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宋徽宗宣和水灾及其背后的权力之争

宋徽宗宣和水灾及其背后的权力之争

宣和元年(1119)五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洪灾袭击了北宋都城东京,起居郎李纲上书,将此视为“大异”和“天戒”,触怒徽宗皇帝,徽宗下诏辩解“即非灾异”的同时,将李纲贬为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后来,在与好友许翰的通信中,李纲进一步将宣和水灾视为靖康之变的先兆。 (李纲:《泰宁与许右丞书》,《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045页)李纲宣和水灾奏议,不断地被历史书写, (张吉寅:《李纲宣和水灾奏议的历史书写》,《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使李纲赢得钦宗好感。 (《李纲全集》,第1862页)靖康之初,金军第一次围城,李纲获钦宗重用,成功组织起第一次东京保卫战,赵宋王朝暂时躲过一劫。

宣和水灾奏议,李纲初试啼声,开始登上政治和历史舞台。建炎之初,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担心根基未稳,便任命李纲为南宋第一任宰相,就源于李纲在靖康围城中积累起来的人望。 (熊克:《宋朝中兴纪事本末》,凤凰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卷1上,第12页)由于李纲在宣和、靖康、建炎之初的表现和作为,后来,朱熹为李纲奏议作序时写道,“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 (朱熹:《丞相李公奏议后序》,《李纲全集》,第3页)但朱熹没有提及,李纲之所以不用于彼时,同样肇因于宣和水灾奏议。

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徽宗仓惶“南巡”,七日,金人便兵临城下,二月十日,宋、金暂时议和,金人退师,三月二十一日,李纲赶往南京,奉迎徽宗还朝,君臣论及宣和水灾,徽宗坦言,“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李纲全集》,第1682页)《李纲全集》的点校者王瑞明将徽宗口中的“宰执”明确指认为蔡京, (《李纲全集》,前言,第2页)实则大谬不然,李纲被贬绝非蔡京所为,又确与蔡京有关,因为李纲正是蔡京党人,论水灾奏议,或为蔡京授意。

李纲

李纲,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在《祭余相公文》中,李纲自述,“我昔未遇,公实荐之。”在李纲文集中,该祭文甚至排在《祭黄大资政文》之前。 (《李纲全集》,第1522)“余相公”指余深,徽宗朝宰相,《宋史》(卷352)有传;“黄大资政”指黄履,李纲舅翁,徽宗初年,官至尚书右丞,《宋史》(卷328)有传,余深、黄履、李纲与蔡京俱为福建人。所撼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时,并未对版本详加考校,但据《四库全书提要》,李纲的表章、奏议均由其子李秀裒集,不妨推测,李纲诗文亦当由其子孙整理,而祭文顺序很可能由李纲亲自排定,足见李纲对余深的敬仰与感恩之情。

宣和水灾时,李纲为起居郎,很可能出自余深所荐,仔细排比宋宰辅表中余深除拜与李纲仕履的时间线可知,政和二年,李纲进士及第,同年六月,余深复门下侍郎,李纲“充相州州学教授,以亲庭远,易镇江”。 (《李纲行状》,《李纲全集》,第1696页)政和七年十一月,余深拜相,政和八年八月,李纲除起居郎。

政和八年至宣和元年正是王黼异军突起并逐渐取代蔡京的关键时期,自然也是蔡京阻击王黼的关键时期。《宋史·职官一》:“(起居郎)一人,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大朝会则与起居舍人对立于殿下螭首之侧。”起居郎随侍皇帝左右,是蔡京借以监视政敌与皇帝往来议事的关键岗位。

崇宁三年二月,徽宗更下诏,“自今御后殿,许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以下称《十朝纲要》,中华书局,2013年6月第1版,第443页)后殿即崇政殿,相较于皇帝日常听政的场所垂拱殿,崇政殿地处禁中最深处,属于天子的“私人空间”,是皇帝召对近臣,从容交流的地方。 (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第1版,第36页)同时也是蔡京提防政敌“进谗”的盲区,而李纲除起居郎,于蔡京而言,尤为重要。

