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文化到宋朝文化的转型，自然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而这种基础性的变更，早于中唐便已初见端倪。主要表现在世俗地主取代门阀地主，成为历史舞台的土角，这一态势到北宋被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的推演。
有宋一代，“白衣卿相”为数众多，文人士人人在重文轻武的国策，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再者，宋代建立的宋明理学最终成为维系皇权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它深入人心，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另一方而，中国宗法文化在两宋得以创造性重建少卜有所加弧，这与受到宋代统治者的人力支持是分不川内。
宋词、宋文、宋画，以及宋代理学造就了一个精致辽阔而又等级森严的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另有一种文化形态迅速崛起一一这就是熙熙攘攘的经济生话、人头攒动的勾栏瓦舍中成长的野俗生动的市民文化。这同样缘起于公元年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造成了唐代空前的离乱，给帝国朝廷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统治者不得不求援于粮盐的转运，不得不容忍商人活跃的发展。于是，中唐以后，商人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起来。
到了宋代，商人阶层一与商人资本的发展，造成城市扩大，市场活跃，城市人口扩张，导致社会结构悄然发生巨大变化。这在两宋都城表现的尤为明显。
两宋都城分别是汁京和临安，两京人文荟萃，商贾云集，都市生活蓬勃发展。与唐代长安最大的不同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市坊之间和市场开放时间的限制，市场散布于城市各处。并且，形成了专门供市民娱乐的场所。
勾栏和瓦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很大的进步。以二这些洁况，我们今大从当时的艺术、文学作，如比宋张抒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均可体会到当时的盛况。
两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迅速崛起导致了宋代文化中“世俗化”的因素大大增加，这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人的区别之一。“世俗化”表现在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学方面，宋代的作品表现出与唐代大相径庭的意趣。
从唐宋文学作品的代表形式唐诗和宋词我们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唐代是中国诗歌成熟的时代，唐人通过对汉魏、齐梁诗歌传统的涵容与创造性消化终于推出了色彩浓烈、感情激荡，“风骨与声律兼备”的唐诗，光耀千古、泽被后世而宋诗主意主理，表现出不同于唐诗的意趣。
晚唐“诗衰而倚声作”，词登上了文坛，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样式。宋词起源于民间的市井歌谣其早期的题材也以表现市井情态为主，语言也很是直率理俗，少有修饰。经苏轼、周邦彦对词的典雅化、文人化的工作，至南宋又有引人注目的发展，“词至南宋始极其”，词的文人化更向典雅精致的方向发展。
然而，民间词、文人俗词在宋词中仍，有很大比重和重要地位。总之，词的发展脉络是与宋代文化的演变一脉相承的。
最值的一提的是女性美成为观音特征之一也是在宋代形成的。就绘画方面来说，唐代是绘画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画坛，题材深厚，风格多姿多彩，各画科生气蓬勃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山水交相辉映花鸟面也登画坛，规模初具宋画则亦"宋司之雅，文人卜人大以·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投入绘画，把其纳入文人生活圈。
由此，“文人画”观念和理论被提出，“文人画”止式登上舞台。除了格调高雅，熔寺弓画为一炉的文人画外，宋代俗画也取得了很人成就，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金明池龙舟争标图》，分别表现了汁京市民生活和皇帝的宫廷生活。
总之，与唐画相比而言，宋画较多注意写实，且笔触细腻，反映了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的显著区别。“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总趋向。早在中唐晚期，唐代的佛教文化就开始逐渐走上大众化的趋势，一些高深繁琐的经论讲述为一般信徒所摒弃。
流传到宋，这种趋向大大增强。佛、道、孺三教合流的趋势在这时更加明显，进程也大大加快。北宋立国之初，王朝制定以儒治国的方针。真宗、仁宗等儿位皇帝多次渴孔庙，给孔子加溢，加封孔子后人。所以，在宋初儒学大盛的情况下，许多文人，如欧阳修等认为佛教消极避世。
二程在这方面有不少论述。其实，早在道学家发出这些谴责之前，佛教的主流就已经鲜明地呼唤佛徒们回到世间来了。北宋禅僧大力倡导的“文字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趋势禅宗自开创起，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准则，禅僧只凭心领神会禅宗妙意，以佛徒内心自己的觉悟证得正果，称之为“内证禅”。
北宋时，杭城众多禅僧整理大量的语录、公案、褐诵、禅诗，倡导从“内证禅”向“文字禅”转变，其中如宋初的永明大师延寿，此后有明觉大师重显、明教大师契高，孤山法师智圆等均有佛教经典著作，至南宋大慧宗果使“文字禅”达到顶峰。这样，在扩大禅宗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佛教的世俗化。
