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京师（北京）紫禁城皇宫内，明英宗朱祁镇的宫人万氏给皇帝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儿子，时年不过二十岁的英宗皇帝为自己再获男嗣而得意万分，在婴儿满百日后，按太祖《皇明祖训》的规定，给次子取名为“朱见清”，并厚赏次子的生母万氏，加派人手照看母子二人。
正统十四年（1448年）七月，轻信宦官王振撺掇的英宗决心御驾亲征、讨伐入寇的瓦剌部。临出征前，他册立朱见清的大哥、刚满两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又命皇弟郕王朱祁钰辅佐皇太子，留居京师监国，自己亲率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大同边塞，意欲一举荡平和大明作对的蒙古瓦剌部。英宗出征时，已经有了三个皇子，即皇太子朱见深，和同为万氏（时为宸嫔）所生的皇次子朱见清、皇三子朱见湜（生于英宗出征前三日）。
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英宗出征后，先是组织失当、粮草短缺，导致军心不稳；抵达大同后军令又朝令夕改，使得前线一片混乱，无法继续展开作战。最后，无法坚持的英宗只得命令撤军。但由于王振的掣肘，撤军行动也是一塌糊涂、混乱不堪，终于导致明军被瓦剌追兵赶上截击，在土木堡遭遇惨败，明军战死文武大臣五十余名，王振死于乱军中，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获，这就是几乎动摇了明朝社稷的“土木堡之变”。
幸好，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诸主战大臣，在危急形势下，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恭请皇太后（英宗生母孙太后）降下懿旨，迎立监国郕王朱祁钰为新帝，以凝聚大明臣民的士气、保卫京师安全，同时挫败瓦剌以英宗来要挟大明的阴谋。九月初一，孙太后下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但同时，依旧以英宗皇太子朱见深为大明皇储。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即明代宗（景泰帝），“北迤”的英宗则被尊为太上皇。只有两岁不到的皇子朱见清和朱见湜也在懵懵懂懂之间，经历了这巨大的变故。
之后，在景泰帝和于谦等人的全力策划、齐心指挥下，大明朝野同心、士气高涨，挫败了瓦剌的入侵，护佑了京师的安全，迫使瓦剌军队裹挟着英宗返回塞外。这场自大明立国以来所遭遇的最严峻危机，终于得以度过。
朱祁镇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首领也先派出使者向明朝请求议和、通商，并称可以恭送英宗“回銮”，作为和谈条件。景泰帝于是派使者前往瓦剌，商议议和事宜。在大明议和使者的努力下，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大明和瓦剌达成了和议，“巡幸北疆”一年之久的英宗终于得以返回大明。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经过半个月的跋涉，离开京师已经一年之久的“太上皇”英宗一行人，从京师安定门入城，回到了阔别多日的京师。去年离京时，英宗还是手握天下权柄的大明皇帝，但今日重返，已经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期间落差之大，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因为景泰帝已经登基，所以大明中宫位置也已经易主，英宗的皇后钱氏成为“太上皇后”，迁居到仁寿宫内居住，景泰帝的正妻汪氏则由“郕王妃”升为皇后，居坤宁宫。按照之前刚登基的打算，景泰帝原本是要安排兄长和钱皇后一起住在仁寿宫的，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景泰帝皇位已经稳固，所以对于英宗的返回也很是忌惮，而仁寿宫处于大内，人员往来频繁，不利于控制和隔绝消息，英宗久居皇宫内，隐患很大。