另外,李纲除起居郎还可与同期蔡京党人吴敏、许翰相继把持给事中这一职事官相提并论,“(给事中)四人,分治六房,掌读中外出纳,及判后省之事。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给事中对于国家政令和中高层官员的除授均享有封驳之权,而且和起居郎同属门下省,此前,迫于舆论压力,蔡京“惧权重”,被迫辞免签书“门下省文字”,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称《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1版,卷1029,第1033页)却又暗度陈仓,改由党人盘踞这两个重要岗位,其安排之巧妙,不愧为政争高手。

余深,福州人,与蔡京同乡,史称“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 (《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第1版,卷352,《余深传》,第11122页)政、宣之际,余深进退出处,无不唯蔡京马首是瞻,在蔡、王二党交斗的关键时期,余深荐李纲为起居郎,使其成为蔡京党人埋伏在徽宗身边的重要棋子,自然也是王黼一党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这和当初郑居中借童贯之手,除去蔡京党人叶梦得如出一辙。叶梦得时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掌内制,负责撰写皇帝诏令以及任命宰执和重要官员的制敕等,“备顾问”时,还可以间接影响皇帝决策,同属政争中势在必得的关键位置。 (《拾补》,第943页)

李纲与蔡京父子关系,学界早已有论断。 (王晴:《李纲与蔡京父子关系考辩》,《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问题在于李纲与蔡京父子关系始于何时,对此鲜有人论及。日本宋史学者平田茂树以交游空间和人际网络为线索,解读两宋士大夫的政治网络, (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这一理论同样应适用于李纲。

许翰有诗曰:“平生吾三友,四海吴李孙。” (许翰:《许崧老三友篇赠珪老》,《许翰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84页)其中,“吴”指吴敏,“李”即李纲,“孙”为孙傅。李纲、吴敏、许翰三人既是终生挚友,也是靖康、建炎间的政治盟友,宣和水灾之际,吴敏、许翰均入蔡京门下,许翰为给事中,正与蔡京及长子蔡攸往来频密,吴敏“为蔡京所引”,但已被郑居中逐出朝廷,王黼则“改事郑居中”。 (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39页、第56页)另外,虽无直接证据表明李纲和孙傅往来,但孙傅曾为许翰举主, (许翰:《谢孙傅师举学官启》,《许翰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25页)且为蔡京之子蔡翛门客,与蔡翛往来密切。 (《宋史》,卷472,《蔡翛传》,第13733页)

这一时期,李纲的举主余深及好友吴敏、许翰,均为蔡京党人,另外,李纲舅翁黄履长婿张根,也是李纲的岳父,张根及弟张朴同样正为蔡京所用,尤其是张朴始终为蔡京父子所用,先助蔡京打击郑居中党人,“凡蔡京所恶,(张朴)亦指为居中党而逐。” (《宋史》,卷356,《张朴传》,第11219页)另外,宣和水灾前后,蔡京再“风侍御史张朴劾徐处仁罪”。 (《拾补》,第1214页;另见《宋史·张朴传》)张根第五女嫁范渭,与李纲为友婿, (汪藻:《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张公行状》,《浮溪集》,卷24,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第282页)范渭是《资治通鉴》同编修范祖禹次子, (施懿超:《范祖禹主要生平事迹编年考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而范祖禹幼子范温和蔡京季子蔡攸关系密切,蔡攸称其为“吾所畏友”。 (《铁围山丛谈》,第55页)此外,蔡京第二次拜相,赖刘正夫之助, (《宋史》,卷351,《刘正夫传》,第11099页)刘正夫与李纲岳父张根同为黄履婿。 (李纲:《宋故龙图张公夫人黄氏墓志铭》,《李纲全集》,第1570页)

政和八年(1118)四月,宣和水灾前一年,淮南转运使张根落职,监信州酒税,原因是“大臣以赐第时谓根议己”,虽然蔡京父子均有赐第,但蔡京最近一次赐第发生在政和二年二月, (《十朝纲要》,第478页)与此相隔遥远,故而此处之“大臣”,应为王黼,详考这一时期,唯有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徽宗)赐王黼第于昭德坊”。 (《十朝纲要》,第491页)史籍中虽无张根和蔡京结党的直接证据,但张根此时将矛头直指王黼赐第事,无疑意在中伤王黼,而这和蔡京一党的立场和利益是一致的。

综上,宣和水灾之际,李纲所有可知的人际网络几乎都和蔡京有关,由此认定李纲与蔡京党人过从甚密甚至为蔡京党人,当不至于武断,所以,徽宗口中那位“不喜”李纲的宰执必非蔡京,但是否就一定会是王黼呢?

