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宋代的非常重大疑案之一，之所以此次事件显得非常重大，是因为赵匡胤等通过这一事件取代后周柴氏，建立了大宋王朝，赵匡胤得以“黄袍加身”，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而且，此次事件让赵匡胤更深切地认识到兵权对于皇权的重要性，因而影响了大宋王朝后来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杯酒释兵权“和重文轻武的政策等。之所以此次事件成为特大疑案，其中最大的疑问在于”陈桥兵变“是赵匡胤预先策划好的还是在众将领的逼迫下才勉强采取的行动，是自导自演的”黄袍加身“大戏还是无奈之下被披上黄袍的？
显德六年（959年），后周柴荣皇帝在商议攻取幽州时突发疾病，不久驾崩，年仅三十九岁，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此时，深受柴荣信任和倚重的赵匡胤是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他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后周的主要军权。小皇帝柴宗训年幼不懂事，而垂帘听政的符太后和主持朝中军政大事的宰相范质、王溥等因为手中没有多少兵权，根本就无力抑制赵匡胤等。
次年正月初一（1月31日），边疆传来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的消息，朝中主政的宰相范质等刚辅佐小皇帝登基，慌乱之中，没有核实边疆战事实情，匆忙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北周大军行至陈桥驿，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发动了“陈桥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新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随后，周恭帝被迫禅位，降封为郑王，赵匡胤即位，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
那么，“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提前预谋好的一场夺位大戏，还是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于众将的胁逼才无奈而“黄袍加身”的呢？
对这一重大疑问的解答虽然在史书中找不到切确的答案，但从各种史料中，以及根据当时的现实局势的合理推论，大致可以得出结论：“陈桥兵变”赵匡胤不可能不知情，不可能没有兵变的想法；“黄袍加身”并非赵匡胤身边的将领们强逼他做的，而是他本来就有此意愿，他早就有穿上黄袍的策略，兵至陈桥只是让赵匡胤有了合适的机会。
赵匡胤
第一，官修史书虽然把“陈桥兵变”中的赵匡胤描写得很被动，认为是无奈之下才答应“黄袍加身”的，但赵匡胤事后的举动表明他是心里早有想法的，穿上黄袍是他的意愿。
根据史料的记载，兵至陈桥驿时，是一些众将议论“主少国疑”，因而经过众议，决定劝赵匡胤发动兵变，集体提议拥立赵匡胤为皇帝，而赵匡胤之前不知情，并在众将提出建议时表示明确拒绝，然后，在将士拔刀表明决心时，他才不得已地表示，认为众将自贪富贵，立他为天子，若众将听从他的命令，否则，他绝不答应为新主。而正是在众将士一致表示“惟命是听”的条件下，赵匡胤才答应“黄袍加身”，之后，便率军回师的。
但是，官修史书的这种说法有几个疑问：
一是官方史书常常为尊者讳，为了体现赵匡胤对于后周柴荣的忠诚和感恩，有故意将他写得是在很被动的状态下才无奈同意兵变的，似乎这是众将的主意，而非是赵匡胤的意愿。但是，在众将拔刀执意劝解下，赵匡胤不是竭力劝诫，而是提出条件，要求众将领完全听从他的，他才同意兵变。这让人怀疑，赵匡胤是假装不知情，以此来考验将领们是否真的想谋反，是否在谋反后能完全听从他的，这其实是在加强兵变的统一看法和军队的凝聚力。以赵匡胤当时的威威、资格和影响力，如果他真正地忠诚于柴氏皇权，真正对柴荣感恩，他若坚决拒绝兵变，没有哪一个将领敢执意谋反。这说明，众将们兵变的建议，其实正是符合于赵匡胤心中的想法，拒绝只是在演戏凝聚军力。
二是史书记载，当将士们的兵变情绪被煽动起来之后，都同心想举行兵变，此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和赵匡胤的亲信赵普谋士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取出来，披在刚醒过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拥立赵匡胤为帝。奇怪的是，赵匡胤率兵是要去抵抗辽军和北汉军队的，怎么会那么快就能拿到“黄袍”呢？而从描述来看，赵匡义和赵普这两位赵匡胤的绝对亲信是政变的谋划者，这要么是他们早已猜到赵匡胤有称帝的想法，事先做了准备；要么是他们背着赵匡胤早做好兵变的准备，而后一种情况可能性很小，如此重大的兵变决定，未经赵匡胤的默许，他们是不敢干的。再说，即便是赵匡义和赵普悄悄做准备，作为治军十分严谨的赵匡胤不可能不对他们的行动有所觉察，总之，赵匡胤即便不是事先参与或知道兵变之谋，只是兵变是遂他所愿。
三是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便没有再北上征战，而辽兵即“自行遁去”，赵匡胤率军回都城，而边疆却没有异常战事，这让人感到很奇怪，甚至有人认为，辽汉合军侵后周边境的消息，是赵匡胤派人故意放出来的消息，为的是能统掌兵权。
赵匡胤
《辽史》中并没有“是年南寇”的记录，边疆战事似乎子虚乌有，因为赵匡胤兵变之后，边疆无异常。而且，在赵匡胤即位之后，他斩了封邱的守门官，升了陈桥守门官的官职。而且，在兵变前夕，京师汴梁便有谣传称“点检作天子”。兵变之后，赵匡胤的母亲曾言：“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这都表明，“陈桥兵变”应该是一起早有预谋的军事政变。后来，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罢去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以防备“点检做天子”的政变之戏重演，这也是一种证据。
