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作为群居性的高等动物，难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损害赔偿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史上由来已久
西周时期就有关于损害赔偿制度的礼法，《周礼》中，“更，偿”二字就是关于责任赔偿的词汇，但是整体却缺乏系统性的规定，基本上散落于各项法律条文之中。
唐朝时期的《唐律疏议》是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
，其中对于“损害赔偿”做出了更为详细和系统的规定，也为后世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西周时期，初现损害赔偿制度的雏形
步入文明时代之前，人们对于争端和矛盾的解决，往往采取“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简单，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损害赔偿渐渐开始取代原始的复仇，这也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周时期，为了解决时有发生的侵权纠纷，官府专门设置了解决争端的机构
“断狱讼”的官员称之为大司徒，小司徒和乡师。
他们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审理案件，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
这里的“调人”就是主要负责纠纷调解的，如果发生了过失伤人的案件，就需要移交给“调人”平息纠纷，“鸟兽”则指的是畜产，处理办法和过失伤人一样解决。具体怎样承担责任，没有明确指出，一般以最终调解结果来定夺。
在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就详细记载了一个关于损害赔偿的故事——《曶鼎》。
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曶的人和一个名叫效的人，签订了一则买卖契约，约定曶出一笔钱，买效的五个奴隶，但是效在收到钱之后，想要毁约，曶就把效告到了司法官那里，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曶胜诉，
效不仅需要给曶送去奴隶，还需要另外给曶五束矢（箭）作为赔偿。这里的五束矢，就有了损害赔偿的意味
二、秦汉时期，关于损害赔偿制度的律令
秦汉时期，社会经济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开始逐渐恢复，这里关于损害赔偿的种类较西周更加细致
主要是关于两方面，损害他人畜产的相关赔偿和损害他人的财产的相关赔偿
在现存的出土汉简中，有这样一个关于损害赔偿的案件，大致为：
少仲的马匹和循的马匹，相互争斗，循的马匹在斗争中死亡，循向官府提起诉讼，要求少仲赔偿，根据当时的法律“
畜产相贼杀，三分偿和
”的规定，少仲向循赔偿三千钱，并将死马的肉骨归还。
关于畜产毁坏他人庄稼的行为也有相关规定，《二年律令》规定，
私人畜产毁坏他人庄稼的，畜主承担一定的赔偿，官有畜产损害他人庄稼的，由负责放牧的人来赔偿
此外《二年律令》中还规定了关于房舍损毁的赔偿，
其中故意损毁，官家或私人房舍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过失损毁的，则罚金四两，并赔偿所有损失
秦汉时期，商业稳定发展，市场契约行为增多，法律也相应的对违约行为做出惩处规定。
如秦汉时期盛行的借贷契约就规定，官有物品出借给百姓，在百姓保管期间损毁，丢失的，借用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记载，
秦朝时期的官有物品都有统一的标记，借用人在归还的时候，需要严格进行核对，一旦发现没有标记，或者标记不符合，视为违反借用契约，借用人需要赔偿
不仅有借贷契约，秦汉时期还发展出包含违约金的买卖契约
玉门汉简所载，“
过十五日，以日斗计
”，这里讲的是一个买卖双之间，关于未按照约定时间达成契约，所需要支付的违约赔偿，
每超过约定日期一天，就要赔付一斗小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各国法律基本都延用汉律，在关于损害赔偿方面，唯一的区别就是，
秦汉时期的往往是刑事责任和赔偿相互交织，到了魏晋时期就渐渐分离开来
三、大环境促使唐朝损害赔偿制度快速发展
任何制度的发展都不是无缘无故和偶然的，它一定和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唐朝是封建社会商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也随之快速发展。
商品经济的繁荣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样也促进了商品间频繁的交易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纠纷。
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就需要相应的法律进行调解和制约，也为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唐朝的损害赔偿制度不仅会解决财产的侵权纠纷，还需要解决人身侵权纠纷，前朝已有的损害赔偿责任类型就无法满足此时的需要了。
现存已出土的敦煌契约文书中，关于相应的契约类型主要有六种，
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典当契约、雇佣契约、租赁契约、放书和分家契约
