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关中本位就是指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关中本位既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是（宇文）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其目的是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
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由此可见，关中本位的文化政策，其根本的目的是维护关陇集团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垄断权，其本质特征是封闭性与排他性。
以庾信入北为例。在庾信入北之前，西魏、北周的文学园地几乎是一片荒漠，瘐信入北之后，江南文风便迅速风靡长安文坛，如同在一片不毛之地的文化荒漠上吹来一股清新的南国之风，朝廷之士，闾阎之人，莫不忘味于遗韵，炫精于末光
江南文风的迅速风靡与传播，使北周统治者深感不安，毫无疑问，他们不愿丧失关陇集团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固有的话语权。面对如此情势，北周统治者必然会采取措施以阻断江南文风对北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
可见，推行大诰体是宇文泰、苏绰君臣应对江南文化侵蚀的主要措施。杨坚代周受禅，出于维护本集团利益诉求的目的，他无疑全盘继承了北周的关中本位的文化政策。再加之，杨坚本人文化素养并不高。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称其素无学术，不悦诗书。卷一三《音乐志》也称高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卷七五《儒林传序》载：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治书侍御史李谔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猛烈抨击三国以来的文风：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此可见，文帝整顿文风主要是针对江左齐梁，即江南文风的。保守的北周、隋初的统治者不仅对江南的文风大加鞭挞，对江南的其他文化也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以音乐为例：《隋书，音乐志》载：北魏永熙三年，周太祖迎魏武入关，乐声皆麵。
后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乡食宴之礼。其后，帝（宇文邕）娉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关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恭帝元年，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以属有司，虎获的梁朝工人有知音者，并入关中，随例没为奴婢。可见，北周使用的并非华夏声，主要是胡乐。文帝代周受禅，在音乐方面完全照搬北周之旧乐。以管之，得其乐工，多为编户。
由是，总知乐事的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开皇十四年，江南人许善心、虞世基、姚察等参与制定礼乐，但如何定夺之大权仍掌握在北人牛弘、辛彦之手中。
由此可见，代表关陇集团根本利益的北周、隋初的统治者是不愿放弃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任何一块领地。
不管是首创者，还是后继者，他们都忠实地执行关中本位的文化政策，甚至不惜以政治权力欲人为地阻断自北魏孝文帝以来南学北输的历史趋势，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专制的表现。但是，南学北输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任何人为地粗暴干涉都注定是短命的。
北周宇文泰、苏绰君臣所推行的大诰体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在文坛上弥散的江南文风，但其影响仅及于公文，且贯彻时间较短，因而影响力有限。开皇四年，文帝颁诏，公私文翰，录，但李谔上书称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
可见其影响确实有限。事实上，从北周至有隋一代，北方的文坛上始终弥散着江南文风，是禁而不止的。晋王杨广便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讲到，本章暂不作讨论。作为关陇集团核心成员的—子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
关于北人对江南文化的态度，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牛弘奏曰：中国旧音多在江左气关于文学与学术的差异，初唐魏征所修的《隋书》儒林、文学传序中对南北学术与文学的差异作了明确的阐述，这足以代表时人的看法。
关于学术，八汄为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宪，穷其枝叶。非常明显，时人在肯定南北术具有不同特点的同时，认为南学要胜过北学。关于文学，时人认为江左贵丁清绮、文过其意，河朔重乎气质、理胜其。
不难看出，时人认为江南文学相比于北方文学更具有文学性。由此可见，北人对江南文化在理智上是认同的。
但是，北人对于南方文化的佩服、羡慕以至于潜心求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北方又是军事领域的胜利者，赢得了政治上的正统地位，而在文化上要反过来认同被征服的南方，要克服诸如骄傲、厌恶、轻视、防范等必然引起的情绪，并非易事。
在政治上充满了优越感的北方，同时又处于文化上的劣势地位，要在这种状况下，冷静地平视南方文化，在统一以后的隋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这便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在理智上北人对江南文化的正统地位是认同的，在另一方面，在心理上出于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需要又本能地排斥、拒绝着江南文化。于是，这种纠结的心理决定了北人，尤其是关陇集团对江南文化既认同又拒绝的矛盾态度。
丄隋文帝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影响那么，隋在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后，对作为江南文化载体与代表的江南士人又是如何对待的呢？毫无疑问，上述的矛盾心理也决定了江南士人在隋初的际遇。
现将江南士人中的代表性人物在陈及隋初的形迹考之如下：许善心，据《隋书》卷五八本传载，其为高阳北新城人。祖仕于梁，父仕于梁、陈。在陈，授度支郎中，转侍郎，补撰史学士。开皇十六年，上《神雀颂》。
十七年，除秘书丞。仁寿元年摄黄门侍郎。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秘书丞、黄门，并如故。文帝曾说：我平陈国，唯获此人。
姚察，据《陈书》卷二七本传载，其为吴兴武康人。在陈时历任中书侍郎、秘书监、吏部尚书。善属文，常与陈后主唱和诗文，察每制文笔，后主敕便索本，称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玩味无已，故是一代宗匠。文帝曾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
授以秘书丞，敕修梁、陈二代史。沈君道，数年不得调，诣朝堂上表，请使高丽，宣示风。虞世基，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裴蕴，据《隋书》卷六七本传载，其为河东闻喜人。祖为梁卫将军，父为陈都官尚书。
以上诸人均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不仅负有文名，而且陈时均享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但入隋后均不得志，在仕进得道路上遇到了来自关陇集团的强大阻力。有的文帝虽用，但绝不重用；有的不惜牺牲尊严，做出拍马迎合之举；有的甚至连最起码的常温饱都无法解决。
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建树更是无从谈起。作为江南士人的代表，他们在隋初的际遇尚且如此，其他江南士人可想而知。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苏威曾说：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这句话道出了关陇集团对江南士人的真正看法。首先，这句话指出了江南士人的弱点，但弱点不等于特点，这就如同一块有瑕疵的美玉，不能只看到瑕疵而忽略了美玉本身。另外，我们不难从这句话中揣摩出在其背后说话者那微妙而复杂的心理。
究其原因，还是上文所说的那个矛盾心理在作祟。这些迁徙入关的衣冠士人是南方文化的载体和代表，如何处置他们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如何对待南方文化的问题；他们能够在统一的隋王朝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也就代表着王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南方文化。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终的结果并不一定由王朝的意志决定，但是王朝的意志反应着另一种文化态度时，它带来的影响就不容忽视了。事实上，统一之后的隋王朝对于南方士人的处置，反映出来的是南北文化面碰撞之后，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借鉴和拒绝。
在关陇集团大部分地拒绝了江南文化之后，南北文化的冲突通过文化本身来解决的可能性便大大地降低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他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这一冲突不能通过文化本身來解决，那么，他将以政治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形式猛烈地表现出来。
关于推行五教的目的，在隋文帝颁布的实施太平之法的诏书中有明确地叙述：丧乱以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
隋文帝的意图很明显，他试图以隋朝廷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去改造传统的江南文化习俗，这是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具体体现。
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被剥夺了特权的士门豪族，在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前提下，似乎除了反抗没有别的出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