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74年和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曾经两次派大军远征日本，试图把日本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在日本这分别被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文永之役”中，元军出动四万余人，在攻下对马岛和一岐岛后在筑前今津和博多湾沿岸登陆，但孤军深入之下疲惫无援又遭遇台风袭击，最终以撤军告终。
“弘安之役”规模更大，元军出动兵力达十四万之多，不过几年时间里日本一直在备战，元军却缺乏情报，攻势受挫，巧合的是一日晚间又遭遇台风袭击，东征军“士卒溺死者大半，其脱者皆壮士也”，损失更加惨重，东征就这样被挫败。
此后忽必烈虽然还有过发动第三次战争的念头，却已力不从心只能作罢，统治日本的梦想就此落空。
元日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像胜败所表现出的这么简单，它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直接影响到了参与战争的中、朝、日三国之后数百年的关系，对近代远东格局的形成也有影响。
分别从朝、日、中，三个国家来看一下。
先看朝鲜。
朝鲜称得上是元军东征中最悲催的国家。
当时，朝鲜半岛还处于高丽王朝时期。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时期，蒙古和高丽的联系时断时续。高丽并不甘心被蒙古统治，它也无力抵抗蒙古大军，每次蒙古出动军事力量，高丽国王就认怂，甚至逃到海岛上躲避，蒙古退军后，则又继续维持统治。
直到忽必烈登基，高丽再也无力反抗，只得接受成为藩属国的地位。忽必烈加强对高丽的控制，还通过联姻的手段进行笼络，自称为“义虽君臣，欢若父子”。从此，在辽、金时期自主度颇高的高丽王朝再也不复之前，被元朝严密控制。
即使如此，高丽也还保留着一个国家的形式，不至于完全沦陷，至少国王还是有的，大臣基本还是自己的，人民当然负担更重，不过除了多交点税，也比之被蒙古铁蹄蹂躏过的国家要好上许多。
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选择了高丽作为战略基地，原因也很简单，高丽距离日本最近，并且能提供大量的水手和船只，这些条件都是大规模跨海作战所不可缺少。
对高丽来说，忽必烈征日却是一场灾难，为了管理方便，元朝干脆取消了高丽国家的形式，把它改成了自己的征东行省，高丽国王则降级为行省丞相，高丽成为了元朝特殊的行政区建制，直到1356年高丽朝廷才在名义上重新掌握统治权，即使如此，元朝也没有放松，直到元朝被朱元璋推翻前都直接控制着高丽。
设置行省是为了征东方便，如此规模庞大的远征，高丽当然也要出钱出人出资源，《元史》上记载，仅仅在船只上，1274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就提供了四千石的大船1000艘；1281年第二次东征规模更大，高丽提供兵船900艘，水手15000名，士兵1000名，粮草11万石以及其他器物若干。
并且，这些人员和资源大部分都折损在日本，高丽本是小国，连续为如此大战提供巨量人力和资源，对它的经济和生产的破坏性自然不言而喻。
相比为战争提供的人力物力，东征后的影响对朝鲜影响更大。东征失败了，朝鲜军队却因为作为仆从军参战而被日本记住并且恨上了。
“弘安之役”胜利后，日本不打算善罢甘休，距离最近的高丽就成为报复目标之一。镰仓幕府下令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准备舵工、水手和船只，下达了“异国征伐令”，打算征讨高丽以报一箭之仇。
由于镰仓幕府本身发生动荡，这个征伐令后来没有实施。但是，仇恨的种子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官府层面的军事行动终止，个人的行动却难以禁绝。九州一带的武士开始渡海进行劫掠，逐渐就演变成最早的倭寇问题，劫掠的范围也从高丽逐渐向中国沿海地区扩张，发展到明朝，规模越来越大，酿成倭寇之患。
从元朝开始，朝鲜半岛从零散的倭寇侵袭，演变为日本国家层面的军队入侵，古代到近代，日本始终对朝鲜虎视眈眈，如果追寻源头，正是从忽必烈征日之后开始。
然后看日本。
对日本来说，虽然两次击败元朝大军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胜利，但从结果来看，也难言成功。
首先对于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幕府来说，与元朝的作战动摇了镰仓幕府统治的基础——御家人制度。
御家人是镰仓幕府与效忠幕府的武士之间的一种制度，相当于家臣和主人的关系。幕府赐给御家人世袭的土地，御家人平时为幕府维护治安、上交税赋，战时则组成军队出征。战后幕府执政者要根据军功对他们进行抚恤和封赏，这种关系建立在“奉公”和“恩赏”的基础上，但对抗外敌的抗元战争并没有得到什么战利品，幕府执权无法进行恩赏，这就动摇了这个制度的根基。
御家人的封赏问题长久悬而未决，引发了诸多连锁的问题，镰仓幕府在“弘安之役”50多年后就宣告灭亡，与忽必烈发动的东征引发的连锁反应关系很大。
