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之后，大宋朝的禁军和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的手中，随后赵匡胤便开始改组军事机构，运用“强干弱枝”的建制，建立了新的的军事制度。
北宋初年，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形成三衙，不再由一人统领三军。三衙只有带兵权，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枢密院虽然可以调兵，但没有带兵权，只有皇帝才有执掌全部兵权的权力。遇有战事，或者临时命将，或御驾亲征。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
在兵力部署上，赵匡胤把全国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种，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无法与中央抗衡。
赵匡胤检阅禁军，从地方军队上挑出健壮骁勇的，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这样，各地精锐统统集中于京师，组成了强大的禁军队伍。禁军是皇帝的卫士，赵匡胤又命禁军轮流外出戍守，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以免禁军日久骄惰，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从而无法联合叛变朝廷的目的。
厢军是各州的守兵，只供官府役使，从不练习武艺；乡兵是按户籍抽来的壮丁，名义上地方守军，却没有一点战斗力；蕃并是招募来守卫边防的，但大多是空名额，乡兵、蕃兵即不常有，也不训练，都是有名无实的。
全国军队的布防上，赵匡胤也是精心考虑过的。当时，北宋全国有兵士22万，其中10万多被驻扎在京师，其余10万多分驻各地，这样京师的兵力可以控制各地，防止某地发生兵变；而各地的兵力总和又同京师相等，防止了京师驻军的骚乱。
在京师布兵也是这样，京城内有亲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城内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了互相牵制之势。
“杯酒释兵权”使武职官员成了虚衔，名义上是节度防御使，实际上什么事也不管，只是依照品级领俸禄。实际管理军政事务的官员，是由朝廷临时差遣，因为是临时差遣，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他们不肯也不可能安下心来办几件实事。
当时的宋朝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州长官称知州，过去多由武官担任。公元963年，赵匡胤改元乾德，任命文臣担任知州。这个官职制度改革的执行不仅换掉了实权的武将，也逐渐使后周时期的不少官员失去实职。
即便由文臣代替武将来执掌一州政务，赵匡胤仍不十分放心。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权知”就是临时，以堵塞地方官员专权的野心，遏制地方势力的抬头。
赵匡胤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彻底根除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
这样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世子孙沿用，所以宋朝300年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埋下了宋朝对外军事上软弱的祸患。
而最后的局面就是“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武备如此松散，以致宋朝在与辽、西夏、金的战争中，连连败北，每一次战争的结局几乎都是以宋王朝求和、输币，甚至乞降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