于是，经过一番思考后，景泰帝将兄长安排到皇宫东华门外的南宫居住，同时加派人手负责“照看”（就是软禁）；而南宫，就是兄弟俩的父亲、宣宗皇帝当朱瞻基年做皇太孙时的太孙府：洪庆宫。
英宗迁到南宫居住时，他的后妃：皇后钱氏，贵妃周氏（皇太子朱见深生母）、宸嫔万氏（皇次子朱见清、三子朱见湜生母），宫人王氏（皇四子朱见淳生母；朱见淳生于景泰元年二月，是在英宗出征前受孕、并在“北迤”时诞生的。如果英宗不幸在“北迤”时驾崩，那他就是遗腹子了）、高氏等一起随驾到南宫居住。但英宗此时已出生的四位皇子：皇长子、皇太子朱见深、皇次子朱见清、皇三子朱见湜、皇四子朱见淳，则因为年纪太小，不便居于宫外，因此被皇太后（英宗生母孙氏）留在皇宫内，随自己一起在清宁宫内生活（皇太后这样做，也是有保护和照顾孙儿的意思）。
朱祁钰
起初，景泰帝火线登基、局势危急，所以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皇统传承问题，而打退瓦剌入侵后，因为皇权没有稳固，因此对待诸侄的态度还算不错，朱见深的皇太子身份没有变动，朱见清兄弟在皇宫内的待遇也很好。但景泰元年以后，景泰帝逐渐在朝堂上掌握了话语权，权力和位置也日益牢固，于是就产生了易储的心思，想要将亲儿子立为皇太子，把皇统彻底转到自己一系上来。
景泰帝考虑的是：如果储君不易，那么自己无论为社稷建立多少功业，统统只是无根之木、过眼烟云，若干年后自己薨逝了，皇位必将传回兄长一系（皇太子朱见深是英宗长子），而皇太子登基后，其生父英宗必然会被尊崇，无论那时候他在不在世。自己作为叔父，终究只是代替他们家暂时掌管大明江山的一个过客而已。因此，景泰帝决心在自己皇权稳固之时，抓住机会更立皇储，以达成江山社稷永远在自己一脉传承的心愿。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初一，景泰帝在上朝接见群臣、处理完政务之后，以不经意地态度，用“东宫生日”来试探辅臣们，作为易储前对朝臣的试探，以便做出进一步行动。此后，景泰帝又多次在朝会中或明或暗的示意朝臣，让他们上表，奏请更换储君。
经过景泰帝的不懈努力，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初二，以内阁首辅陈循为首的朝臣们终于上疏奏请易储。欣喜无比的景泰帝立即召开了大朝会，发布易储诏：“父有天下传之子，斯固本于万年。”降封皇侄、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出居宫外，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经过两年的努力，景泰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将储君改为亲子。
而为了表示对于兄长一系的关爱和补偿，景泰帝在更易皇储同时，将英宗次子朱见清册封为荣王、四子朱见淳册封为许王（英宗第三子朱见湜夭折于景泰二年八月，没福气受封），作为皇帝叔父给予侄子们的“隆恩”。受封亲王时，朱见清只有五岁。
朱见深
景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1453年1月3日），受封许王才半年的英宗第四子朱见淳夭折，时年两岁（虚岁）。就这样，除了被降为沂王的朱见深外，英宗在皇宫中生活的皇子，就只有荣王朱见清一人而已了。不过，英宗在南宫中被软禁的同时，也没有闲着，在此期间，他又生下了皇五子朱见澍（景泰三年二月生、生母高氏）、皇六子朱见泽（景泰六年四月生、生母贵妃周氏、朱见深同母弟）、皇七子朱见浚（景泰七年六月生、生母宸嫔万氏、朱见清同母弟）；朱见深和朱见清，总算多了三个小兄弟。
