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史学等等，总之一切有关“人”的研究都证明——人，是社会动物。
所谓“社会动物”，一是说所有人，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二是说，凡是人，都具有社会性。
换个角度说，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元素；社会，是由人结成的一张“大网”。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埃尔曼·塞维斯，他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即，人从一开始，就是群居的。而群居的人群，由小到大最后形成了国家。这个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游团—部落—酋邦—国家。
中国的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毕生着力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发展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经过了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三个阶段。“三代”之前是古国阶段；三代属于方国；秦汉进入帝国阶段。中华文明，是在古国阶段就具雏形的。
中国现在的绝大部分人类学、考古学和史学学者亦将“国家”初步形成作为“文明”形成判定标准。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同这一观点。良渚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为“典型的城市文明”，是很好的例证。
比如在中国，自“古国”开始，这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当时的人，已经被“编织”进“古国”这样的“大网”里面了。在此之外，并不存在“江湖”这样的“平行宇宙”。如果说“平行”，那也是另外的“古国”“方国”或“帝国”。
那么7000年之前呢？从约距今9000到80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看，现在尚难确定其时是否已具有“国家”的雏形，因此被称为“新石器时期文化”，但龟甲刻符、骨笛、稻作遗存等等遗存，证明其已具有不少“文明社会”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当时仍属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邦”社会形态，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也是生活在这样的“小网”或“中网”中的，而不可能另有一个“平行宇宙”的“江湖”，任人们“快意恩仇”。
再往前，就是“旧石器时期”了，可以不必说了吧。
可是，怎么就出来了个“江湖”说法？
中国最早创造“江湖”一词的，大约是庄子。
《庄子·大宗师》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说，泉水干了，鱼们困在在陆地上相互依偎，靠大口哈气取得一点湿气，各自用口水滋润对方。“不如相忘于江湖”的理解不同，有说庄子的意思是讲，还是比不上在江湖之中相互不记得更好；亦有认为是说就把过去在“江湖”里的生活忘了吧。
庄周
但无论庄子是何意，这个“江湖”，指的都是“江河湖海”之水域。
这是“江湖”一词的本义。
《史记·货殖列传》：“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司马迁亦在本义上使用“江湖”一词。
后来，“江湖”含义有所引申。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竺法汰》曰：“与道安避难，行至新安，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
这里的“江湖”，既包含庄子之原义，但更多的是泛指“五湖四海”的“各地”之义了。
唐代，“江湖”有了“社会底层”之义。
杜牧《遣怀》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比杜牧稍小几岁的李商隐，在其《赠郑谠处士》诗中云：“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寒归山观随棋局，暖入汀洲逐钓轮。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莼。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范蠡
这大约是 “浪迹江湖”一词的最早出处。不过，也用上了《史记》中范蠡的典故。
宋代，“江湖”成了与“朝廷”对称之词。
范仲淹《岳阳楼记》云：“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庙堂”，指“朝廷”；“江河”，则指“民间”。“庙堂之高”，指天子位尊；“江湖之远”，则云介民人微言轻。
南宋，还形成了一个“江湖诗派”，由南宋钱塘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总集而得名。其主要以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构成，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等等。
至此，似乎“江湖”，就是一个与“朝廷”共存的“平行世界”。
这种变化，为后来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古以来，逐渐发展的对“侠”和“侠义”之崇拜，对“江湖”成为“朝廷”的“平行世界”，作用甚大。
《说文》曰：“侠，俜也。”又曰：“俜，侠也。”段玉裁《注》：“轻财者为甹，然则甹俜音义皆同”。又，“立强于世者为游侠”。
概括地说，古人认为的“侠”，就是重义轻财，不畏强权，力折公侯。
《战国策·齐策》所载之“齐人有冯谖者”，应该是“游侠”的最早记载。
《史记》有《游侠列传》。司马迁还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接着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他进一步说，“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司马迁
司马迁的话说得有些长，但讲的道理太棒了。
可以说，《战国策》提供了“游侠”的原型；司马迁建立了“游侠”可敬的“理论根据”，并提供了“侠义小说”的“范本”。
汉代以后，就不乏“游侠小说”陆续出现。至清代的“狭义公案小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李公案》等等。
就此，“江湖”也正式成了与“朝廷”并存的“平行世界”，尽管这些小说中，都是游侠被名臣大吏的“清廉刚正”所折服，保护辅佐其铲除奸逆、除暴安良。
现代武侠小说摒除了“公案”部分，“江湖”平行和独立性就更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