也就是这个延寿，曾力图改变唐末五代普遍流行于禅宗中的放任白然、不问善恶是非的风气，提倡禅、教统一、禅与净土统一，要求佛教回到世间，参与到地方工政中去。把“王法”伦理化和学术化了的是王朝提倡的儒学，主动向儒学靠拢，力图作为孺学不可或缺的补充，就成了宋代佛教依附王法的理论方向。
因此，佛教的世间化其实也就是佛、儒二家的融合。宋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突出地强调忠孝了义。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从两宋之交开始，很多僧人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
如，比宋末年的庐山祖印呐禅师以精通军事而名闻当朝，圆通别释《孙子·魏武注》所未注者著《禅林僧宝传》的僧惠洪，与当时反对蔡京、主张变革的张商英结交，最终被流放朱崖今海南靖康之耻，宗泽留守汁京。
建炎三年年，金兵攻破杭、越、明诸州，众僧遍颂“报国安民"，大力鼓舞抗金十气律主元肇被虏，行至京口自杀身亡，以身殉国南宋立国之初，宗朵因参与张九成反秦桧和议被氏流衡阳。
在这种形势下的佛教，新意不多，但社会意义则应当刮目相看。对文人士大夫影响也很大。士大夫经常与僧人交往，或者直接筑庵，参禅念佛有名的张商英以“喝祖骂佛”来表达白己独立的人格，就跟苏轼寄希望于“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宋代佛教在引进“大卜国家”和“忠君忧时”的同时，开辟了一占代佛教爱国土义和民族主义一途，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是，另一方面，由此也彻底结束了佛门与王者分庭抗礼的时代，僧尼必须绝对臣服于君士的权威。
这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不可否认的是，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当然也会必不可少地带上当时各种社会世态。首先，宋代佛教的“世俗化”突出地表现为僧人的世俗化。在宋代这样一个以偏治国的王朝里，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
这当然有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层原因，但是客观上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比以往历朝要浓许多。比如，号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每有一首新词出炉，很快勾栏瓦肆就开始传唱，据说“凡有水井处，便有柳词”。
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一下，宋代僧人的世俗化很大程度地表现为“知识分子化”，富于文化修养的僧人大量涌现。当然，这种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僧人并不只是到了宋代才出现一一至迟在中唐时，这种兼有僧人和诗人双重身份独特的知识分子就己经出现了。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既是诗僧，又是“茶僧”，除有《诗式》五卷传世外，还著有有《儒释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嗽子》十卷，另有《抒山集》十卷、《诗式》五卷等传世。堪为有唐诗僧之翘楚，一代之伟才稍晚一些寒妇、拾得有大量诗歌传世。
并被后世神话为和合三仙，其他还有诗僧齐己、王梵志、景云、韬光、浩初师等，均有诗作传世五代有“诗名画皆奇绝”的名僧贯休到了宋代，这种文化僧人大量涌现，不仅出现了诗僧，还出现了分别以棋艺、画技、书法著称的棋僧、画僧、书僧，他们中间的一些与当时的很多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等有着深入的交往。
著名的“宋初九诗僧”有剑南希妊、金华宝逞、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青城惟风、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其中之一的惠崇在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有《溪山春晓图》传世，苏轼专门为此画作诗《题惠崇春江晚景》二首诗僧惠洪在京城结交了黄庭坚。
他对惠洪的人品和诗歌十分赞赏，给予高度评价，一时间名重京华，誉满大江南北，有多部著作传世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秦观的老师参寥、苏轼的至交佛印、尧节、寿宁、希坦、道潜、道通等等。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临安也不例外。
其次，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还表现为僧人的生活带上当时的各种社会世态，这种情况在南宋临安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强烈刺激了佛寺经济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使佛寺经济也变得十分活跃。建立于隋唐的“无尽藏”，被扩充成了纯粹商业性的经营，被称为“长生库”。
佛寺还普遍开设了店铺、仓库、碾皑等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事业。与此相适应，佛寺内部职事得分工日趋细密，上下等级界限更加清晰，禅宗初期的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即使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佛寺，也显示出了庄园经济的规模。