景泰帝煞费苦心、使尽了办法，甚至搞出皇帝向大臣们行贿的千古奇闻，终于把亲子朱见济立为储君；原本他以为从今以后，大明皇统将由自己一系世代传承、万世不移，没成想朱见济没有当储君、乃至继位为帝的福气，才当了短短一年半的皇太子，就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患病夭折。景泰帝子嗣单薄，养大的只有朱见济这一个独庙，却也福薄早夭，这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将景泰帝的身心击垮。自景泰四年（1453年）底以后，三年多的时间内，景泰帝的身体因为一方面勤勉于国事操劳，一方面急于再诞育皇嗣而于内宫中“旦旦而伐”，双重的辛劳下，身体越来越差，健康状况堪忧，终于在景泰七年（1456年）底发展到“不能起榻”的严重地步，眼看即将驾崩。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一，最最重要的正旦大朝会上，景泰帝因病重不能出席，只命辅臣们代为主持，这就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了。正月十一，辅臣及勋臣们入宫向皇帝请安，景泰帝接见群臣时，还是病入膏肓的样子，感觉随时就要龙驭上宾。辅臣们见皇帝已经油尽灯枯，即将辞世，于是冒着被问罪的危险，向皇帝谏言应当尽快立储，以稳固社稷。但景泰帝内心依旧抵触立储之事，没有当面回复，只是让群臣退下，以日后再议。
正月十四的朝议中，因皇帝不出意外的缺席，辅臣们只得自主讨论“立储”。而主张复立沂王、主张另择宗藩、主张缓议的意见纷纷，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最后辅臣们只得联名向景泰帝上疏，以“早择元良、以定国本”的名义，把最终选择权交给了皇帝亲自定夺。
景泰帝接到奏章后，只是说自己“偶感风寒”，将在正月十六朝会临朝，届时将再与诸臣议论此事。可正月十六的朝会，景泰帝还是没能起榻出席，这一下大臣们都明白皇帝病势沉疴至极，恐怕凶多吉少、再也熬不下去了。于是，感觉不能再等的辅臣们商议后，作出了最后的决议：立即奏请景泰帝下诏，复立沂王（前皇太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安定天下、稳固国本。因奏章写成后天色已暗，宫门落锁，辅臣们决定明早再入宫面见景泰帝，当面呈递奏章，陈说此事的重要性，一定要让皇帝在驾崩前完成复立沂王的关键之事。
石亨
可就在皇帝即将驾崩、国本尚未确定的莫测时刻，勋臣、武清侯石亨因为曾在正月初受景泰帝嘱咐、代行天坛祭天礼时，见到过景泰帝，从而得知皇帝的真实病情，知道皇帝即将病重驾崩。为了“建立殊勋、获取首功”，谋取富贵，石亨秘密联络了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太常寺卿许彬、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一帮别有用心的臣子，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迎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从而夺取“拥立之功”。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夜，在皇太后孙氏的首肯下，石亨、徐有贞、张軏等人率各家私兵千余人，直奔南宫，奉在此已经软禁七年之久的太上皇英宗出宫，登辇往皇宫而去。在宫内太监曹吉祥的提前预备和接应下，英宗顺利地进入皇宫，于正月十七清晨登上奉天殿。此时皇宫大门已打开，群臣鱼贯而入准备参与朝会，曹吉祥率部分太监拜于奉天殿前、山呼万岁，乐队随即奏乐，钟鼓齐鸣，群臣以为是景泰帝驾临朝会，所以按仪式叩拜，而英宗已经端坐奉天殿内御座上，坦然接受朝拜。当群臣发现不是景泰帝临朝，而是太上皇端坐在御座之上时，英宗亲口向参与大朝的文武百官宣布，自己已经复位。群臣踌躇了一会儿后，就照常向复位的英宗叩拜。至此，英宗复辟成功，重回阔别七年多的皇位，这就是影响并改变了大明之后近二百年历史的“夺门之变”。
