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都是男性画家对唐朝贵族妇女真实生活场景的描绘，折射出了对女性洒脱自在形象的认可。既然如此，男装女穿的现象大概也见怪不怪了，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中就有身穿男装的女陶俑。可见人们不仅认同，而且追捧。
男装女穿可以说是唐代的一种潮流，而这种潮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女帝武则天登基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客观上也加强了女性的权力地位，是历史上对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颠覆。
不过唐朝能出现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女帝，其一是武则天政治手腕和治国策略不同凡响，其二是唐朝整体民风质朴开放，不拘小节的大国气象非其他朝代可比。
女子掌权下，男装女穿其实不算什么，只是为何能被大众接受，还是值得细究的。
公元690年，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正式登基执政，强烈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女性开始逐渐参与社会活动，且参政意识普遍增强。
男装女穿其实并不是在唐朝才首次出现，只不过前面几个朝代并没有女子专政，这种现象还未传播开来，被统治者扼杀在摇篮里了。
而唐代这股潮流最先是从宫廷里兴起的，随后民间才开始跟风。
封建统治下，女性地位往往被想方设法打压，女性鲜有机会受诗书教育，科举这样的正规门路也是把女性排除在外的，所以大多古代女性只能在家庭里消磨此生，很少有朝代像唐朝一般，出现很多女性活跃在官场上。
唐朝自武则天登基后，“只有男子才可执政”不攻自破，女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掌握皇权。
最高统治者的导向性很关键，社会中各个阶层的妇女们也都萌生出参与政治的欲望。比如接近政治权利中心的贵族女性：唐太宗爱女高阳公主、高宗之女太平公主以及武则天得力助手上官婉儿……
她们历史留名不仅因为身份高贵，更多源于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由此整个大唐的女子社会地位和社会对女子的认知都有所改善。
也正是得益于女皇和这些参政女性群体的引领，唐朝妇女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封建传统思想观念和礼教的制约不足为训，“女扮男装”顺势造就。
“男装女穿”的潮流在唐朝是自上而下形成，既然皇帝的公主已经先这样穿了，而且皇帝和皇后也都很赞许，那么皇室之外的贵族和平民争相效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新唐书》记载为证，太平公主曾穿着男装在皇家宴会上大放异彩，而帝后对此也只是笑笑说：“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上层社会对女着男装一笑置之的态度，鼓励了社会各阶层女性着男装。
摆脱了一些传统礼教的束缚之后，人之天性自然得以充分释放，女性开始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而不是止步于厅堂和厨房。
唐朝女性一定程度上是热衷于抛头露面的，比如唐代仕女画，展现的就是贵族妇女出行的穿戴，还有因骑马、射箭等体育锻炼而成就的丰腴体态。
仕女画中描绘的妇女服饰、妆容和女子表露的情态，不仅仅意味着男性为主的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念的转变，也体现出女性自我审美的追求。女性敢于彰显有别于传统男性审美的个人魅力的同时，传达着女子独立自由的个人意志。
统治者的引领是导火索，政权才是女子意志真正的实质性的彰显，这些为女性自我意识抒发形式之一的穿衣打扮准备了政治前提。
唐朝之所以能够称为盛世，一是因为经济大发展，二是因为当时政策开放带来的各民族大融合，东西南北四方交流频繁，各地不同的民俗、娱乐活动都汇聚一堂，热闹非凡！
唐朝统治者上位后，对隋朝大运河的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和修缮，运河沟通长江和黄河，形成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
运输能力加强，各地方交流密切，更加适应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唐书》里说：“唐都长安……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除了水运，在唐朝奉行的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下，各国来朝，贸易频繁。
这一时期女子本身因为社会思想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有所弱化，因此女子也会参加以往只有男子才可以参加的游戏娱乐活动，比如春游、骑射、打马球等。但是穿襦裙怕是不合适，都需要着男裤才可行。
盛唐时期仕女画代表作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了唐玄宗之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骑着马带领侍从春游的情景。从她们骑马技艺纯熟，神情淡定自若来看，她们早已习惯骑马出行。
作为大型公开性体育竞技运动的马球在唐代十分流行，因此也有专门的女子马球运动。1981年9月，在陕西临潼山的唐墓室里就考古发现了打马球俑，全是宫女形象，“身着异色紧身坎肩，左手挽缰，右手上扬……”，由此可见女子社会活动的丰富也造就了男装女穿的风潮。
根据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所言，唐朝的文化审美一方面得益于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南北朝文化各取所长。
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中外经贸互通，胡商往来频繁也使得中西亚各国的礼仪、服装、音乐、美术、各种宗教观念不断流入。
若说经济的繁荣为唐代丝织业的发展和衣服面料的供应提供了物质保障，那么异域文化的注入，就使得女性在着装观念上有着开放的意识，于是唐朝才大范围出现了男装女穿的现象。
第一，李隋唐时期的宗教思想呈现佛道交相辉映的形态，这为“男装女穿”的着装氛围准备了思想前提。首先佛教被发扬光大，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使人们用更豁达的态度面对生命，女性在佛教以“供养人”的身份在造像活动中记全名，表现出女性人格独立型。
除此之外，道教与道家思想意识也深入人心。譬如杨玉环进宫为妃之前做过女道士，《新唐书·本纪第五》中记载：“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也就是唐玄宗与假借女道士的杨玉环私会。
另外唐朝玉真公主、女诗人鱼玄机等人也做过女道士，我们要知道，她们所穿的袍就属于男装之一。
第二，仕女画之外，整个唐朝社会浸染着诗歌之风，在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自居易、李商隐等的诗句中不乏女性题材。
李白一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后来演化为“青梅竹马”来形容男女婚恋关系，可见唐朝对于封建礼教“避讳”的男女大防，也能坦然表露于诗歌，并在市井之间传颂。这种开放的士人观念能够很好地引导社会思想意识，由此女性的人格和穿衣态度也得到了张扬。
第三，唐朝统治者特别注重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来往，如西部的突厥、回鹘，南面的南诏，东北的渤海国等，异域风情经由“丝绸之路”把大量的展现少数民族文化审美的金银器、头饰、服装带入中原。
以上所言，无论是本土的佛道、诗歌的兴盛，还是异国文化的融合，唐朝独特的文化都为唐朝女性服装审美增添了新的元素。
没有封建礼教约束的少数民族妇女，带着淳朴自由的气息进驻中原，中原唐朝妇女受这种风气的感染，思想意识得到空前解放，女性意识审美的自信心也得以张扬。
《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甚至懿德太子墓葬石刻都有着男装的女子形象，小袖宽领衣和波斯条纹锦镶边长裤显得格外俏皮。
从社会政治、娱乐活动到墓葬装饰，从生到死，社会各方面和生命的全过程无一不体现了“男装女穿”现象，根本上意味着当时人们文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发展和与众不同，审美观念作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呈现出这种现象，在当时“男装女穿”不足为奇。
我们如今向往唐朝开放、包容、浪漫、多彩的生活，也有对女性不拘一格、“百般红紫斗芳菲”的穿衣态度的追寻 。不得不说，女性生活是一个社会风气的映照。
女性大胆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穿自己想穿的衣物，无惧人们的眼光，更不担心因“穿得少”而招致猥亵。
复古并不是形式上的效仿，更重要的是整体社会风貌和社会境界令人心旷神怡。文化没有圣城“耶路撒冷”的诞生，因为信仰可以是坚定的，但人们的生活从来追求的不是单调一致，而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