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修筑是农耕民族为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建造的大型历史建筑。中国历史上清朝、汉朝、唐朝、明朝在修筑长城上都十分的积极。
甚至是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权的金元政权，对长城的修筑都很重视。无它，只因“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功用。
但是宋朝在对待长城的态度上，与其他的朝代都有所不同。自秦至清千余年间，朝廷对森林的开发上都是利用为主。
唯独宋代一反常态，在开发森林的同时，以官方的力量保护森林，大力在朝野内外提倡种树，甚至有时官员的晋升与降级还与种树这一事业挂钩。
在边境问题上，更是把重心转向种树，而不是大规模修筑长城。这不禁引人深思，为何独独宋代如此呢？
宋朝不选择大规模修筑长城，实际与北宋的疆域有很大联系。北宋的疆域在历史上并不算广大，因为外部辽、金、西夏长期与宋朝对峙。疆域上各自占领一隅，所以整个宋朝的版图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从未大规模的拓宽。
宋代的疆域基本和唐末五代割据政权所拥有的疆土范围重合。以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为分界线，与辽人形成对峙而望的局面。
宋代在西北对付西夏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与金人之间时有战争，但在靖康之役此前，也不曾过分损失城池。只是曾经略有陕西绥德、甘肃陇西等地界，在西南只到今天的湖南西部、四川南部。
等到南宋时，疆土领域不到北宋疆域的五分之三。主要以秦岭、淮河以南的地界，岷山以东的地区。北宋保持与辽金西夏保持和平相处，在军事上战略上主要在北方。但疆域的内的长城段并不足以对付边境压力，所以北宋选择修筑长城，并不是军事防御的首选。
北宋若是修筑长城，面对的军事压力十分巨大。南宋南渡之后，主要的战线集中在秦岭淮河一线。
南宋建都临安之后，即在今浙江省西北 部、杭州湾西部，大体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南端，浙 江、福建丘陵的北端，处于两种地形的交界地带。“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 财力富盛 ，足以待敌。”
另外杭州附近拥有众多低山丘陵，其中主干山脉有天目山、白际山、 昱岭、千里岗和龙门山等，海拔多在1500米之上，地势相较于周边较高，地形有利于防守。
南宋的整个防御体系以长江、淮河、汉江等水系作为天然屏障，更注重的是水系防御，北方实在是因为鞭长莫及，自然不会费工夫去修筑长城。
北宋时期在边境种树，而不是修筑长城，这是有现实原因的，“期冀其长，以制敌骑”。
宋代重视种树是希望能够限制北方的骑兵进攻，北宋的边境主要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此处地势平广开阔，不似南宋有丘陵与河流的天然屏障。
骑兵若是南下，十分顺畅，无长城可修。因此北宋的策略是想采取种树的方式，限制敌人马匹的活动，以此来阻挡军事进攻。
在朝廷的命令之下，诸如山西等省份都有组织官兵种树的事例。到神宗年间，发展为“山林险阻”之事。到后来甚至地方官员奏请开发边境树木，因为多有盗贼逃兵隐匿期间。可见北宋把种树作为一种防御策略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
“齐、棣间数百里，榆柳桑枣树，四望绵恒，人马实难驰骤。”可以见得，也确实起到了限制辽军马匹的作用。
除了北方地区，当时朝廷在西南方四川地区也采取种树的方式，防范所谓边夷人。
种树作为一种边防策略在军事防御中，并不是宋代人所独创，但是宋代如此大力的提倡在边防地区种树，主要是还是因为边界线地区特征所影响。
宋代不像明朝疆域广阔，据有整个北方地区，为了实现控制明朝就可定得采取修筑长城的这样的方式。而宋代疆域局限，边界地势决定其不能也不需要大规模修筑长城。
宋朝时期，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在宋之前黄河流域作为政治、经济、文明的中心之地，经济开发的强度大，林地多被垦殖变为农田，而森林本身的采伐规模也不断增大，到唐宋时期很难再见到黄河流域有原始森立的迹象，这种情况加速了黄河流域的进一步衰落。
于是，转而开发南方是历史发展的选择。这种历史趋势使得对南方的开发呈现出前所未为的事态，因此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森林也开始被大量利用。
在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的背景下，长江下游地区森林面积开始大面积缩小。这是因为随着人口增长大规模的砍伐活动在南方发生，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保证王朝的统治基础，宋王朝也对其中的森林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利用。
同时，由于种植技术、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和开发，江南地区的一些丘陵山地开始出现许多梯田，伐木为田的垦殖对森林的破坏力度加大。
同时随着南方经济增长，人口数量也开始增加，薪材器用的规模不断变大。
特别其中的工商业发展，《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宋时期市民经济的繁荣发展。长江下游地带，江西地区对瓷器烧制需要大量的木材，以及民间文化水平有所提升之后，对纸张的制作需求也不断增加，这样也需要砍伐森林。
初此之外，宋代的海上贸易也很发达，对于海船制造，这些地区也十分需要林木以及竹木等的木材。同时军事战争上，海战也需要制作相应的船只。
这些各种因素的加总，使得森林的数量跟不上需求的消耗。因此宋朝除了在边境种植树木之外，在内地也十分重视种树。这主要是因为，王朝不得不解决森林大量减少的事实。
宋代在开发森林的同时，也面临着也有社会现实的压力所致。除了上面举得例子之外。宋代手工业发达，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已经开始导致一些城市的空气污染，延州就曾经出现“炒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
利用的数量日渐增加，森林、土地等过度开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为了维护南方经济的稳定和长久，宋代也需要处理这里这个问题。
当时的北方已有“沙尘暴”，“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北方经济发展不如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气候问题。
突出的气候地理优势，是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宋朝人大量开发南方，必然对南方的气候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发展。所以在当时已经存在环保压力，于是宋朝选择了一边开发一边保护。
其中包括，设有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虞部，在地方州县设置 “农师”等职位保护森林。宋朝还在《宋刑统》、《庆元条法类》等法律文件中规定了森林的保护措施，政府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不管官私不能随意开采树木、放火烧林。
而且宋代的多位皇帝都对种树之事十分重视。开国皇帝太宗继位之后，就立刻诏令要地方官员黄河、汴河两岸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以此来巩固河岸、堤坝，方志黄河的水土流失。
宋真宗祥符年间，也在在京师的河段位置，叫人“植树数千万，以固堤岸”。后来还有朝官建议：“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或随地土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费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也就是在官道周围种植树木，建议随即被采取。
最有意思的是，宋朝还把鼓励官员种树与官员的升迁惩罚联系起来，这在整个中国历史可谓是一个特殊现象。宋王朝曾经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若是在种树这件事情上功绩显著的官员，还能被有关部门上报，得到恩赏赐。
相应的如果在自己任职期间导致绿化面积减少，则要受惩罚，“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可谓是严格。
所以宋朝一代，出于更长久的统治考虑才选择重视种树，既是为了保护，更是为了长久的统治。
北宋与南宋在面对外部的少数民族政权时，压力并不少于历史上的王朝。但是不在长城的修筑上下功夫，实际上是王朝统治范围有限。在策略上选择以林木阻挡骑兵的军马，也确实有所效用。
再加上，历史大环境下南方经济发展的地位重要性，宋王朝多方考虑，重视种树这一活动，实在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