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就代表着,势必会有“奸臣”的出现。诸如贾似道、蔡京、童贯、高俅这类宋朝奸臣,各个都家喻户晓。但是论起宋朝最著名的“奸臣”,他们还远比不上,甚至到现在人们依旧争论不断,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也有人说他是救亡图存的名相。
这位史上最难评价的“奸臣”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语文课本上的王安石一般是作为诗人的身份出现,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的思乡旅人;又或“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信官员。
就算是历史书上,王安石变法也被认为是改变宋朝积弱积贫现象的变革运动,不仅提高了国家实力,也对地主阶级进行了限制和打击,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那么为什么要说王安石是北宋的“奸臣”?
其实王安石“奸臣”一名来由已久,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人将北宋灭亡的黑锅甩到王安石头上,而《宋史》中更是直接把他列在“奸臣传”中,可谓是“名留青史,遗臭万年”。南宋官员给王安石列了数条罪状,从“祸国殃民”到“不修边幅”,就差把他和秦桧并列。
后来的元朝在修《宋史》时,继承了南宋人的说法,而在明清两代,王安石“奸臣”的名头算是坐实了,不仅官方认定,就连社会百姓都普遍接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幅度太大,直接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后世的皇帝一看,王安石这套改革要是用在自己身上,那不得国家动荡,因此干脆将王安石定性为“奸臣”,将其钉在耻辱柱上。
当然王安石在世时就没少受针对,秉持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王安石不顾一切的推行新法。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却不赞同,政见不合的两人也从曾经的朋友变为政敌。司马光代表着节流和保守派,受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这群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自己的蛋糕被划分,因此大力打压王安石。
其中也有许多文人带头抨击王安石,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作为三苏之首,苏洵考科举不行但是当键盘侠却非常在行。他写的《辨奸论》用古今对比的手法,把王安石批的体无完肤。文章中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就差点名批判王安石不近人情。
当然这篇文章多少有点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显得“为赋新词强说愁”,毕竟王安石的“青苗变法”确实有可取之处,对当时的北宋而言,利大于弊,甚至是不可多得的救国良策。
奈何王安石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朝廷内外的压力都注定新政不会推行太久,而王安石的变法还没有得到显著的成效就被迫停止,这样一来旧党就更加肆无忌惮的攻讦他,毕竟看不到成效,还惹得天怒人怨,你不是奸臣谁是?
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高明不少,至少对于当时的北宋而言,比司马光的“藏富于民”思想要先进的多,但是当时的官员却不这么认为。毕竟没有上帝视角的他们,不知道王安石变法的优点,因此他们发挥了键盘侠的输出能力,不仅把王安石赶出了中枢,还让王安石百年之后依旧不得安生,即使死了也要背负“奸臣”之名。
好在经过百年的轮回后,如今的人们知道了王安石的一片良苦用心,也清楚地了解王安石变法确实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对王安石,人们抹去了他“奸臣”的称呼,取而代之的则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和千古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