南宋临安，统治阶层建立的“香火院”众多，这些“香火院”跟一些名寺一样有着他们赐予的大量土地，这些土地被佛寺租给佃户耕种，佛寺坐收渔利。寺院生活与世俗生活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接近，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僧侣，甚至可以娶妻生子，而人们也习以为常。
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僧人也染上了世俗的毛病，喝酒吃肉只是小儿科，徽宗时的妙应和尚，佯疯奔走，饮酒食肉，不拘戒行，人称“疯僧”。看来《水浒传》里的“花和尚”鲁智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更有甚者，竞然抢民女。
据载，南宋初绍兴中，殿帅杨存中特地建鹿苑寺，以处外地流寓僧人。一年元宵，寺僧把来寺观灯的殿前司将官妻子和两个女儿引诱至密室，强行与之同寝。东窗事发后，殿帅府尽诛寺僧，毁其寺。
《绪门警训》说“近世出俗无正因，反求他营，不崇本业，唯图进纳，预滥法流。”当时僧侣“所在之处，或聚众二一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饭食丰浓，寮舍稳便为旺化也。”这些遭到时人的尖锐地抨击“今之释子，皆以势力相尚，奔走富贵之门。
岁时伏腊、朔望庆吊，唯恐居后，遇贫贱虽道途，曾不回顾。"川`"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世俗对佛教寺院生活的渗透力是多么巨大。想来，素以“清净、行善”为准则的佛门弟子，也是鱼龙混杂，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在这场世俗化大潮中，依旧正直忠勇的也不乏其人。比如，民间故事中盛传的“济公活佛”，就是其中一个。济公，法号“道济"，，俗名李心远，字湖隐，浙江天台人，南宋绍兴十八年年二月初八生，他在十八岁时拜灵隐寺瞎堂慧远为师。
因为“风狂不伤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不守戒律，如醉如疯”，被人称为“疯僧”，颇受僧众攻击。而瞎堂则宽容地认为“佛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自此人皆称之为“济颠”。他息人之净，救人之难，戏谑笑话，神出鬼没。人们称他“非俗非僧，非凡非仙”，于是将其神话为“罗汉”。
嘉泰初年年，道济迁往南屏净慈寺，拜该寺第二十代住持德辉为师。嘉泰四年年，净慈寺大火被毁，德辉禅师随火圆寂，道济立誓要重建净慈，外出募化，据说在严陵以壮装覆盖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下。所运之木，由净慈寺香积井浮出，该井遂被称为“神运井”，至今犹存，成为净慈寺古迹之一。
后世流传甚广的济公传说就是根据道济的事迹敷衍而成。第二，宋代佛寺经济的繁荣也是该时期佛教世俗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宋代的疆域仅限于，"熊云十六州”、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一线以南，其北相继有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与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西有吐蕃，西南相继有白族政权南诏和大理，尽失汉唐故地。
其国土虽小，财政开支却相对以往任何王朝都大，而且国力屏弱，农民运动伴随王朝始终。尤其到了南宋，淮河以北领土尽失，仅剩下半壁江山，经济形势更比以往严峻。宋王朝之所以能够在异常艰难中支撑下来，与不断开垦新的耕地有直接关系，也与国家向寺院收纳赋税和酱卖度碟等开源一丫流的措施有关。
僧侣是造荒的重要力从，珊碟制度义为寺院持续持续地增加了劳动力，这在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宋代佛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加快了佛教的世俗化。南宋定都临安以后，皇帝显贵常去寺院进香、祈雨。
每次都是规模甚人，赏赐也一卜分丰富。另外，皇亲国戚、地方官吏、巨商富贾，"建功德院、香火院数量巨大。南宋临安佛寺经济的这种匕速发展，与唐代开始的那种完全闭塞的山林经济完全不同，其带有深深的世俗化的烙印。
另外，宋代的“珊碟”制度也在客观上助一长了当时佛教的世俗化程度。颁发度碟的制度，始于唐代。它原是出家僧人的一种“许可证”。有此证件的僧人，才是“官度”僧人，才有合法的出家身份，得到官府的承认否则，便是“私度”，不合法这种宗教“证件”原是一种出世的杂物。可是，在唐代，它就已经开始商品化，已经含有“铜臭味”了。
史载，从“安史之乱”开始，唐代曾发生过三次“豁碟”事件。然而，在唐代，簧碟事件还是只有少数几起，到了宋代，这几乎变成了“家常便饭”了。北宋中叶以后，原来只是一种僧人身份证的度碟，不仅逐渐变成商品，而且还变成了货币。
那个时期，宋王朝国事日卜，财政拮据，以至不得不把度碟，当成商品、甚至货币来用，把酱卖度碟当成朝廷非常重要的财政支付手段。仅神宗熙宁元年年以后的北宋王朝年中，朝廷胃卖度牌竟达次之多，几乎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宋室南渡之后，仅仅高宗朝年间，朝廷就酱卖度碟次左右，不到三年就有一次。
而且，孝宗朝时期，朝廷竟然开办了度碟的“一专卖市场”淳熙年间一年，度碟价格不断上涨。以后，朝廷日危，度碟价格也日高。度碟简直成了南宋，廷的命根子。这一情况农明宋工朝不仅在精神利川宗教，而且在财政上也利用宗教。宋王朝的这一不正常的手段在客观上也大大加速了当时佛教让俗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影响下，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在宋代大大加快。这在南宋临安的佛寺和寺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僧人的知识分子化、世俗化，佛寺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以及佛寺经济的飞速发展，无不反映了这一情况。
临安佛教世俗化进程的大大加快，使佛寺日常生活与世俗生活日益接近，也就成为当地旅游繁荣的一个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