英宗复位后，以皇太后的名义，废景泰帝为郕王，迁往西苑软禁（一个月后，景泰帝在西苑诡异地去世，其后妃除了废皇后汪氏以外，一律殉葬。英宗还赐恶谥“戾”给弟弟，称其为“郕戾王”），损毁了景泰帝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为自己修造了寿陵，以亲王礼改葬景泰帝于西山。英宗还将当初拥立景泰帝、并保卫京师有功的于谦等大臣或诛杀、或贬斥革职充军，内廷亲信太监一律处死，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英宗这么做，意在将景泰帝八年以来的统治痕迹尽数抹去。
复辟成功、并尽量抹去景泰帝在位时留在世间的痕迹后，英宗开始着手巩固自己失而复得的皇权，除了大肆奖赏那些立下拥立之功的“夺门功臣”之外，他对于七年来陪伴自己度过惨淡太上皇岁月的后宫妃嫔及子嗣们也一一加封，让他们重回富贵荣华的安逸生活。
其中，跟随自己在南宫中居住了七年的皇后钱氏、贵妃周氏都各自加尊号，返回皇宫中安居，为自己诞育皇子的宸嫔万氏加封宸妃，宫人王氏加惠妃、宫人高氏加淑妃；而几个皇子中，皇长子朱见深复封皇太子、皇次子荣王朱见清改封德王，皇五子朱见澍封秀王，皇六子朱见泽封崇王，皇七子朱见浚封吉王（英宗第八子朱见治生于天顺二年，第九子朱见沛生于天顺四年，此时尚未出生）。
土木之变示意图
不过，由于皇太子朱见深、皇次子德王朱见清从出生后不久，就因“土木之变”和父亲英宗皇帝往来隔绝，之后英宗返回京师后又软禁于南宫，七八年里父子之间根本没有接触过（英宗和在南宫内所生的三个皇子，倒是朝夕相处），这就导致英宗复辟后，对朱见深、朱见清兄弟陌生得很，以至于在复立皇太子和册封诸王，书写诏书时，没有提前了解情况，把朱见深的名字写成了朱见濡，朱见清则写成了朱见潾（相比较下，生在南宫的朱见澍、朱见泽、朱见浚的名字就没有弄错），实在是尴尬得很。
但皇帝一言九鼎、言出必行，即使册立诏书有纰漏，那也只能将错就错，颁行天下了。德王朱见潾还好，以前也没什么影响，改名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朱见深就不一样，那是当了四年皇太子的人，而且因为之前景泰帝易储之事，天下臣民都知道他叫“朱见深”，这猛的一下复立皇太子的诏书中写明册立“朱见濡”为皇太子，朝野都为之大哗，以为大明皇储又换人了。过了许久之后，臣民们才知道是因为英宗的不慎，而导致皇太子改名，慢慢地才平息了议论。而之后朱见深登基成为皇帝（明宪宗成化帝），后世的史书上，多用“朱见濡”之名来称呼他，民间百姓则依旧称之为“朱见深”（清朝修的《明史》中，称宪宗为朱见濬，没有能佐证的史料）。
就这样，虚岁十二的朱见清，就此改名为朱见潾，并被册封为德王，建藩国于山东德州。当时，皇太子朱见深的生母周贵妃因为儿子是皇太子，所以在英宗复位后嚣张跋扈、气焰汹汹，丝毫不把钱皇后放在眼内，几次想要凭借皇太子生母的身份夺取皇后之位。钱皇后因为没有亲儿子，在面对周贵妃的威胁时不免有些落下风，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宫地位，钱皇后开始有意识地接近皇次子德王朱见潾，虽然没有直接挑明以德王为嗣子（宗法意义上来说，英宗所有皇子都是钱皇后的儿子），但在皇子之中，德王还是得到了钱皇后最多的关爱，和亲儿子也差不多了。
