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达案”是发生在嘉靖年间的一件案子，此案不仅涉及著名的民间邪教白莲教，而且与嘉靖年间爆发的“大礼仪之争”息息相关。“李福达案”最初只是个事涉个人的谋反重案，但此后却发展为了“大礼仪之争”双方相互攻击的工具，最终经审理认定为“诬告案”，但具体如何仍有争议，争议的重点就在于时任山西太原卫指挥使的张寅到底是不是李福达。
李福达曾为义军首领，仇家薛良状告指挥使张寅便是李福达
李福达乃是正德年间的一个义军首领，曾与王良、李钺在民间通过白莲教吸纳教众、发展势力，并在正德初年发动起义，但不久后便宣告失败，被发往山丹卫充军。后来李福达从山丹卫逃走，改名为李午，结果不久再度被发现捕获，再度发往山丹卫。
再后来，李福达竟然再度脱逃，逃至陕西洛川，仍然秘密传播白莲教，一度远近争附，随其贫富，有献至千金者，破产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撞而至”，在具有一定规模后，又和邵进禄、惠庆等人在陕起事，结果再度失败。
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薛良与时任山西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因有旧怨，因而告发张寅正是反贼李午（李福达），并说张寅家中的族谱是其假造的。因为事涉当地官员，且为谋反大案，于是巡抚都御史毕昭亲自审讯，结果审定为诬告。薛良不服审讯结果，于是按察使李珏再度审理，同样认为是诬告。薛良仍然不服，于是又经过都御史江潮复审，仍然认为是诬告。
因“大礼仪之争”双方矛盾，“李福达案”开始扩大化
按理来说，案子审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结案了。张寅之子当时远在京城，因信息来往不通，只知道父亲出事了，而不知道案子已经查清，连忙跑去找与父亲关系极好的武定侯郭勋，想要其设法搭救。武定侯郭勋得知此事后，便行文山西为其诉冤。
嘉靖初年，被称为“大礼仪之争”的事件愈演愈烈，表面上是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与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继统”与“继嗣”展开的激烈斗争，实际上却隐含着皇权与阁权之争。而武定侯郭勋，正是张璁一派重要力量，因参与“大礼仪之争”而深受皇帝宠信。
嘉靖五年（1526年），时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马录乃是杨廷和一派，因此在接到郭勋的信件后，立即心生一计，意图用此事将郭勋拉下水，从而削弱敌对势力的力量。于是，马录便将张寅认定为李福达，将其按谋反重罪论处，并通告京中官员上书弹劾郭勋与李福达勾结意图谋逆，从而导致此案开始扩大化。
最终审定为诬告，但事情真相如何已经无法判断
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刑部尚书颜颐寿为首的三法司在京畿道重审张寅案，虽然无法取得统一供词，但颜颐寿却极为赞同马录的看法，意图坐实张寅的谋反之罪。而张寅的二十多位邻里和友人，也在此期间赶到京城，打算为张寅伸冤。
二月十六日，颜颐寿上奏阶段性审讯结果，仍然认定张寅乃是李福达化名，且意图谋反。但在四月四日再度审讯之后，却突然改变说法，认定张寅只是犯了妖言罪，而不再提谋反重罪。嘉靖在拿到结果之后，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认定妖言罪，并认为颜颐寿等人审理案件前后含糊不清，并下令原审官员毕昭、李珏、李璋、江潮等人到京当面对质。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初三，“仍会官廷讯，乃归罪于薛良，言良原与张寅有隙，将李午妄作李福达，李福达妄作张寅，并无聚众谋反，惑众称乱等情。”也就是说，最终认定张寅乃是被薛良诬告，且对企图制造冤案的官员进行追责。
同年八月初五，嘉靖令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事，主审张寅案，最终具得张寅被诬状，并对炮制冤案的官员进行了判决。
由于此案事涉“大礼仪之争”，而当时的嘉靖帝也是事件参与者之一，且显然是张璁、郭勋一派，因此他的态度是否对案件结果产生了影响，不得而知。此外，结案之时已经是嘉靖六年（1527年），此时“大礼仪之争”已经尘埃落定，最终以杨廷和一派失败告终，这对案件是否产生影响，也不得而知。
“李福达案”四十余年后，徐阶曾为“大礼仪之争”和“李福达案”的官员平反，认为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但后来的高拱和张居正等人则认为嘉靖年间的审判没有问题，张寅乃是被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