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草根，却只用了十几年就实现了统一江山的大业，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削弱边关实力加强集中统治，还设立了藩王。
虽然设立藩王政策的实行对朝廷中央集权来说有很大弊端，从先前汉朝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来看也的确是这样，但是对于当时的明朝所处的局势来说，分权为藩王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最后为什么封藩王成了加速明朝灭亡的催化剂，其个中缘由后世也只能凭借史证材料浅作分析。
朱元璋原为一介布衣，年少时曾在寺庙增长见闻后云游四方，见过民间疾苦。元末时期正值天灾频繁，农民起义，霎时战火四起。
历经多年，朱元璋最终建立明朝，但是当时元朝余党也只是战败回到了北方，北元势力依旧虎视眈眈。为了中央集权，朱元璋最终还是选择了设立藩王，分军权给各地藩王驻守，来维护中心力量。
北元作为明朝最大的威胁，朱元璋自然不得不防，但是建立王朝后的他对武将一律不予信任。
设立藩王的后果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可是与其将兵权赋予那些他不信任的武将，还不如分权给自己的儿子们，用亲信来戍守边关，对外既能保证抵抗外族的入侵，对内也能防御有心之人怀有二心。
朱元璋分军权给藩王，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为了制衡武将的权利。老实说，武将们追随朱元璋打江山，功名的确不可忽视。可朱元璋忌惮的便是这些武将们功高盖主，怕将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易主。
对于朱元璋来说，将军权分给自己的儿子们，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朱家一族手握皇权。退一万步讲，但凡有人起兵造反，天下易主，皇家依旧是朱姓。
此外，朱元璋分给各地藩王的军权并不多，大局上根本无法对中央集权造成损害，除非藩王们联合起兵造反。但分地为王本身就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没有哪一方势力会突然崛起。
因此，藩王们本身的权利是相对松散的。同时，朱元璋只给了他们军权，并没有干涉政务的治权。这样的分封政策实际上也表明，朱元璋确实也考虑了尽量避免西晋时期“八王之乱”的风险。
各属地的藩王名为分割统治，实则并没有权利，反而是中央力量在地方形成的监督耳目，这对于明朝的集中统治和中心迁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利作用。
北元势力一边在虎视眈眈，朱元璋恐其势力复进中原。而另一边，南方地界的势力对中央的招揽不予理睬，这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忧虑。倘若边疆驻守有一方不稳，朱元璋苦心费力才巩固的天下便会岌岌可危。
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说，汲取前朝的政治经验，无论是设立藩王、分权属地，都是他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做出的选择。
不管后世结果如何，他要保证的是皇室的最大利益，而后来的靖难之役也证明的确是这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故，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而后藩王的势力逐渐壮大，建文帝朱允炆担忧其重蹈“八王之乱”的覆辙，因此与齐泰、黄子澄力主削藩。
只是这一行为势必引起藩王们的不满，随即燕王朱棣借口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的昭言：“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于是有了朱棣在“靖难之役”“清君侧，靖国难”的口号。
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十三，燕军攻入金陵，江山易主，靖难之役结束。后续建文帝朱允炆在宫内放火，而他本人也不知下落，至今也还是千古谜题。
于是燕王朱棣即位，更改年号为永乐。自此朱棣开创了明朝的永乐盛世，掀开了明朝的新篇章。
朱棣有靖难之役的前车之鉴，所以朱棣即位后继续实行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削藩后各地分裂势力更加孱弱，朱棣也进步加强了自己手中军政大权。
1420年朱棣设立特务机构“东厂”，与朱元璋在位时设立的“锦衣卫”形成“厂”、“卫”两势力，为朱棣监视和巡查民间百姓、在职官等，进而加强中央集权。接着朱棣为了抗拒漠北曾经的元朝皇室，决定迁都城为北京，因此开始动工建设都城。
明朝开初朱元璋给每位百姓都分发了土地，后来因为诸多原因致使土地兼并不可避免，这样一来百姓地税难以负荷，农民的压力过大容易造成起义。再者，明朝的皇室贵胄这一部分虽有封地却不用交税，这就更会引起民愤。
除了土地兼并引起的动乱，还有明朝时的财政亏空严重。明初时期，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实行重农抑商，因此商业发展不足，明朝财政又税收不足。如此一来，明朝国库本就紧张。
再加上为了巩固势力不断征战，军事上财力投入力度大。其实当初也有采用过军田制度，这项政策不仅能减轻国家供养军队的负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百姓的能力，但这也相应的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致使有部分逃兵产生，于是军田制度就逐渐消亡。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封藩王制度时对王室贵胄们的俸禄支出。皇帝为了实权实行藩王制度时，给他们封地，还按照月历分发俸禄供养他们。
久而久之，国库就亏空的更加厉害，虽然朱棣后来实行削藩制度，也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于此次削藩的不彻底性，为后来的汉王叛变埋下了隐患。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
朱棣在位期间不断北伐征战，明朝北方已经趋近于平稳。到了明宣宗时期，他却放弃战略机遇，直到明英宗率军第四次北伐，明朝在土木堡败于瓦剌。
常年累月的征战致使明朝陷入了耗损、征税、投入、征战的循环，所以在这种耗能循环的机制下，明朝的国力不断削弱。
更何况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执政后期，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益腐败，这让明朝在后续的发展中有了一个永久填不满的窟窿。
虽然万历期间明神宗的腐败管制使得民生不福，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曾一度使得明朝的发展起死回生。但是张居正死后，他所推行的改良政策皆被尽数废除，所有的成就归于尘土。
王世贞评价张居正说：“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张居正当时所处的两难境地将他自己困在了其中，骑虎难下。而这曾经辉煌的明代也终将不复归来。
无论是经历政策变革，还是社会动乱，明朝还是颤颤巍巍的在风雨中坚持着，最终致使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其实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自此明朝彻底覆灭，历经两百多年的王朝最终悄无声息的落下了帷幕。
明朝的灭亡其实从历史的走向来看，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官僚们以私牟利，不顾百姓民生，腐朽的根茎早已渗透在了明朝社会的骨髓里，人民自然苦不堪言。
说来朱元璋出身贫苦人家，他历经万千建立的大明王朝，却灭亡于跟他同样出身贫寒的农民的起义。从这一角度来说，明朝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它在历史上的消亡结局。
因此，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封藩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央力量，但也埋下了促进明朝消亡覆灭的种子，而后的两百多年里，都只是在等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成长为刺伤明代的利刃。
如果说建立藩王的政策是明朝的催命符，那么本身藩王制度的弊端就是这张催命符上无法更改的符号印记。
自古多王鼎立的局面势必会造成不断的纷争，因为人的欲望和贪婪是在所处的局势下而不断增长或进阶的，历史的演变让人们看到了必然的走向。但是回到当下，似乎也并没有恰当的别的方法，最后人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明朝覆灭的一系列细枝末节的原因里，最终都能归述到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初期的藩王政策里，所以藩王的设立不是最好的治理政策，但是它始终是统治者在管理和集权下所选的唯一决策，这一点从后来的清代中也依旧可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