除了社会经济环境促进损害赔偿机制的发展外，统治阶级为了稳固集权统治，对于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也非常重视
唐朝设立了一系列的机构用于管理经济的发展，如少府监，中尚等。
另外，统治者在目睹前朝各种纷乱的社会现象和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深刻的认识到法律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为了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唐朝设立了录事参军和主簿的官职用来监督。这一点在损害赔偿机制中就有明显的体现，
唐宪宗在位期间就颁布一条法令，规定观察判官在评定赔偿数额时必须进行监督，对于弄虚作假的吞没钱财的人员，需要加以制裁
为了更好的执行律法，唐朝对于法律人材的选拔和培养也同样重视，
特设律学馆和明科法，为朝廷培养大批法律人材，为唐朝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法律制定提供了发展要件
总之，唐朝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在，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四、《唐律疏议》中关于损害赔偿机制的详细规定
《唐律疏议》中关于损害赔偿可以分为三种，
财产侵权产生的赔偿；人身侵权行为产生的赔偿；违反契约行为产生的赔偿
一，关于财产侵权产生的赔偿，《唐律疏议》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备偿”，“偿所减价”“偿减价之半”“备倍”。
在财产侵权赔偿中，关于侵害畜产的赔偿条文占比最多，高达百分之四十四，主要原因是，牲畜不仅是农耕的主要劳动力，在军事方面也有重要地位
《唐律》载，在使用畜产执行公务导致畜产受损，相关人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如“乘驿马枉道”的条目规定：在骑乘驿马时，不按照规定的驿道行驶，或在驿站不及时更换马匹，导致驿马过劳死的，需要
“备偿”
，即
按照驿马的价值等价赔偿
官员违反纪律导致畜产受损的，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赔偿
“监主借官奴畜”
条目规定，相关人员私用将官有畜产或者私自借出给他人使用的，导致畜产受损，
“驿长陪填”
，就是说不仅相关人员需要赔偿，驿长也需要承担畜产的赔偿。
关于“倍所减价”也有相应的条例
主要体现在人为伤害官私畜产上
“故杀官私马牛”
中规定，故意杀害一价值十匹绢的马，该马受伤但未死亡，
就需要对马进行减价赔偿
，只需赔偿八匹绢。
因为受伤的马价值两匹绢，但是健康的马价值十匹绢
“偿减价之半”
的规定适用于一种情况：畜主无过错，动物本性导致畜产想杀的，例如，张三家的牛，抵伤了李四家价值十匹绢的马，
受损后的马价值两匹绢，李四损失了八匹绢，但是张三只需要赔偿四匹绢，这就是减价之半的意思
关于“备倍”的损害赔偿，常见于“以盗论”，何为以盗论？就是主观恶性上和偷窃或者盗贼一样
。如“验畜产不实”中规定：官有畜产每年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检验，老弱病残不能乘用的，就需要单独挑出来，进行售卖。
检验人员不按照真实情况检验，从中谋取差价的，属于损害国家财产，非法获得经济利益，和盗贼无异
。检验人员就需要
加倍赔偿损失，也叫做“备倍”，这里就有惩罚的意味在里面。
唐朝对于人身侵权的赔偿也相当重视
，其中关于畜产伤人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唐律》中明确规定，对于存在危险性的动物，畜主应该进行“标识羁绊”
，例如，有角的动物，存在抵人致伤的潜在风险，应该“截双角”；对于存在踩踏，踢人风险的动物，应该“绊足”；对于存在咬人风险的动物，应该“截双耳”作为提醒。
假如畜主没有做出相关的风险防范，造成的畜产伤杀人情况，按照律法固定，需要依照过失伤人杀人罪论处，还需要支付相应的赔偿金额。
对于畜产伤人，唐朝还规定了免责事由
：受害人受畜主委托，对畜产进行诊治，此时导致受害人受伤的行为，则畜主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唐律认为，
被雇佣的人是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兽医，应该有对畜产进行控制的能力
在唐朝的违反契约赔偿中，还规定了关于“过错履行”的赔偿
过错履行赔偿常见于典卖契约中
，家境困难的百姓会将妻儿典卖到富庶人家，供人驱使，这里的被典卖者类似于奴婢，但是不入贱籍，满足一定的条件后，就可以脱离典家。
在典家劳动期间，需要严格遵循契约的规定，不得做出有损典家利益的事情，否则就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唐朝的雇佣关系和典卖契约有着相似之处，
在雇佣契约履行过程中，因为个人的旷工，误工导致雇主利益受损的，需要扣除工钱作为赔偿等。
结语：
唐朝的损害赔偿机制相较于之前的朝代，更加的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这也为后世律法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以小观大，唐律的损害赔偿机制之详细，足以代表唐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契约的多样性，也代表《唐律疏议》作为一部法典的价值之高
参考文献：
《唐律疏议》
《周礼》
《二年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