第二，周世宗驾崩后，禁军朝有利于赵匡胤的方面变动，北周少帝柴宗训登基前，政局不稳，谣言四起，“陈桥兵变”后，政局平稳、顺畅，这都让人感到，“陈桥兵变”是早有准备的，而非赵匡胤不之情。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癸巳日，周世宗驾崩，柴宗训于六月甲午日在周世宗灵柩前即皇帝位。七岁的小皇帝即位，没有兵权的宰相范质、王溥等辅政，政局不稳，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此时，忠于后周柴氏皇权的朝中大臣们对掌握兵权的赵匡胤已十分警惕，其中有人便提出不应让赵匡胤再掌握禁军，甚至还有大胆的朝臣建议符太后和辅政大臣支持小皇帝先发制人，尽早除掉赵匡胤，但是，后周恭帝柴宗训只是改任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面对“主少国疑”的状况以及朝中的乱局，加上有朝臣已经开始提防和排挤赵匡胤，作为长期掌兵的赵匡胤不可能没有想法。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军制要害关系，《香溪集·五代论》有一句话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对此，赵匡胤是不会不警惕的。
符太后等心不够狠，而赵匡胤及其心腹却在加紧掌控禁军的行动。在周世宗驾崩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发生了变化，而且，这变化是有利于赵匡胤掌握关键军力的。
后周的军事体制与五代其他国类似，但皇帝亲征离京时，由重臣任大内都检点，皇帝返京后便撤销。后改来，设殿前都指挥使为殿前司最高长官，同时，设副指挥使和都虞侯。显德三年（956年）末，又设都检点，之后又设副都检点，其军权在都指挥使之上。可是，殿前司长官的地位虽低于侍卫亲军司的长官，但所掌握的军力亲近皇帝，统领内殿直、外殿直、内直和东西班等机要部队。
慕容延钊
周世宗驾崩后，后周禁军的变化对赵匡胤显然是很有利的。在关键的殿前司，原本一直空缺的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而慕容延钊是赵匡胤的少年好友，其关系非同寻常。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侯一职，由王审琦担任，而王审琦为赵匡胤的“布衣故交”，与殿前都指挥使得石守信一样，皆是赵匡胤核心军事势力圈子的骨干人物。如此一来，整个殿前司的所有高级将领，皆是由赵匡胤的嫡系成员担任。此外，在侍卫司的高级将领中，与赵匡胤有“兄弟”之谊的韩令坤当时正率领兵驻守扬州，京城侍卫司高级将领只剩下副都指挥使韩通，他虽不是赵匡胤亲近的人，但也并非敌对，而且她势孤力单，无法抗拒赵匡胤的嫡系将领所率领的部队。
很显然，如此周密的关于禁军的安排，说赵匡胤一点儿也没有想到“黄袍加身”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五代时政权交替频繁，而赵匡胤是老到的政治军和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会对谋反的事那么迟钝吗？显然，对于“黄袍加身”的事，赵匡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第三，“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回师都城，一路特别顺利，到了京城，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早已得悉兵变的事，便打开城门接应；而朝中权臣范质、王溥也很快拜赵匡胤为新主，如果不是事先准备充足，能如此顺利吗？
如果说，在禁军系统中，对兵变还有一点点不足的话，那就是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仅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仓促想率兵抵抗，但他还没有能召集好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了。赵匡胤顺利进京城，按之前陈桥的约定，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有陈桥随军的赵匡义、赵普及其他忠心的将领，加上开城门的“结社兄弟”石守信、王审琦等，朝局已定，黄袍穿稳了。
朝中少帝的辅政大臣范质、王溥等，与赵匡胤的相见很有趣。赵匡胤事先派潘美去知会范质等，当时早朝尚未结束，宰相范质得到兵变的消息后抓住王溥的手表示后悔说：“仓猝遣将，吾侪之罪也。”他紧张得紧掐王溥的手。而王溥不敢吭声。赵匡胤到了之后，范质表示：“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宗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质知事不可遏，曰：‘事已尔，无太仓卒，自古帝王有禅让之礼，今可行也。’因具陈之，且曰：‘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太后当如母，养少主当如子，慎勿负先帝旧恩。’太祖挥涕许诺，然后率百官成礼。由此太祖深敬重质，仍以为相者累年。”
陶谷
文武大臣皆已支持，兵权彻底掌控，所有障碍皆清楚，剩下的事是正式登基了。于是，赵匡胤的得力大臣和亲信们劝逼少帝柴宗训举行禅让仪式，当时临时似乎缺禅让诏书，但翰林承旨陶谷却从袖子中拿出一份，禅让仪式顺利举行，恭帝柴宗训降为郑王，赵匡胤即位为皇帝，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得任所在地宋州，于是，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赵匡胤为宋太祖。
明眼人都可看出，从“陈桥兵变”到正式“黄袍加身”，无论是军事还是政事，诸事皆进展得如此顺利，若没有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赵匡胤能如此顺利登基吗？可见，赵匡胤一定是早已作了准备。以至于后世评论说，“陈桥兵变”兵不血刃乃是历史上最“完善”的兵变和谋反。
最后，王夫之曾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而其中的第一戒“保全柴氏子孙”既是歉意、报恩，也是透露了一种信息：赵匡胤即位并非理直气壮，而是早就有计划的了，否则，不会特意立此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