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到1627年，辽东地区，甘肃地区，陕西地区出现比较严重的干旱，粮食减产，似乎与降水线南移有关。下面是当时的地图。
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獾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怀陵流寇始终录》
(熹宗天启二年)五月，滑南大风拔木，冰雹伤禾……(四年)八月，陕西地震六年，富平旱，饥，延长大水。——《陕西通志》
天启年间（1621年- 1627年），“陕西北境，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并最终导致了农民大起义。其中的两个领袖，一个是李自成，另一个是张献忠。
到了崇祯帝时期，农民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637年，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 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638年，清军第五次入塞，对北方地区造成空前浩劫，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家园，成为流民。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大量流民加入起义军。之前躲藏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杨嗣昌再次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
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张献忠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农民军的力量。农民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农民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
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农民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 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农民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 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
大明进入死亡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