详考徽宗朝宣和元年五、六月间的宰执团队,其全部成员包括宰臣蔡京、余深、王黼,执政则有童贯、白时中、冯熙载、范致虚、张邦昌,其中,白时中、冯熙载慵懦无为,况夹在蔡京、王黼之间,唯有明哲保身,固然不会贸然出手,张邦昌三月初入政府,立足未闻,虽为郑居中姻亲,但郑居中已罢相,他要么暂时孤立无援,要么转而依附王黼,都不可能孤注一掷。此外,余深既为蔡京死党,又是李纲举主,自然不会对李纲下手。

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宰相

其他如范致虚亦为福建人,蔡京第一次拜相,便引范致虚为讲议司详定官,政和初,范致虚转而党附张商英,被蔡京党人逐出二府,但宣和初,蔡京主动和范致虚释憾,其间,二人往来频密,或与王黼势头正盛有关,范致虚再入二府,孤掌难鸣,很有可能转而依附蔡京,况且此前一年,范致虚主动为蔡京党人刘昺脱罪,可视为范致虚向蔡京纳下的投名状,蔡京也有意愿拉拢范致虚,总之,此时的范致虚也不存在攻击李纲的动机。 (《拾补》,第1277页)如此一来,最有嫌疑和意愿除去李纲的,就唯有王黼和童贯了。

蔡京初相,童贯功不可没,“京进,贯力也”,而童贯掌兵,也拜蔡京所赐,“力荐之”。 (《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58页)但政、宣之际,童贯却因“争权”而与蔡京分道扬镳, (《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第963页)政和八年八月左右,蔡京更一度劾罢童贯,赖蔡京长子蔡攸从中“救解”,才侥幸躲过一劫。 (《拾补》,第1153-1154页)此时,距宣和水灾尚不足一年,童贯想必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再去招惹蔡京。

王黼则不然,在此之前,他已与蔡京势同水火,而李纲与蔡京走近,且又有李纲岳父张根暗讽自己在先,与此同时,王黼正受徽宗信赖,可谓既有动机,又有能力清除异己,由此可见,当时宰执中“不喜”李纲,且必欲去之而后快者,非王黼莫属。

宣和水灾背后的激烈政争,远不止浮诸水面的蔡、王两党交斗,背后还隐现着皇太子桓与郓王楷之间的皇位争夺战,其中,王黼一党与郓王楷之间的关系,频频见诸各家史籍,确凿无疑,无需赘述,但蔡京党人与皇太子桓之间的默契,却有待考实。

政和五年二月,徽宗立定王桓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钦宗生母显恭王皇后崩于大观二年,年仅二十五岁,王皇后早逝与郑、王二妃的倾轧、迫害不无关系,“郑、王二妃方亢宠”,“巨阉妄意迎合,诬以闇昧”,“秘狱参验”。 (《宋史》,卷243,《后妃二》,第8638页)

后来,郑氏立为皇后,王氏为贵妃,郓王楷即王贵妃所生,初封嘉王,政和八年,进封郓王(以下统称郓王),政和三年,徽宗升定州为中山府,但仅为次府,政和五年,钦宗始由定王被立为皇太子,大观元年,郓州却已升为大都督府。 (《十朝纲要》,第421页)可见,郓王楷的荣宠及其在徽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有凌驾皇太子之势。

郓王楷生母王贵妃与郑皇后系出同门,最初,二人同为徽宗嫡母向太后殿押班,徽宗即位后,被赐予徽宗,二妃可谓始终一体,郑皇后虽生下皇子兖王柽,但次日便不幸夭折,之后,郑皇后再未产子,对于郑皇后而言,改立郓王楷为皇太子,显然于己更为有利。

