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浙地区位于南宋的东北部，地形上北面多平原，拥有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以及宁绍平原。而且南宋首都临安府也设在两浙路之内，两浙路自然是南宋最重要的地区。
南宋建立后，随着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是定都临安后，两浙成为南宋王朝统治中心所在，经济更是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绍兴五年知湖州的李光说：“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一语道破了两浙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事实。
这一区域内出现了“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水相接”的繁荣现象。两浙地区河流湖泊星罗棋布，气候适宜，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湖州是宋代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曾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秀州是仅次于苏州、湖州的经济发达地区。
丝绸、造纸、瓷器、造船、印刷等主要手工业部门在这一地区也十分发达，像杭嘉湖地区的丝绸，瓯江流域的瓷器以及温州、明州等地的造船业。
杭州、明州、温州是全国主要港口，这里有南宋朝廷设的市舶司，史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经济的发展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特别是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
《宋会要辑稿》的记载表明：浙江无论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还是海外贸易的兴盛，都居全国前列，其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宋定都临安，遂使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之所以选择定都临安，首先是具有地理上的优势。
临安相对来说较安全，这座城市地处浙西水网地带，纵横交叉的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驰骋，从而大大的减轻金军骑兵南下的威胁，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
所以他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得骋也。”
而且这里东可入海，南可入闽，逃避金军铁骑之南侵也比较方便，对于不想进取，一心只求偏安的高宗来说，这种地形上的优势当是他选择杭州作为都城的最主要原因。
而且南宋开国不久，抗金军民齐心协力，把金人的势力限制在江北，浙江社会相对稳定。其次，在经济上两浙地区比较富庶，物资供应有保障，地理位置适中。
杭州处于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四通八达的水网系统加上傍靠天目山余脉，可以获得四周源源不断的粮食、家禽、水产、果蔬、竹木、山货等的供应。
第三，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美丽的西湖景色。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对高宗还是对整个南宋统治集团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临安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且两浙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优良，劳动力比较充沛，物产丰富，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是发达或较发达的。
加以地方负担比较轻，能提供大量的上供物资，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
如“淳熙末，两浙岁输左、内藏库钱至千二百万缗（浙东四百二十八万，浙西七百五十余万），而茶、盐之利隶于朝廷者不与焉”。
即已经归属朝廷的茶盐之利尚未计入其内，就已经占此时南宋朝廷全部年收入8000万—8200万缗的1/4左右。
终南宋之世，两浙地区每年上供粮食150万石，居南宋各路之首。
因此，两浙地区在南宋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尽管两浙地区具有较大地理上、经济上的优势。
