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汗国崛起于6世纪中叶，随即击灭柔然，西取嚈哒、横扫中亚，对南北朝和隋唐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突厥在唐高宗时期经过多次的讨伐最终被灭掉，在讨伐西突厥的征途中唐朝大将苏定方功不可没。
一、唐朝与西突厥
1、唐高宗派苏定方灭掉西突厥
面对西突厥势力对西域及中亚广大地区的控制，及时常对中原王朝西北边境的侵扰和对西北丝绸之路的阻碍，对西突厥势力采取军事行动成了唐王朝保卫西北边疆和保障东西方交流顺畅的必然。
长期以来对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往来多有阻挠，唐太宗很好地利用这一对立形势，采取联络南庭、对抗北庭的策略，激化南、北二庭之间的矛盾争斗，以此来削弱西突厥的势力。
唐高宗先后遣梁建方、契苾何力、程知节等大将率兵讨伐，皆不克而还。唐高宗又派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分西州、金山两道进讨贺鲁叛军，经过多次激战，最终于碎叶水击馈其余众，西突厥汗国遂亡。
唐朝复将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王城，下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唐朝将军事镇防系统推行到龟兹，以期牢牢掌控西域腹地，并切断南北游牧民族势力的联系，其西部疆界扩展到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西尽波斯，皆隶安西都护府”，确立了唐朝对远到今咸海地区的统治。
2、西突厥的内乱争斗
西突厥势力则主要位于阿尔泰山以西，据有乌孙故地及迆西楚河、塔拉斯河地区。公元611年，西突厥势力因内乱，曾一度衰弱。至隋末，中原混战，给其以喘息之机，西突厥复强盛。
唐初，西突厥大致分为十个部落，每部各有酋长一人。但是，由于西突厥是一个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落首领拥兵自重，相互之间攻伐不断，统治与被统治的部落以及部落内部贵族之间都是矛盾重重。
贞观二年，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莫贺咄杀死，西突厥自此内乱不已，莫贺咄自立为屈利俟毗可汗，统叶护可汗之子被人拥立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两相对立，矛盾十分尖锐。
贞观八年，西突厥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立，领西域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截断东西方商路，打劫沿途商旅，严重影响了唐朝西域地区的社会安定和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九年后，西突厥局势动荡，内部势力纷争不断。
二、唐前期全方位的西北保障体系
1、唐朝在西域的三大体系
唐朝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安全体系、经贸体系、文化体系在内的全方位的西北保障体系。
其中安全体系由直管府州、都督府、都护府、羁縻府州、节度使等军政机构组成；经贸体系由互市管理机构、交通传驿制度、“过所”、“公验”制度、贡赐制度、货币制度、军屯制度等机构和经贸相关政策规定组成；文化体系由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上而下的国学教育系统、文化传播媒介组成。
唐朝的安全体系与经贸体系、文化体系相辅相成，安全体系为经贸体系和文化体系提供保障，而经贸体系和文化体系反过来促进安全体系的健全和发展。三大体系齐头并进，为唐前期的西北边疆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和谐的民族关系保驾护航。
2、唐朝对西域民族政权的征服
唐朝对西域各民族政权的征服，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各部落的控制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军政机构的不断设置与完备，健全的行政管理机制和强大军事构建体制是保障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有效统治和管辖的坚强后盾。
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的安全保障体系包括行政管理体系和军事管理体系两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唐朝的行政和军事管理体系并非自成一体、单独行事的，而是以军政合一的形式存在，如安西都护府、北庭都督府，以及玄宗开元年间设置的节度使等都是军政合一的典型。
为加强对降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辖，唐朝在天山南北的西突厥、突骑施等草原游牧民族活动地区设置羁縻性质的都护府、都督府和羁縻州，以四镇都督府为代表。
