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界整理了一套“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但随着农民战争相关研究的冷却，朱大渭等一批学者辛苦整理出来的资料也随之搁浅，未能很好地利用。本章主要以这套资料为参考，搜集东晋一朝民变共三十六次。下面按其称号或名号性质及主要参与阶层简单归类，以期从宏观上了解东晋一朝民变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有号称“李八百”的道士李脱、李弘；自称“圣王”，年号“凤凰”的益州李金根、李弘；自称“大道祭酒”的彭城卢悚；以李弘为名的民变。这些民变的称号和年号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是穷苦大众期望借宗教来摆脱现状的表现，淳朴的人们在少数野心家的鼓动下群起响应。宗教性是东晋民变的一大特点，尤其是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对东晋一朝民变的影响巨大。
有自称“孝神皇帝”的豫章黄韬；自号“安东将军”的会稽檀元之；“僭称皇帝于皇丘”的彭城刘黎；自称“征东将军”“平南将军”的孙恩、卢循。有“竟陵西陵蛮”、“武陵蛮”、“江淮蛮”“天门蟹”。
除了部分首领因为自己的政治野心发动民变之外，更多的民变属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他们属于“夷夏”之中的卑微者，没有政治的地位，缺少文化的教化，还不得不受到统治者政治经济的剥削。与此同时，中国的江南地区还进行着民族融合，与北方五胡乱华不同，这些“蛮民”汉化程度低，北来东晋政权统治南方的过程也是他们接受统治和汉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是一段血泪史。
流民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动乱年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民问题非常严重，流民的出路大致有：远走偏乡开垦土地；依附成为佃户、雇工；被统治者征为兵匠；逃亡山林，成为盗贼乱民……由此可见，民变中大凡都有流民的参与。资料中唯一一次由流人发动的民变是“乞活郭敞”。
如“长城钱弘聚党百余人，藏匿原乡山”、“彭城司马徽聚党于马头山”、“武康姚係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很多人不把盗贼看作民的一种，上面所提到流民是盗贼的重要来源，其实这些盗贼最初也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世道纷争，落草为寇成为生存的一个途径，称作贼民。
有“蜀民张龙寇巴东”、“梁国民反逐太守”、“胖柯郡民王清、范郎逐太守”、“广州民变”“京师民变”、“困于征役的三吴民变”、“建安民盗杀太守”等。在古代社会，直接与民接触的是官，官民冲突一般是最重要的矛盾，往往是民变的导火线，所以民众首先会杀掉或驱逐当地的地方官。东晋时期皇权不振，地方官府无视中央法令，吏治腐败，不堪忍受的治下之民揭竿而起，反抗地方官府的暴政苛政。
东晋三十六次民变中，其中有称号或年号的有六次：带有宗教意味的“李八百”、“圣王”也有带有权力意味的“孝神皇帝”、“安东将军”、“征东将军”、“平南将军”。魏晋南北朝时期民变称“将军”者很多，不仅反映出民变的皇权思想，也是将军号滥授化和普遍化的反映。
东晋末年最大的一次民变是孙恩、卢循发动的，这次民变既是宗教引领下的行为，又是皇权主义者的实验。“于时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卢循寇广州后“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
可以看出“征东将军”是他的称号，但是“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孙恩世奉五斗米道，那他为什么不取“天王”、“皇帝”之类的称号称呼自己，而是取“征东将军”和“平南将军”作为其称号呢？本文就以“征东将军”这一称号为切入点试图分析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东晋民变。
首先，对“征东将军”中的“将军”做一分析。在民变中，用“将军”作为自己称号的民变屡见不鲜，陈胜也自立为将军。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此外还有东晋自号“安东将军”的会稽檀元之等。那么“将军”名号为什么受到民变的亲睐呢？
将军本是朝廷的武官名。春秋时诸侯国以“卿”为将军，始有将军之称，战国时代“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了文官的首长一一相，和武官的首长一一将”。“正常情况下将军员少位高，称‘将军’的一般都是一军统帅；而魏晋以降军号泛滥，中下级军官拥有军号者与日俱增，这就促使着军号向衔号演变了”。
魏晋南北朝时，将军名号极繁，除沿用汉代旧称外，又有“龙骧”、“骁骑”等名号，其常置而有专职者仅为少数。“盖将军秩位崇高，礼仪尊重又非政治组织中经常设置之官职，且无员额之限制，故皇帝用将军之号以宠异其亲幸，或在乱世时当政者用以安抚拉拢地方势力”。
“汉末以来在这个动乱的年头，‘加兵’之后才更像是这块地面上的老大，是货真价实的权势所归或秩序维系”。不仅“秦汉的民间起事者往往以‘将军’为号”，魏晋南北朝的民变也多用之。孙恩就自称“征东将军”。
“征东将军”属于“四征将军”，“四征”兴於汉代，鱼豢日：“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可见，孙恩取“征东将军”称号，不但有“征东”之实际征伐之意，具有领兵“替天行道”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且有“四征将军”“位次三公”之尊荣。
用朝廷名号来装饰自己具有很强的世俗性，但是孙恩世奉五斗米教，为什么没用宗教性的称号呢？这当中的因素很多，后文会有较详细的论证，下面追溯一下早期道教的组织设置，看“将军”这一称号与道教是否有关。
“事实上早期道教是常常仿效政府与军队的形式来管理信仰者的，太平道的‘三十六方’组织与‘将军’称号，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组织与‘祭酒’称号，前述东晋墓中出土的道教‘三五将军’印信等等”，这说明张角、孙恩称“将军”与道教关系密切，这样看来“将军”不仅与世俗政治有关系，也与道教组织有关系。
道教脱胎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必然在其早期组织时伴随着世俗政治的影子，无论民变是否由宗教而起，都带有深刻的世俗皇权性，宗教更多地体现在组织煽动上。东晋时期道教影响非常大。钟玉英指出：“关于道教信仰的目的，可简要分为治世、治身两方面”，从中可以看出强烈的儒家思想和权力意识，是道教理论中的“修齐治平”。
