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范仲淹写过许多传世佳作。在其众多作品中，这首《渔家傲·秋思》则是画风比较独特的“边塞诗”，也是战争吞噬下凋敝的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宋仁宗年间，范仲淹一度被朝廷派到了西北前线，抵御强敌——此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
这一强敌，就是西北地区的党项族政权。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四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就传到了大宋京城开封：党项族首领元昊造反了！
说来话长。元昊并不是姓元名昊，这只是他的名字。其家族本姓“拓跋”。唐代末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率兵帮助剿灭黄巢，被唐廷赐姓“李”；又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时辖夏（今陕西横山西北）、银（今陕西米脂西北）、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数州。在这几个地方里，夏州是中心。其州治就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夏国君主赫连勃勃造的统万城。公元413年建城的时候，赫连勃勃称赞这里“临广泽而带清流”，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好的地点。可惜到9世纪末，土地沙化，起大风的时候，流沙偶尔会高到城垛子边上了。
从唐末经五代到宋初，定难李氏（宋朝建立后又赐姓为“赵”）是一个世袭的割据性的地方政权。他们承认中原朝廷的宗主权，但是绝对不肯放弃地盘。宋太宗时，朝廷插手其部族内争，出兵夏州。将这座建造了550年的统万城，化为废墟。宋朝君臣认为拆掉了夏州城可以断绝后患，想法非常愚蠢。不过党项方面倒也不想恢复这座已经处在沙漠中间的城池，其兴趣很快转移到夏州以西将近五百里的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去了。这里地处黄河边上，水深土厚，草木茂盛，农牧都宜，自然条件非夏州可比。宋咸平五年（1002），党项人从宋军手里攻下了灵州，改为西平府。
到了元昊的父亲赵（李）德明统治党项的时候，他对河西走廊放手使用武力，使得党项的势力进一步向西扩展。到元昊在位的初期——11世纪30年代中叶为止，甘州回鹘（唐末西迁的回鹘余部）、孤悬敦煌一带的“归义军”都被吞并。这个党项政权拥有的地盘西至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东到银、夏等州，南与宋的环州（今甘肃环县）等地为邻，北面大致达到北纬42°一线，幅员已然不小。公元1020年，德明筑兴州城（今宁夏银川），其规模俨然是帝王的都城了。如此一来，他虽没有公开称帝建国，但其在发号施令、任命官吏、建立礼乐制度等方面，党项政权已俨然与独立王国无异。
但德明对宋朝倒也恭顺。开封朝廷只要边境无事，送起东西来着实慷慨。从真宗朝开始，宋朝每年“赐”党项金、帛、钱各四万，茶二万斤。此后，双方又在边境设榷场，互市贸易重新开始。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北宋初年，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僚，普遍对党项的崛起缺乏警惕。朝廷从上到下大都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不过是贪图互市小利之辈，通过控制边贸再辅以“岁赐”之类的招抚手段，就能维持和平。
但元昊不这么认为。此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主张断绝向宋朝的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他以为宋朝给的赏赐，部众得不到好处；如果用兵的话，大家可以在战争中发财，可以做到上下一心，得到部众的拥护。德明劝儿子不要如此好战：“我们三十年来穿锦绣的绸衣，是受宋朝之赐，不应该忘恩负义。”元昊却不管这一套，在他看来，穿皮毛，牧牛羊，蕃人习惯这样的生活，何必一定要穿绸衣？“英雄之生当王霸耳！”
德明没法说服儿子，他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在世时延续对宋友好政策。等到他去世（1032）之后，元昊一上台就公开宣布要改变对宋的臣属关系，准备与开封朝廷平起平坐。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元昊相继改变自己的姓名（嵬名曩霄），创立党项文字，又自建年号。待到自觉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终于在宝元元年在兴庆府（即兴州）自称“大夏”皇帝。西夏也因此成为继辽之后第二个对北宋产生重大威胁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到了次年正月，携带元昊称帝表章的大夏使臣更是趾高气扬地来到了开封。这道名为“表章”实为“诏书”的国书，虽然表面还在称“臣”，实际口气极为傲慢，因此被宋人称为“谩（嫚）书”。元昊在国书里告诉宋仁宗，自家是北魏皇家子孙，现在已经做了皇帝，要求宋朝承认，“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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