日后，当钱皇后（已晋为慈懿皇太后）在成化四年（1468年）去世时，已经就藩的德王还向兄长宪宗皇帝以“惟思慈懿皇太后抚育深恩，不胜哀恸，乞赴京临送”为由，请求返回京师给嫡母送葬（英宗其他皇子则没有此举），被宪宗好言劝阻才打消了回京的念头。但前一年，即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的生母靖庄安穆宸妃万氏去世时，刚刚就藩的德王都没有表示要回京送葬。由此可以知道，钱皇后和德王之间，一定存在着比宗法上的母子关系更为紧密、融洽的亲情。
天顺七年（1463年）八月，德王朱见潾年满十六（虚岁），已经成年，于是英宗下诏让他搬出皇宫，出居京师诸王府。同时，英宗还让在京文武官员都去德王的府中朝见，这在大明之前的近百年历史中，是第一次。就连远在湖广襄阳的英宗亲叔父、德王的叔祖、襄王朱瞻墡得到德王分府的消息后，也特地派人前往京师，给侄孙送上贺礼，可见德王在当时皇室中所受的重视。
朱见深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病重，临终前嘱咐皇太子朱见深说：“皇后，汝之嫡母，名位早定，且于朕有南宫共苦之劳，汝当尽孝，以终天年；德王等王，皆汝弟也，必与善地，以俾之国。”朱见深一一应允。之后英宗驾崩，皇太子登基，即明宪宗成化帝。
宪宗继位后，年纪尚轻（只有十七岁），国事繁忙，又有诸多丧葬典仪需要处理，精力实在不够，已经分府的二弟德王朱见潾就被兄长赋予了部分礼仪性质的差事，协助自己完成国葬事宜。
于是，德王在天顺八年（1464年）四月代替皇帝主持了祖母孝恭皇后（即英宗生母孙太后）的神主祔庙祭告太庙仪式（孙太后在天顺六年去世），五月又奉诏护送父亲英宗皇帝梓宫运往天寿山皇陵区内的裕陵（英宗自己的陵寝），并监督沿途护葬以及行礼的一切典仪，返程后，英宗神主祔太庙仪式，还是德王代替宪宗出席主持；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英宗禫祭（服丧结束，除孝服）时，依旧由德王前往裕陵，主持祭祀。可以说，在京的三年里，德王朱见潾是皇室中祭祀任务最重的人（比皇帝宪宗都要繁忙）。
在忙于祭祀的过程中，宪宗也没忘记给已经成年的二弟安排婚礼。成化元年（1465年）六月，十八岁的德王在皇兄特意安排的全新仪制下，和京卫驻军中的武城后卫千户刘忠之女刘氏举行了大婚，给德王担任迎亲正使的是勋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孙太后兄长、德王的舅公），副使是文臣、少保、吏部尚书、内阁首辅李贤；这个规格，已经高到不能再高了（再高的话，就得宪宗本人出马了），可见德王在当时所受的恩遇。而上一次大明有在京亲王举行婚礼，还得追溯到二十年前，以郕王身份行大婚礼的景泰帝。
原本德王的封国是在山东德州（所以王号为德王），但英宗驾崩前有遗言“必与善地，以俾之国”，另外德王在宪宗登基后，也不时以德州“地方贫瘠、风沙过大”的理由，向兄长请求更换丰腴之地为封国。于是宪宗将德王的封国从德州改为山东布政使司首府济南府，以这天下有数的大城，作为二弟的封国，德王因此得偿所愿、心满意足了。
正阳门
成化三年（1468年）二月，二十岁的德王正式就藩，前往山东济南府之国，这是自宣德四年（1429）以来，大明近四十年内，再有成年亲王出外就藩，因此宪宗十分重视，命礼部参考四十年前叔祖襄王等出京就国的仪制，制定了更加隆重的亲王辞京礼仪，以给德王送行。德王离京时，宪宗亲自到奉天门送行，并赐酒给弟弟；德王再三叩拜皇帝兄长后，自正阳门离京，赴济南就藩，宪宗站在奉天门上，一直目送弟弟离开，从此，这兄弟俩就再也没有见面。
经过一番跋涉后，德王抵达了济南，住进了故元汉军世侯、济南公张荣的旧宅改建的德王府中，德王府建筑包括承运殿、圜殿和存心殿等三大殿，另外还有长史司、仪卫司、典宝所、群牧所、纪善所、典膳所、审理所、奉祀所、工正所、良医所等配套机构，占地面积极广，几乎拥有济南府城三分之一的面积，济南名胜珍珠泉、濯缨湖也都被包括在德王府范围内。
原本大明亲王的岁禄都是一万石，其中禄米和宝钞基本对半支付（宝钞这个时候差不多成废纸了，也就是说亲王岁禄大约打了五折）。但德王就藩后，宪宗特地下旨，按照全支禄米的标准给德王发放岁禄，同时每年额外再给德藩食盐三万斤、上等白米三万四千斤，这在宗室诸王中，也是唯一的一例（宪宗其他皇弟，都没有这个待遇，包括同母弟崇王）。
