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风的形成既受到朝廷的引导，也来自于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的互相影响。宋太祖赵匡胤确立重用文臣、“不杀士人”的政策。为了扭转五代重武轻文的风气，即便有人触怒龙颜，也顶多被贬到偏远地区，苏轼就被贬数次。这样优待文士，是北宋确立对知识的尊重和信赖。
李鸣复在奏折中说：“国家设科以取士，公卿大夫由此其选，所以正国致君者在是，所以济时拯世者在是，所以美教化移风俗者亦在是，一时之去取，异日之理乱系焉，可不谨哉!”他还提出，如果士气沮丧，很快就会人才萎靡，没有良才可用。因此，为了稳固和加强君主的权利，必须整肃士风。受朝廷的引导和外界环境的改变，北宋时期的文士阶层比以往的历史时期都更关心政事。大批文士都具备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时刻准备着为朝廷出力。《宋史》中记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冀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由此可见，北宋的士风树立起救时行道的时代精神，文人士大夫在朝廷上发表政见，表现出积极的进取精神，形成了北宋独特的士风。
以范仲淹和欧阳修为首的北宋文人士大夫，具备了当时文士的典型品格。范仲淹强调“振作士气”和“大历名节”，他自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一代士风发挥了卓越的引领作用。虽然在三次贬逐中历经磨难，却在士大夫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下层士大夫，从萎靡不振的士风桎梏中解放出来。范仲淹对于振作士风的影响极为巨大。同时代的欧阳修在政治、思想、史学、经学等各个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他重视士大夫舆论，促使士大夫群体推动北宋政治发展。
正因为士大夫阶层对北宋政治构建的重要作用，这一阶层也经历了主体意识膨胀的历史必然。为了弘扬士大夫的精神和理想，承担重建社会价值秩序的重任，欧阳修主张：“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三代两汉之学，不过此也。”由此可见，欧阳修强调士大夫需要心定道纯，才能有所作为。而如何心定道纯，必须“师经”，从儒学经典中寻找安邦治国之道，形成北宋独特的文人气质。复兴儒学，要从重振儒士精神开始。《宋史》则称其：“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由于朝廷政策的倡导，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有了更广泛、频繁的交集。京城与地方文士形成独特的文人群体，举办各种雅集活动。虽然以往也有这类活动，但北宋文人聚会的盛大、频繁是以往所不具有的。
文人群体对于政治、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力增加，而且自觉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有学者说，盛唐的文士主要通过在科举中求仕、边塞当幕僚等方式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进程，造就了辉煌壮阔的盛唐之景，谱写了奋发豪迈的盛唐之音，而宋代的科举活动再度扩大，文士阶层在科举流动，频繁升降的官场中不断浮沉，形成了全国性人才大流动以及以文酒诗会为媒介的文人交往形式，甚至成为了宋代文人的主要闲余活动。这一情景与盛唐的豪迈不同，带着宋代文人独有的娴静、纤媚的精神追求，这一点，从宋代文人的集会形式就能体现。元祐年间，以苏轼为首的“苏门六君子”和仰慕苏轼人格才能的文士们经常举行雅集活动，参与到品诗论道的集会中，形成了著名的元祐文士集团。这一集团具有显著的思想特征和文化影响力，成为北宋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元祐文士集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文士们对政事和文学的重视，与苏轼及盟友的政治地位有很大关系，因此这一集团并不是单纯因为对文学的喜好而集聚一堂，而更多是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有相同的政治见解，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也志同道合，拥有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与宋代的文士风气密不可分，也是宋代士风与历代文人风气截然不同的重点。文人士大夫形成一种超越功名、怡情自悦、自觉诗意的生活模式，渐渐形成一种崇雅避俗的艺术观，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宋代士风。另外，宋代士风受到当时理学酝酿、成熟的影响，形成了以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根本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潮。宋代理学是寻求人的道德自觉，以揭示人生意义和价值、解决人安身立命问题为终极目标的哲学。宋代士风有注重操守，崇尚志节的特征，将“圣人”之境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以道德自律为基础，将个体的自修放在首位，将个体的境界向“圣人”之境靠拢，体现了理学对儒学体系的传承。
但宋代理学并不是传统的“道德人文主义”，而是强调理性客观的。因此宋代理学家经常突破现实伦理的樊篱而对世界本源进行探讨，将对自身的探索上升到对天地之理的追求。宋代的文人不是以个体意识来探讨自身，而是站在宇宙的高度分析人类的价值、道德、本性、存在，从而给予宋代文人士风更崇高的意义，打造了宋代文人独特的时代精神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