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与功臣的关系总十分微妙。
范蠡在这方面看得很清楚，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大破吴都，一雪前耻，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史记》记载，此时他对范蠡说了一句话：“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
意思是，我灭吴这事你立下了大功，为了表示奖赏呢，你就和我平分越国吧！
一般人可能会大喜过望，或真推辞，或假推辞，但范蠡就不一样了——他连夜收拾行李跑了。
之所以要跑，是因为范蠡太了解勾践，此人可以共苦却难同甘，果然，后来另一功臣文种就死在了勾践的手中。
所以功是一把双刃剑，有功即有能，驱能者为心，若功臣与其主因为某些事件离了心，或者皇帝自认为受到了功臣的威胁，功臣的“功”很容易便转为“过”，这时候功臣离死也就不远了。
所以历史上功臣被诛之事简直数不过来，汉高祖刘邦就曾杀韩信英布等，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更吓人，无论文臣武将，上了朱元璋的忌惮名单便逃不了一死，李善长、冯胜、蓝玉、傅友德等皆是如此。
既然有杀功臣杀得血流成河的，自然也有能与功臣较为和谐相处的，这方面的代表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算一个。
李世民被《新唐书》称为“至治之君”，从626年即位至649年驾崩的二十余年里文治武功极盛，连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悦服不已，称其“天可汗”，李世民与朱元璋不同的一点便是他出身贵族，较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少了几分疑忌心，多了几分贵族教育下熏陶出的宽和。
可以说李世民不玩功臣大清洗有他性格方面的原因。虽然他在位时也杀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二的侯君集、张亮，但这两人都是确切犯了不轨之罪的，李世民有充分的信心驾驭手底下的功臣，他甚至在侯君集伏诛后还顾念旧情给他留了一脉香火，跑到凌烟阁看侯君集画像时还为之悲泣。
但也有一位功臣让他生出了几分忌惮，他曾暗中告诉太子李治：如果此人不听话，便杀之。
此人就是隋唐诸多演义小说派生出来的电视剧里那位聪明绝顶的“徐茂公”，这名号属于以讹传讹，“徐茂公”名为李勣，原名徐世勣，而且他不是什么只善谋不善战的文臣，而是正儿八经的唐初一代名将。
公元594年，李勣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17岁参加瓦岗军，先后奉翟让和李密为主，李渊建立唐朝后，他便随着李密一起归唐。应该说，李勣对唐的归属感还是很强烈的，武德二年（619年），李勣迫于形势（爹被窦建德抓了）投降窦建德，但他依然图谋间接杀窦建德以图归唐，虽然没成功，但窦建德居然有感于他的忠义，在他逃跑后还不顾群臣反对放了他爹。
李渊在位时，李勣便和李靖一样偏向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即位后，李勣又为大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唐灭突厥、击薛延陀与征高句丽之战皆有他身影，《旧唐书》记载，太宗李世民对李勣的能力颇为认可，他直接把李勣当成了震吓突厥的人形法宝用：
“......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李勣在并州待了16年，确实干得很不错。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将领为何会让李世民感到不放心呢？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重，他叫来太子李治，告诉他自己准备把李勣降级，丢到外地做官，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因为你从没给过李勣什么好处，他可能不会对你心怀感激尽忠，等我死了，你给他“仆射”一职委以重任，他必定会为你鞍前马后效劳。
这是《旧唐书》的说法，《隋唐嘉话》的描述更进一步：
李世民告诉李治，如今我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如果他没什么怨言就去上任，你登基后可以重用他；如果他口出怨言迁延不走，你登基后立马杀了他。
李勣果然收拾行李离开了长安，而高宗李治也按李世民吩咐的，即位后便令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得入政事堂议事。李勣曾经上书说自己不值得皇帝如此厚待重用，但李治仍然让他执掌政事，册司空。
公元666年，李勣被拜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平定了高丽，三年后，李勣更获得了被授“太子太师”的殊荣，同年病逝，享年75岁，高宗为之痛哭不已。
这样一个人才，李世民为何对他有些忌惮，甚至要玩假意贬官的戏码呢？其实从李勣能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不倒，成为大唐常青树一事上就能看出，此人绝对是个人精。
史料记载，李勣不光是善战名将，还是个说话总能说到点子上，极其擅长四两拨千斤，且没有半点迂腐之气，办事灵活、懂得明哲保身的人。
当年他父亲徐盖被窦建德扣为人质时，李勣没有选择死守在父亲身边，而是在遭遇威胁时果断跑路；
当褚遂良以远征小夷兴师动众，一旦战败大唐颜面无存为由，反对李世民出兵高丽时，李勣敏锐地察觉到李世民出兵的渴望强烈，于是他明确表示支持且陈述了非这么做不可的原因：
“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
当李治想废王皇后，立武媚为后时，李勣没有跟着长孙无忌等举牌反对，而是顺应时势对李治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呢”！一语定乾坤，李治果然下定了废王立武的决心。
不得不说，李世民除了是治世明君还是个眼光毒辣的管理者，对底下人的品性了如指掌，从他对李勣的试探，便可见一斑。李勣再聪明，到了李世民面前还是不够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