但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灾害多发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但给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加重了他们的生存负担。
同时也给建都临安的南宋王朝增加了不少麻烦，是直接或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对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灾异谴告说”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因为两宋自然灾害比较严重，所以灾异谴告说在宋代尤为盛行。“
灾异谴告说”认为：灾害是由现实政治的过失引起的，上天以灾害形式来对地上的统治者提出警示，提醒他们及时改道易辙。
正如董仲舒说的那样：“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宋史·天文志》记载了这么一段话：“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
显然，这种把灾害的原因归之于政治得失，把自然现象与统治统治得失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警告统治阶级，以使他们采取较为合理的政策或措施，以利国家长治久安。
因此，每当灾害发生后，统治阶级都会对上天的遣告作出回应，从皇帝到大臣，都会采取一些责己弥灾的行动。
古代皇帝自称天子，强调自己受命于天，所谓“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即是声称自己是代表天意来对人间进行治理的。
当然，一旦出现灾害，也可以理解为他们逆天而行，上天已经发出警示，发生灾害之时，皇帝一般都会认为是自己为政不当、治理国家不力。
因此会采取相应措施来表示服从天意，以减轻自己的罪衍。二是求直言。灾害发生后，为了降低灾害的破坏程度和造成的损失，皇帝会让大臣直言上书。
此时，皇帝一般会虚怀纳谏。皇帝对自己的德行进行反省，对为政不力作出自我批评，或者让大臣直言当今政务缺失。
这种修身责躬的行为，多见于灾情较重或灾期较长的情况，此类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三是避殿、减膳、撤乐。
发生较为严重的灾害后，一般随之而来的是饥荒，严重之时，百姓会缺乏必要的食物，或因饥饿而死，皇帝此时会采取避殿、减膳、撤乐的形式，表示与百姓同苦，以减轻自身罪孽。
如隆兴元年八月，飞蝗过都，遮天蔽日，湖州及浙东郡县庄稼遭到损害，民因此乏食。四是祈禳。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很多自然现象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因而人们对“上天”极为敬畏。
因而，每当发生灾害之时，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是天下公认的天子，只有他能与上天进行交流，因此当发生久旱时，皇帝就承担起与“上天”进行对话的责任，采用一定的仪式，这就是祈禳。
当然，灾害区域不大，灾情不严重，那么可由地方官员、或遣使者进行祈禳，而遇到大灾，往往由皇帝亲自祈禳，以显示皇帝的诚意。
这类祈禳在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如：孝宗乾道四年六月十七日，诏：近日雨泽稍愆，临安府已迎请上天筮灵感观音，就明庆寺祈祷，下令每日派侍从官一员前去烧香。
灾害发生后，有关官员当然有责任负责处理，处理及时，措施得当，自然会受到皇帝表彰、赏赐乃至加官进爵；
然而如果处理不及时，措施不得当，那么就会受到皇帝谴责，甚至丢官罢职也是常有之事。换句话说，灾害对大臣的仕途会产生相当影响。
一是罢官或降职。如前所述，南宋前期两浙地区灾害发生频繁，地方官吏因救灾不力遭到降职和罢黜的并不罕见。二是升职或受封。
在南宋前期两浙地区，灾害发生后，因救灾得力而受到封赏的也有很多。三是请罢不许。皇帝乃“天子”，是代替天对人间进行管理的。
灾异是上天的谴告，预示着皇帝在统治上的错误，但是按照古人的逻辑，皇帝是不会错的，就是犯错也是犯了不能知人善任的错。
所以，这个时候做臣子的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为错误承担责任了。常见的现象是灾变之后，大臣主动请罢，皇帝却将责任揽为己有，对其请罢，往往以“不报”、“不许”，以示宽怀。
古人认为，监狱是冤气聚集的地方，而冤气滞留也会引发灾害，因而灾害发生时，皇帝有时也会下诏虑囚，减轻处罚，以显示“政治清明”，宽大为怀，国无冤情。
如：隆兴二年二十七日，诏：“浙西江东霖雨害稼，令逐路提刑司疾速躬亲前去州县检察决遣刑狱”；
水旱等灾害的侵袭，常伴随而来的是饥馑、疾疫，这是导致农民抛弃家园的一个重要原因。灾民四散，流民潮于是涌起。
王德毅先生说：“天灾的流行，人祸的蔓延，皆会带来民生的凋敝和社会的扰攘不安，因天灾造成的饥荒，宋代三百二十年中，可说史不绝书。
饥民纷纷逐丰熟，流移他乡。”如上所述，南宋前期两浙地区正是如此。