成化四年（1468年），德王向宪宗请求把当年齐藩（太祖第七子齐王朱榑）、汉藩（太宗（成祖）次子汉王朱高煦）被除封后，留在东昌府和兖州府的空闲王田赐给自己，宪宗一一照办。不但如此，宪宗还把寿张等地的荒地四千余顷、清河县荒地七百余顷也一并赐给了德王。成化十八年（1482年），在德王的请求下，宪宗又将章丘县白云湖、阳谷县景阳湖、清河县广平湖这三湖的所有权划给德藩。就这样，德王成了大明建国以来，占有田地最多的藩王，可以称为第一富藩（当然，和日后的景王、福王相比，还是不如）。
但对于德王的请地、请湖要求，宪宗也不是全部接受，有时候，也会将德王的不合理要求驳斥回去，例如德王想要济宁府南旺湖的管辖权、原汉藩群牧所的牧马荒地、将王府马厩从府中搬出（就是另外占地）的请求，就没有得到宪宗的同意，德藩的王庄扩展，总算受到了一些限制。
朱祐樘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德王的侄子、皇太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和宪宗比起来，孝宗因为自幼就生活在京师，从没有见过外地的叔父们，所以对德王等人的态度要冷淡不少，没有了之前宪宗时期随时厚加赏赐的举动。不过德王毕竟是亲叔父，该有的优厚待遇还是有的，同时德王又是宪宗驾崩后，唯一一个向孝宗上疏提出返京奔丧的皇叔，因此，孝宗继位当年，就把山东新城、博兴、高苑等县的野外芦苇荡空地四百顷划给德藩，作为对叔父的礼遇。弘治六年（1493年），孝宗又下诏济南府当年所有的农商税课不必上缴，全部移交德藩作为德王的额外赏赐。不过，这之后德王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朝廷的其他赐地、赐物了，除了每年按制得到的一万石禄米外，原本额外赏赐的食盐、白米都停止支付。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驾崩，皇太子朱厚照继位，即明武宗。武宗没有祖父、父亲那样的过多照顾皇室宗亲的心思，和德王等宗室长辈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彼此的关系可以用十分陌生来形容，即使德王是武宗的亲叔祖。因此，武宗觉得德王名下的田产实在太多，侵占了原本属于国家的税收，便在正德元年（1506年）下诏，要求德藩名下所有王田，按照每年每亩征银三分的标准，按时向当地官府纳税。
德王自从就藩以来，宪宗、孝宗两代皇帝都优容有加，赏赐无数，这突然被侄孙皇帝搞了一手强行摊派收税，根本无法反应过来，下意识地立即上疏哭穷：“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但武宗早就从户部官员处知道德王所拥有的田地产业规模之大（也有可能是户部文官们故意给德王上眼药），根本不理睬德王的奏疏，批复说：“王何患贫！其勿许。”
于是，德王只好乖乖地按照名下王田每年每亩征银三分的标准，向山东布政使司纳税，大概每次要缴纳四千五百两现银，实在是肉疼得很（其实德藩每年除了一万石禄米外，还有大量的王田及水泊、湖沼、芦荡收入，总数大概在三万两左右，向朝廷纳税四千多两，其实完全能负担。但人都是贪心的，平白每年少了四千多两收入，任谁都会心疼，德王也是如此。）
此后，知道侄孙皇帝不好说话的德王再也没有轻易向武宗开口索求什么赐物，老老实实地在济南城中的王府内安享荣华，饮宴赏舞、纵情声色，也算是尽享世间富贵了，不过当每年向朝廷按时缴纳四千五百两税课时，不知德王殿下是个什么心情。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德王朱见潾在济南去世，年七十岁（虚岁）；按照景泰三年（1452年）初封荣王时算起，他当了六十五年的亲王，而从成化三年（1467年）就藩济南时计算，他在济南藩国就封已经五十二年了，从整个大明亲藩的在位和就藩时间上来看，德王朱见潾都名列前茅。