相比镰仓幕府的倒台，两次战争对日本民族在精神上的影响更大。
在元军两次东征中，台风为日军提供了很大帮助。台风本来是偶然现象，但这样幸运的事，在当时信奉神明的日本眼中，就成了神迹，台风也就成了神风，日本也就是被神明所庇佑的国家。忽必烈征日对日本国家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因大家都在同一旗帜下对外作战，客观上提升了民族凝聚力，加上神风说的诞生，成为日本自古以来是神孙降临、神佛护佑之“神国”的绝佳例证，关于神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是层出不穷。
这样的思想在抗元胜利后急速发酵，成为日本中世占据统治性地位的意识形态。
如此理念之下，日本民族自信爆棚，原本日本对中原政权心怀敬畏，不敢轻言对外征伐，心态改变之下，开始有了扩张的野心。
在幕府灭亡，战国时代结束后，权臣丰臣秀吉就发动了规模极大的对外战争，先是占领朝鲜，最终目标是灭掉明朝。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抗元的胜利和由此建立起的信仰，既然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都被击败，那么有神明庇佑的国家就理应获得更大的土地和资源。
神国的思想在明治至二战期间，又作为日本民族优越性的证据被军国主义政府所利用，成了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
所以即使在出兵侵占朝鲜被明朝击败之后日本也没有改变，朝鲜也始终成为日本必欲得之而后快的一个目标，到了清朝，甲午战争获胜后，日本终于得手。
此后日本神国的观念在二战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神风的影响也在始终影响日本，二战中的“神风特攻队”也就是类似像镰仓武士单人单骑以血肉之躯冲击蒙古军阵那样去“为国捐躯”思想的延续。
再看中国。
对于元朝来说，东征日本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国内“以征日本，民间骚动，盗贼窃发”。
一方面是人民深受战争之苦。东征日本需要庞大的兵力，特别是第二次战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刚刚征服的南宋的降军组成，这些兵力白白牺牲在了日本，给万千个家庭造成无尽痛苦。当然，从忽必烈的角度来说，或许也包含着故意消耗投降的汉军兵力的意愿。不管怎样，这些人都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除了人员，规模庞大的征日更需要经济支撑，这其实也不用过多列举数据，这样大规模的跨海作战，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从船只、水手到物资、粮草，每一项都是惊人的数字。仅粮草一项，为了远征在中原就准备了“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本土的资源都被抽调去为战争服务，带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对地方经济的破坏。
从元朝帝国层面来说，两次东征的失败使得忽必烈意识到马上可以取天下而不可治天下，元朝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对外攻伐，改为重视发展，推行汉法，元朝开始稳定下来。
而日本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南宋遗民来说也是值得兴奋的一件事，小国日本居然击败天下无敌的元军，民间对日本刮目相看，虽然在官府层面，终元一朝和日本没什么来往，民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却比较活跃，商人、文人、僧侣们来往频繁，大量中原文化元素被传入日本。
除了这些，对于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到了中日之后的关系，正如对高丽的影响一样，破产的日本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倭寇，他们的目标不止是朝鲜，也逐渐扩散到中国，形成了明朝延续百年的倭寇之乱，在政府层面上，中国也成了意欲扩张的日本假想中的对手，影响了之后东亚的格局。
从三国整体关系来看，这场战争又可以看作是蒙古马背文明与岛国海洋文明的碰撞。在唐朝虽然日军也与唐军在白江口之战有过交手，但毕竟短暂且并未涉及到日本本土，忽必烈征日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大规模外敌入侵，它也首次将蒙古、中国、日本、韩国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连接到了一起。
兵者凶器也，战争产生的联系终究是负面的，各方之间彼此都产生了猜忌和戒心，终元一世，蒙元与日本的联系几乎中断，从而间接影响了中世纪以来的东亚历史进程和实力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