两浙地区在南宋前期发生了多次灾害，灾害造成粮食减产，百姓生活遭遇困难，严重者导致粮食绝收、田园被毁、房倒屋塌，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造成严重破坏。
一旦灾民得不到及时的救济与帮助，无法在当地继续生活下去，只能迁移他乡来求得生存。如此就产生流民，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社会矛盾激化。
南宋前期两浙地区因灾害发生而导致的流民有三种情况：
一是其它地区发生灾害，灾民流入两浙。如绍兴元年，东南诸路郡国发生饥荒，淮东出现的众多流民聚集在常州、平江府。
十八年冬，江、淮一带发生饥荒，由于朝廷赈济不力，流民渡江聚集在行都，史称这次饥歉导致的流民涌入两浙“百倍常时”。
二是两浙地区发生灾害，灾民外流。淳熙八年冬，行都、严州、婺州发生饥荒，灾民流入淮郡者万余人。同年，两浙水旱相继，灾民流入江北。
三是没有具体流向的流民。绍兴元年六月，浙西发生严重疫病，平江府以北，死伤无数。
六年春，浙东发生饥荒，饿死者众多，民多流徙。乾道元年春，行都、平江镇江绍兴府、湖常秀州发生严重饥荒，殍徙者不可胜计。
淳熙九年春，大亡麦，行都发生饥荒，于潜、昌化县人食草木，朝廷出丰储仓米万石进行赈济，饥民之就食者一万四千五百人，流民一千五百余人。
淳熙十四年七月，“秀州饥，有流徙者。”淳熙十五年七月，“黄岩县水败田潴。番阳湖溢番阳县，漂民舍、田稼，有流徙者”。
不管是是天灾还是人祸，皆会造成人口流移，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两浙地区人口外流会导致劳动力减少，但是由于南宋前期两浙地区经济发达，所以流入两浙地区的人口远比流出的要多得多。
加上没有具体流向的流民，大量流民涌入两浙，必然会影响两浙地区的社会稳定。
由灾害引发的流民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因素之一，这在历史的经验中已经得到证实，尤其是大规模流民潮的发生更是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因子。“
在社会历史正常情况下，社会本身是一个平衡、有序、稳定的自组织结构。灾害的发生破坏了社会机体的这种状态，导致失衡、无序和非稳定现象的出现。”
邓拓先生也说：“历史上所累次发生起义，无论其范围之大小，或其时间之久暂，实无一而非由于灾荒所促发，即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此殆已成为历史之公例。”
宋人也对此有所悟解，理学家朱熹认为：“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董煟言：“自古盗贼之起，未尝不始于饥谨。
上之人不惜财用知所以贩救之，则庶几与其少安，不然，鲜有不殃及社租者。”
因灾害而致的流民潮，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安置，那么流民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就会饥寒至死，那么灾民就会挺而走险，或抢或盗，甚至酿成起义，造成严重的后果。
灾害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事实。
现代灾害学研究认为，灾害对经济的破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情况下，灾害发生后会损害农作物和危害家畜，导致作物减产，家畜伤亡，这是灾害的初级效应；
如果灾害的破坏性超过了社会的承灾能力，还会导致工商、金融、财政、交通等社会经济部门秩序混乱、物价失衡，大面积流行灾荒；
社会系统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调整的话，灾害的冲击波就会深入到上层建筑，发生大的社会起义，危及国家政权。灾害发生后都会对田地和庄稼以及房屋造成严重的损毁，史料中关于田地和庄稼以及房屋遭毁坏多记载为“损田”、“害稼”和“坏民庐”、“漂民居”等等。
南宋前期两浙地区水、旱、蝗等灾害发生频繁，且多发生在春夏秋农作物生长收获的季节，严重降低了两浙地区的农业收成。
而田地受损，地力不会很快恢复，那么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造成房屋损毁的主要是水灾、风灾和火灾，灾害造成房屋损毁在南宋前期两浙地区的记载多不胜数。
水灾：绍兴三十年五月辛卯夜，于潜、临安、安吉三县山水暴出，坏民庐。淳熙十二年八月戊寅，安吉县暴水发枣园村，漂庐舍、寺观。
淳熙八年五月壬辰，严州大水，漂浸民居万九千五百四十余家、垒舍六百八十余区。绍兴府大水，五县漂浸民居八万三千余家。
风灾：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壬戌，平江府大风雨驾潮，漂溺数百里，坏田庐。三十二年七月戊申，大风拔木。温州大风，坏屋覆舟。
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雨驾海潮。五年十月，台州大风水，坏田庐。乾道五年，是岁夏秋，温、台州凡三大风，水漂民庐。
淳熙元年七月壬寅、癸卯，钱塘大风涛，决临安府江堤一千六百六十余丈，漂居民六百三十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