将军、特进、行左威卫大将军、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鸡林州刺史、上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
唐朝在玄宗统治时期进入鼎盛之时，新罗派出遣唐使、宿卫、留学生等，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文化等，以整顿国内体制。在新罗遣使不断后，唐朝不仅对新罗使臣赐官赏物，而且还重视派往新罗使臣的选拔，特地派遣学问造诣高的官员担任赴新罗使臣。
唐朝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而又繁荣的国家之一，其为中国史上光荣的盛世。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唐朝政局稳定，经济富庶，强有力的军事实力为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朝在文学艺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诗歌创作登峰造极，在绘画、书法方面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留下了不朽作品。唐朝以先进文化影响周边国家，使他们自觉“向风慕华”，从而达到“九夷同文”的局面。因此，在频繁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东北亚共同的文化意识和理念，有利于稳固地维系以唐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天下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