德王去世后，武宗赐叔祖谥号为“庄”，称“德庄王”，遣使致哀。四年后，正德十六年（1521年），德庄王的嫡次子朱祐榕承袭了王位，成为第二代德王，而这个时候，在位皇帝已经从明武宗正德帝变成了明世宗嘉靖帝了。
此后，德藩经历了四代五世传承，分别是：德懿王朱祐榕（德庄王朱见潾嫡次子），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在位，（追封）德怀王朱厚炖（即德懿王怀顺世子、嘉靖十三年去世，未及继位，儿子朱载墱即位后，追封为德怀王）。德恭王朱载墱（德怀王朱厚炖次子，嘉靖十三年封世孙，嘉靖二十年承袭祖父德懿王朱祐榕王位），嘉靖二十年（1541年）到万历二年（1574年）在位。德定王朱翊錧（德恭王朱载墱嫡次子），万历五年（1577年）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位。德端王朱常洁（德定王朱翊錧嫡长子，洁字为繁体，水旁，右边上邦下青），万历十九年（1591年）到崇祯五年（1632年）在位
德端王朱常洁有九个儿子，但都是庶子，所以一直没有册立世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年过五十还没有嫡子的朱常洁奏请朝廷批准，将庶长子广宗王朱由尫（木旁，字实在打不出）册立为德世子。可是朱由尫实在没有福气，册立为世子的当年就去世了，朱常洁只得再次上奏朝廷，将庶次子朱由枢立为世子。崇祯五年（1632年），德端王朱常洁去世。
从始封亲王、德庄王朱见潾开始，历代德王都将陵墓建在今天的济南市长清区五峰山南坡，至德端王朱常洁为止，一共有六位德王安葬于此（包括追封的德怀王朱厚炖）。
爱新觉罗·皇太极
大约在崇祯八年（1635年）左右（史书上没记载确切年份），德世子朱由枢承袭王位，成为第六代、第七世德王。而这个时候，关外的后金政权已经崛起，并连续多次和大明开战，明军在辽东多遭败绩，失去了战争主动权。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汗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自号皇帝，和大明皇帝公开分庭抗礼。山东地处北方，临近北直隶，也在清军入关的威胁之下。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绕道蒙古，兵分两路入塞，再次进攻大明。五个月后，清军岳讬部南下进入山东，并趁明军防守空虚时，攻克了济南府，德王朱由枢及儿子朱慈某等人被俘，清军撤退时，朱由枢也一并被带回辽东，成为第一个失陷于清军的大明藩王。
虽然清朝为了掩人耳目、做出了善待明朝宗室的形象，并没有刻意虐待被俘的德王朱由枢父子，每次有宴会时，还专门请朱由枢出席，礼遇隆重。但毕竟是俘虏，又远离家乡，生活极不适应，在度过三年的俘虏生涯后，朱由枢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盛京（沈阳）去世，享年不详，史书记载清朝“以亲王礼“安葬了朱由枢，但他的墓地现在找不到了。
藩国不可一日无主，在德王朱由枢被清军俘获带离济南后，崇祯帝下诏要求选立合适的德藩宗人入继王位。可在清军的入侵中，济南德王府被横扫一空，前任亲王、德端王朱常洁的儿子虽然有九个，但不是早夭，就是无子除国，剩下的在这次清军破城中也先后丧命；在任德王朱由枢全家也被被清军俘获带走，德藩大宗居然因此断绝传承了。
无奈之下，崇祯帝只有选立德藩旁系中和大宗血缘最近的宗人：德定王朱翊錧嫡三子纪城温裕王朱常澍的次子镇国将军朱由栎承袭德藩，成为第七代德王（朱由栎之父纪城王朱常澍是德王朱由枢祖父德定王朱翊錧嫡三子、朱由枢之父德端王朱常洁的同母弟、朱由枢的亲叔父，因此朱由栎和德藩大宗血缘最近；而纪城王朱常澍的长子朱由棌虽然比弟弟朱由栎年纪要大，但他此时已经袭爵，是第二任纪城王，承继子按宗法规定不出继，因此才由朱由栎承袭了德王）。朱由栎此时不会知道，他也是最后一代德王。
