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周人来说，第一次东征之后最头疼的难题，就是商王国的中上层自商灭亡以来就没有真心顺服过。虽然周人采取各种措施来讨好殷商遗族，但他们始终都是面和心不和。表面平静的湖底下，蕴藏着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巨型火山，这让周人寝食难安。
虽然商纣王被天下人抛弃，但在周武王克纣之后，商国中上层人士切身体会到的，却是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深入骨髓的羞辱。周武王在《逸周书•商誓》中的这番训导，在周人角度当然是义正严辞、堂堂正正。可是，数百年来习惯了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地位的商人，在聆听周武王训话时，都是腆着脸艰难听完的。十年前还在低三下四地侍奉自己的下人，突然一步登天，在自己面前声色俱厉地训斥，有几个商人能坦然接受？商国实力，即便是商纣王倒台后，都还远远胜过周人，你姬发有什么资格踩在我们头上？！
周武王回到镐京后，将抓获的商人“王士”向周人祖庙献俘，将这一百多名俘虏杀的杀，残的残。这些被残杀的俘虏，不仅仅代表了百多个商人家庭；更可怕的是，他们是代表着多个商人大家族！所以，侮辱、残杀这些战俘，又不知在多少个商人大家族中间埋下了深深的仇恨！
人的思想最是复杂多变。
商纣王生前凶狠残暴，天下人人都恨不得他早点上西天；但是在他死后，居然连带老婆都遭到周人焚尸，这就在商族中上层人士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心理反差：商纣王作恶多端，死足以赎其罪，怎么能再辱其尸？！这等于是在商人心头万般憋屈的怒火上，又浇上了一桶油！
政治与军事失利所带来的羞辱与怒火，形成了殷商遗族造反的思想基因。
二
不但在精神上遭受到周人沉重打击，更加让商人不可容忍的是，周人与商人，在经济利益上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在商王朝被推翻后，天下社会生产模式酝酿着深刻的变化。
周人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是人人相对平等的“藉田公社”模式。在灭商前，为了吸引殷商中下层投奔周国，又根据商人“神权独尊”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推出了“帝藉”制度，对投奔周国的商人都平等相待，给他们分配土地，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周人“土地革命”因此盛名远扬，商人底层归周“纷纷如流水”。牧野之战时，商国底层的奴隶兵之所以能在战场上集体倒戈，就是因为周人“土地革命”（“帝藉”制度）的强大号召力。
然而，“革命”虽然成功了，周人的“土地革命”却未能彻底推行。
周人第一次东征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商纣王虽已毙命，但是商国人心却还未完全归顺。为最大限度地统战原商王朝中上层，周王室不敢在原商王国区域强制推行“土地革命”。相反，周人不得不采取了“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的统战政策，暂缓推行“土地革命”。
因此在殷商旧地，商人奴隶主们还在继续延续着落后而野蛮的奴隶制度。
三
虽然在殷商旧地，野蛮而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模式得以保留，但“土地革命”的思想却随着周人灭商，早已深入人心。“解放前”没能逃出商国魔爪的“留守奴隶”，内心早就期盼着周人的“解放”大军，他们积极配合周人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
可“革命”胜利后，奴隶们却未能等来周人“土地革命”的春风。“革命”思想已广泛传播，奴隶们的“革命”热情又如何能压制得住？
如今的天下，已不是殷商奴隶主的天下。
周人的革命口号就是“天命无常”，商纣王的倒台，让天下人都知道殷商“天命”已被周人继承。在周人“革命”思想的感召和鼓舞之下，奴隶们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干活时纷纷磨洋工，随时找机会逃跑到西土，有些奴隶甚至还直接起来暴力反抗！
奴隶们都不愿像以往一样温顺地做牛做马，商国奴隶主们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
这与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模一样：有些公司经济效益差，员工福利少、工资低，加班多如牛毛，员工每天都怨声不断；它的竞争对手却经济效益好，员工福利好、报酬更高，工作虽然累，但员工付出都能得到更高回报，加班也就甘之如饴了。待遇差的公司，员工干活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绩效差，公司效益随之每况愈下；待遇好的公司，员工责任心强，工作效率非常高，在市场竞争中也就往往能抢得先机，公司效益当然越来越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待遇差公司的员工为追求更高收入，必然都想跳槽到待遇更好的公司。长期如此，就形成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自由竞争的体制之下，弱者必将会被彻底淘汰出局！
在商、周经济和文化竞争的大背景下，待遇差的“商公司”员工必然也会想着向待遇好的“周公司”跳槽。更让商人中上层忿恨不平的是，原本以为“商公司”雇佣奴隶，社会生产的人力成本更低，可以在这场竞争中稳占上风；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人力成本更高的“周公司”，反而能更有效地激发出被“解放”奴隶们的工作积极性，居然在效率上远胜“商公司”，让“周公司”更加蒸蒸日上，“商公司”却慢慢步入穷途末路的窘境。
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冲突，就是殷商遗族造反的经济基因。
四
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冲突之外，商、周之间在文化上也存在着根本性冲突。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纣六祀，周文王初禴（音悦）于毕。”
禴，是古时一种祭祀仪式的名称。“禴”字复杂难认，但是所谓“禴祭”本身，却是个极其简单的祭祀仪式。简单来说，就是用生菜作为祭品来进行祭祀。《竹书纪年》记载，在商纣王六年时，姬昌用禴祭来祭祀祖先。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先祖的祭祀极为隆重。商人祭祀祖先，动辄杀牲、甚至杀人无数，以示对祖先的敬重。即便到了现代，祭祖时杀鱼、杀鸡、杀鸭、杀猪都是必需的。普通人要是敢大不敬地拿颗烂白菜摆上案头来祭祖，估计立马就会被众人的口水给淹死。对祖先都这么小气，就不怕祖宗怪罪吗？
然而，姬昌就是这么特立独行，拿着颗烂白菜就去祭祀了。他信仰“祭祀之盛，莫盛休德”，德行才是最好的祭品，祭祖时禴祭就已经足够了。
生活于商人疯狂杀戮祭祀文化之中的天下人，听说姬昌以禴祭祭祖，第一感肯定是惊讶而又疑惑——祭礼如此淡薄，能得到祖先保佑吗？
政治上，周国多是“以德服人”，深得人心；在祭祀时，周人多用禴祭，少杀人，少杀牲；商周竞争的最终结果，却是周人灭商，坐拥天下。
所以《易经》“既济”卦爻辞中，才会出现这么一句话：“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推崇禴祭的周人（西邻），战胜了残酷杀牲祭祀的商人（东邻），这真是上天在福佑周人啊！
两国在文化上的根本冲突，是殷商遗族造反的文化基因。
周人第一次东征之后，虽然竭力维系着与殷商遗族之间的和平，但是却完全没有消除商、周之间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根本冲突，也没有彻底解除殷商遗族的军事实力。
首次东征“革命”不彻底，殷商遗族“造反”，也就成了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