大观三年四月,郑居中进知枢密院事,郑居中是郑氏族侄,同年八月,宰臣何执中建请立后,大观四年十月,徽宗立郑氏为皇后,第二年,即政和元年,时同知枢密院事郑居中便与何执中联手将张商英逐出朝廷,由此推测,何执中请立郑氏的背后或有郑居中居间运作,但郑皇后很快接受内侍黄经臣建议,以避嫌为名,请求徽宗罢免郑居中。政和三年三月,郑居中再除枢密院事,八月,郑皇后又请求徽宗禁绝郑居中与后父郑绅往来。 (《宋会要辑稿》,后妃一)

但政和五年,徽宗立皇太子之后,郑皇后对郑居中出任宰执的谨慎态度为之一变,政和六年五月,郑居中取代何执中,登庸拜相,相较于之前同知枢密院事及知枢密院事,此次郑居中由外戚出任宰臣,更是赵宋王朝的禁忌,徽宗即位之初,便于崇宁二年七月下诏,“自今勿复援韩忠彦例,以戚里、宗属为三省执政官。世世守之,著为令甲。” (《十朝纲要》,第440页)但郑皇后再未置一词,其中的微妙耐人寻味。

郑居中拜相不久,同年十一月,郓王楷便“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兼提举内东门、崇政殿等门”。皇子被授予事涉皇城及皇帝安危的实职差遣,同样有违赵宋一朝的“祖宗之法”,终有宋一代,更绝无仅有,其间若无宰臣郑居中的支持或默许,是绝无可能的。或许,郑皇后需要倚重郑居中,达成拥立郓王楷的目的,故而对郑居中拜相不仅不再阻挠,反而乐见其成,郑居中也对郓王楷的实职差遣网开一面。此后,政和八年,郓王楷参加殿试,有司考在第一,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皇子状元。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

不久,郑居中因母忧去职,而王黼“內交居中”,继郑居中执国柄,“钦宗在东宫,恶其所为。郓王楷有宠,黼为阴画夺宗之策。皇孙谌为节度使、崇国公,黼谓但当得观察使,召宫臣耿南仲谕指,使草代东宫辞谌官奏,竟夺之,盖欲以是撼摇东宫。” (《宋史》,卷470,《王黼传》,第13683页)按照宋朝故事,“本朝皇太子生子为嫡皇孙,封秩比皇子。”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而王黼借嫡皇孙大做文章,就意在弱化或否认钦宗作为皇太子的身份,而时间恰在政和八年初,这一时期,王黼与蔡京两党之争正势同水火,愈演愈烈。

政和八年六月,刘昺坐王寀谋反案流放琼州,开封尹盛章极力罗织刘昺罪名,盛章依附内侍何䜣,何䜣依附梁师成, (《拾补》,第1275-1276页)梁师成则和王黼相表里,被梁师成荐为宰相。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231页)另外,何䜣或因明节皇后而再与郑皇后暗通款曲。 (《宋史》,卷243,后妃下,第8644页)

刘昺初名炳,后来,徽宗赐名昺,他与兄炜、弟焕俱为蔡京所用,“昺尝为京画策,排郑居中,故京力援昺”,王黼、盛章一党击刘昺首先意在刘昺背后之举主蔡京,蔡京显然对刘昺颇为器重,不惜三次举荐刘昺担任重要职务, (《宋史》,卷356,《刘昺传》,第11206-11207页)但王黼、盛章此举绝不止于此,刘昺及弟刘焕还和皇太子关系密切。政和五年,刘昺为太子宾客,刘焕后为太子詹事,刘焕初任时间不详,但政和八年,刘焕也受王寀案牵连而被流放。 (汪藻:《靖康要录签注》,卷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20页)