指出高层的心声是“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放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中层的道教徒更倾向于创建道教组织，利用符水法术，为百姓祛病驱邪，吸引下层信众达到反抗社会上层的目的。而“源自下层的道教信徒利用道教以治身，主要表现在祛病健身方面，也有人向道教神灵求子嗣、求长寿”，并且积极参与道教组织，缴纳命信，利用道教组织反抗政府以期可以摆脱目前悲惨的现状。
利用宗教组织民变是非常有效率的，尤其是在隔绝性很强的小农社会中。孙恩号其党曰“长生人”，他的追随者多是信教之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人们安全感的丧失，时刻面临着巨大的恐惧：战争、自然灾异、生老病死、统治者的剥削……“会稽饥荒”，“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晋安帝元兴元年，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东晋时有人说：“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
当时的人民不仅在物质上及其贫乏，在精神上也是匮乏的。不管是儒家、道家、法家都主张愚民政策，当时的百姓，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靠的就是祖辈和自身留下的口头的和实践的经验，再加上当时南方还有一些开化不久的蛮族，可想而知，大脑被“洗礼”是很容易而且是可理解的。
所以“将军”不仅是正统的官号，代表正义与正统，孙恩可以借助于朝廷官爵威名以安军情，并获得普通百姓的追随。同时由于“将军”与宗教的密切联系，教民也欣然接受，但无论怎样最后都反映出领导者的权力的追逐。
四征将军主要体现的还是方位指向。“征东将军”的“征东”二字是这次民变导火索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地域指向性——浙东地区。
浙东地区在东晋时期聚集着各种矛盾。晋氏南渡后，北方侨姓将浙东作为其发展之地，到了东晋末年浙东已是豪门世族的聚集地。太元十年，司马道子在东晋秉政，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打击大族，起用无耻之徒，使得东晋以来的政治腐败混乱。司马元显面对荆州上游的威胁和北府兵的壮大，急需一支亲军。
因为当时兵源缺乏，遂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浙东）其本身或父祖本来是奴隶，而已获得放免为佃客的壮丁，集中京都，担任兵役，称之为“乐属”。征发“乐属”其实就是在加重徭役，历史上很多民变都是因为徭役的繁重迫使人民揭竿而起，而大型的徭役往往又使平时分散的民众大量聚集，增大了民变的发生率。侯外庐指出，以隋唐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期的民变中，前期“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
深刻地描述了当时人们的徭役之苦。司马父子这一措置，不仅仅造成世族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东晋政府失去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对由奴隶身份放免为佃客身份的农民来说，更是绝大的迫害。
孙恩就趁“征发乐属”引爆浙东矛盾的这一契机，发动了东晋末年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孙恩、卢循民变。“征东”不仅是这一事件的导火线，更深刻地反映了东晋一朝在浙东地区的激烈矛盾。那么除了支持东土百姓反抗征发外，孙恩东征还有什么原因呢？
东晋时期充斥着各种矛盾：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门阀士族与次等士族、官与民……其中在江南侨姓中又有不同的类别，北府武将、旧族门户中的晚渡者、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都应属“次等士族”。
这些人仕途不得志，多数沉屈里巷不得仕进或被排挤只能充任椽属，他们与独揽朝政的高层士族矛盾日益加深。寒族或下层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升途径被阻塞或限制，以至于社会的流动性变小或者几近停滞，成为有能力有权力欲的人发泄不满的导火索，必然会将其聪明才智运用于其他途径。东晋王朝面临着“取乱辱亡”的命运，这些次等士族往往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孙恩就是其中一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孙恩的家族。孙恩是孙秀的后人，世奉五斗米道。那孙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在东晋不得进入门阀高族之列，属于“次等士族”。田余庆先生总结了这次民变领导人的一些共同点：“一、同为侨人；二、同为寄寓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
此外这次民变还有许多参与者都是士族，孙泰起兵时“三吴士庶多从之”，在孙恩起兵时吴郡四姓之一的陆氏、会稽四姓之一的谢氏、吴兴大族丘氏均参与其中，因此从这次民变的领导人及参与其中的士族，都可以看出这次民变不是简单的农民起义，而是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所以“征东”一方面是为了东土的人民免受“乐属”之苦，以提高此次民变的正义性，得到民心拥护，更深层次是矛头指向浙东门阀士族，次等士族争夺权力地位之征。
综上，将“征东将军”这一称号分别分析，“征东”侧重于浙东地域指向，更反映出士族之间的深层矛盾，“将军”更侧重于官号领导性，但都揭示出这一民变的世俗权力性。此外，孙恩采用“征东将军”而没有自称皇帝，刚开始只是假借东晋朝廷的名号，不是要推翻东晋王朝，他们心中依然奉东晋为正统，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客观上也减少了来自朝廷的阻力。
孙恩虽是次等士族，不是什么草莽无知之徒，当然要选择具有更强号召力的旗号，而不是虚妄低级的表达，而正因为这些不得志的士族有着一定的文化修养，才会在民变中充当掌舵者。其实随众之中并非都是教民，随着形势的发展必然会掺杂各种各样的人。这次民变更让人感觉，是要反抗压迫，将立新朝，而不是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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