朱由检
虽然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朱由栎得以以旁系宗人的身份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承袭德藩，成为第七代德王，但他的亲王位置也没能坐多久。四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先是陕西农民军在三月间攻克京师，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殉国，大明中枢灭亡；然后四月的时候，清军在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的带领下自山海关入关，击败农民军后占据了京师，就此开始了清朝对关内的统治。
为了收买人心、维持入关后的统治，清朝实际上的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在入关后，就发布了招揽安抚官民百姓及明朝宗室的文告，其中对宗室的安抚使用了“其朱氏诸王有来归者，亦当照旧恩养，不加改削”的措辞，这让北方各地的明朝宗室们仿佛看到了希望，纷纷向清朝投诚，以求继续保有富贵。在诸多投诚的宗室中，就有德王朱由栎的身影，他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主动向进入山东的清军具启归顺，并被迁往京师居住，就此离开了建藩已经近二百年的封国济南府。
朱由栎等明朝宗室刚到京师的时候，清朝确实信守承诺，对来归的宗室亲王们礼遇甚隆、厚赠不断、照常供养，也没有革去他们的爵位（即允许保有大明朝廷授予的亲王金册金印）。但自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夏，清军南下攻灭南明弘光政权并俘获弘光帝朱由崧、潞监国朱常淓以及其他南方藩王开始，清朝就不再需要以“厚待明朝宗室诸王”来收买人心了，在京师的明朝诸王都失去了他们的利用价值。
尤其是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建重建了南明政权，登基称帝，成为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后，坚持展开和清军的作战，以图恢复大明社稷，清朝就更加觉得留着这些前明的亲王们是个莫大隐患，如果继续供养他们在京师居住，搞不好会有人借着他们的旗号，在北方也发动起义，抗击清军，那就悔之晚矣了。
于是，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借口有人告发在京的明衡王朱由棷、荆王朱慈煃“私藏印信、意欲勾结乱党谋逆作乱”，顺势将包括朱由栎在内的明朝宗室诸王们全部下狱、严加审讯。结果，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都发现“藏有金银册印”，这下坐实了“以印信勾结乱党作乱”的口实（其实，这都是清朝的借口，宗王们拥有印信是正常情况，清朝也没革去他们的王爵，所以他们才继续保留代表藩王身份的册印，结果被多尔衮当罪证了）。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以弘光帝朱由崧为首，包括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荆王朱慈煃、衡王朱由棷、周王朱绍烿、崇王朱慈爚在内的十七位前明亲王或高级宗室，被清军押赴京师菜市口，全部处以斩首；而这十七位被清军杀害的前明宗室亲藩内，就有主动向清军归降的末代德王朱由栎，不知道他被杀的时候，有没有后悔当初的投降之事，会不会想起再也回不去了的济南王府。朱由栎的被杀，标志着历时一百九十余年的大明德藩，就此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