蔡京

政和间,蔡京对皇太子保护备至, (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页,另见于黎靖德:《朱子语录》,卷130,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第3127页)刘昺、刘焕兄弟相继出任东宫僚属,应出自蔡京安排。考虑到郓王楷或因郑皇后而先与政敌郑居中暗通款曲,而王黼既出自郑居中门下,继承郑居中与郓王楷之间的政治联盟便顺理成章,而且王黼姻亲葛次仲时为郓王府学官,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葛次仲入郓王府的时间不会早于政和六年初,是年五月,郑居中拜相,葛次仲应为郑居中所荐,这些都势必激起蔡京党人的猜忌和警惕,由此,在皇太子身边安插刘昺兄弟的目的便不言自明,蔡京欲联手皇太子反制郑居中、王黼与郓王楷一党。

阻击郓王楷上位,符合蔡京和皇太子的共同利益,王黼党借王寀案除去刘昺兄弟,同样意在剪除皇太子羽翼,而王寀案却因王寀和林灵素斗法而起,与此同时,宣和水灾也随之成为皇太子与林灵素正面角逐的斗兽场,而这是皇太子与林灵素第二次正面冲突,第一次源于二人之于佛、道立场之争,此次,林灵素却直接剑指皇太子:

“宣和元年三月,京师大水临城,上令中贵同灵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势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灵素遂上表乞骸。”(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5页)

至于林灵素与王黼、梁师成一党的关系,蔡京与范致虚“觞於西园”,曾有诗曰:“三峰崛起无平地,二派争流有激湍”。“三峰”便暗指王黼、林灵素、梁师成,且将三人视为“一派”。 (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1版,第74页)此外,林灵素和苏轼交游, (《拾补》,第1261页,另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林灵素少时曾为苏轼书童)梁师成则“自言苏轼出子”,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第13662页)此外,梁师成党人王安中则从学于苏轼,这些或许都是他们相互结党的纽带,宣和二年六月,徽宗唯独追复“元祐党人”苏轼龙图阁待制,便恰逢蔡京致仕、王黼拜相、王安中除尚书右丞之际,显然是梁师成党人努力争取的结果。 (《十朝纲要》,第515页)“师成自冒为苏轼之出子,与轼诸子叙拜为兄弟行,数丐上曰:‘先臣何罪?’” (《三朝北盟会编》,卷32,第242页)而林灵素同样赋诗为苏轼鸣不平,“苏(轼)、黄(庭坚)不作文章客,童(贯)、蔡(京)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拾补》,第1261页)

政和末,宣和初,徽宗不遗余力地增崇爱子郓王楷,而郓王楷也大有取皇太子之位而代之之势,但宣和七年底,徽宗却突然禅位皇太子,这一戏剧性翻转可谓北宋末年一大历史疑案,以致于郓王楷不甘于此,竟欲带人闯宫夺位,赖何灌领兵入卫,才未出意外。 (《宋史》,卷357,《何灌传》,第11227页)解开上述谜题的关键仍在蔡京、王黼两党的此起彼伏,宣和六年十一月王黼罢相,十二月蔡京第四次拜相,皇太子即位之后,蔡京、王黼的下场同样取决于此,宣和七年底,钦宗即位,太学生陈东将蔡京列为“六贼”之首,王黼次之,但结果是蔡京得以善终,是“六贼”中唯一自然死亡的人,“蔡京不见杀渊圣(指钦宗),以尝保佑东宫之故”, (《朱子语类》,第3127页)而王黼却成为两宋第一个被杀的宰相,年仅48岁。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退位,钦宗即位,第二年(即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夜,徽宗携郓王楷仓惶出逃,七日,金军便兵临城下,徽宗与郓王楷随即盘踞镇江,并止绝东南递角及勤王之师,徽宗与钦宗父子进一步失和,也让围城之中的钦宗在战与和之间投鼠忌器,犹豫不定,最后被迫向金人屈膝求和,一旦金人退兵,劝返徽宗之后,钦宗便将徽宗软禁龙德宫,竟至于京城失陷时,徽宗仍一无所知,就同样源于政、宣之际时为皇太子的钦宗与郓王楷的皇储之争。

宣和七年底,蔡京父子授意吴敏、李纲力赞“内禅”,助钦宗登上皇位,吴敏、李纲、许翰也因此骤擢显位,并主导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但很快便因为结党及其与蔡京的关系而一再被弹劾,吴敏、李纲、许翰先后被罢官,甚至流放,宋廷随即也在新一轮政争中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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