也有因距离中央王朝太远而无法实现对其的直接管辖，或出于对在与中原王朝争战中败降或慑于中央王朝威力主动请降的各民族部落的安置的考虑，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该部分地区和民族政权的控制，而设立的令当地部族酋长为都督刺史按其部落原有体制进行管理。
安西四大军镇共同拱卫安西大都护府，构成唐朝在西域天山以南地区的镇防体系，是唐朝镇驭西北边防、统治西域的重要军事据点和政治中心。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后，由于管辖地域更加辽阔，其军政地位进一步提高，晋升为安西大都护府。
四镇作为安西都护府的下一级派出机构，是唐朝西北战略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镇分片区镇抚西域各地，使得唐朝对西域的统治和管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三、唐初代北军人的群体性格
1、代北军人的性格特点
唐代前期，承南北朝之余韵，风俗尚武，时人多以跨马持枪、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为殊荣。代北军人民族意识淡漠，儒家观念淡漠，识时务，重利益，不重族属讲义气，不讲气节讲朋友之义，不讲君臣之义有个人意志，无国家观念的个性特点在国家局势动荡之际，尤为突显。
代北军人尚武善战、重利轻义、质朴愚忠的个性特点的形成，固然有其个人经历、家庭背景及时代风气的因素，但是，代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代北是多族群共存，多种语一言共存，多种文化共存的“国际化”区域，入代胡人在语言、姓名及婚姻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汉化，其社会面貌呈胡汉交互融通之态势。
代北地区自先秦以降，就是兵戈之地，北魏王朝的殿堂庙宇，曾经是代北恒久的销烟弥漫的图景中较为详和、旖旎的一幕。
然而星移斗转，岁月流逝，朝代更迭，魏家“干戈覃鼓之雄，绮罗丝竹之美”，均已涤荡殆尽，呈现在唐人眼前的代北，重又回归其朔风凌凌、胡马嘶鸣之本色。
2、华夷观念与民族心理
突厥世代侵扰中原，为敌华夏，今日之败，实乃天意亡之。突厥人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大时入侵劫掠，衰弱时俯首称臣，狡猾善变、背信弃义，是其天然之本性。今若以此十万之突厥居于塞下，日后滋生繁衍，必将成一股强大的反唐力量。
在王朝国家的相对稳定时期的政治体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上与下领导与被领导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关系。地方军政要员作为国家政策实行的组织者，他们的行为，一般来讲，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国家意志。
而且，他们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社会行为。对于生活在华夏边塞的代北人来说，塞上烟尘、边境飞骑，是其惯常生活场景。因此，与中原内地人相比，他们对于平定戎夷、安边保塞的意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更为强烈。
“定戎”、“大塞”、“小塞”，这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边塞地域特色的名字，正是夷夏有别、戎狄当防的民族心理的反映。唐代国家的民族心理既讲华夷之辨，也讲夷夏一体，是先秦儒家传统民族心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再现和发展，是为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民族心理。国家意志在地方社会的贯彻和表现，在胡汉群体中呈现不同的状态，具有既联合又斗争的特点。
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有三个表现层次地理、政治及文化。由于受中国自然地理结构及天方地圆的传统宇宙观的影响，中国自先秦以来就形成了中原华夏与四方蛮夷的族群分布格局。居于中原的族群，才是正朔，刁一具有统御四方的权力。
华夏即等于文雅夷狄即等于野蛮，华夏与夷狄分别是以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为表征的不同文化群体。居于中原的华夏，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先进的文化，因而拥有威服四方的信心和实力。
结语：
像苏定方这样的初唐名将们的民族意识在国家和社会、或者说在官方和民间的层面上，呈现不同的形态。在国家和官方这一层面上，代北汉人的民族意识与国家的民族意识保持一致，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和实践者。
一方面秉承“溥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王道思想，认为夷夏同为王朝子民，另一方面认为夷夏殊同，夏优夷劣，对非华夏持否定防犯的心理。
参考文献：
《旧唐书》
《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