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1644年3月19日凌晨时分，天际一片昏暗，紫禁城却内火光漫天。这是崇祯十七年的早春，北方的空气中仍含着冬日的萧索。
稍早前，李自成所部大军已然攻破外城，此时正向着皇城杀来。而与崇祯三年的乙巳之变不同，这次再没有忠心耿耿的勤王大军前来援助了。
孤独的崇祯皇帝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只看见一片破败的山河。这一天，古老的明王朝敲响了它的丧钟，心灰意冷的皇帝也将迎来他生命的终点。
我们通过后世的史料大致可以得知，崇祯皇帝的个性是自负而坚韧的，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脑海中也许充斥着无尽的懊悔。
他会不会思考，国事何至败坏如此？276年的基业，怎么会在短短十七年时间里被一扫而空？用时下电竞玩家们的术语，“老子的一手好牌，怎么就打了个稀烂？”
在崇祯皇帝走向那棵结束他生命的歪脖子树之前，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为迷茫的皇帝做出一些解释。
凋敝的经济：大明千疮百孔的根源所在
倘若要为处心积虑复兴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提供一个翻盘的建议，我们首先要开启上帝视角，将崇祯年间的整体局势做一个复盘。
崇祯帝即位之初，面临的战争局势相对稳定：
北方的后金八旗兵被阻拦在关宁防线之外；辽东明军各部，朝鲜李氏王朝，蒙古林丹汗所部，从三个方向压缩着后金的生存空间；三方势力在与后金野战军团交锋的过程中时有失利，但后金这一阶段暂时无力改变三面开战的处境。前线战况虽然焦灼，却也相对稳定。而此时放眼大明两京十三省治下，既无外寇入侵，又无内乱作祟，看起来一片国泰民安。崇祯皇帝似乎什么也不用做，只要静待北方边患平息即可。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抛开繁荣的表象，看看崇祯年间全国的经济形势。
自万历四十六年明朝与后金开战以来，朝廷便向全国征收了“辽饷”200万两，用以补充与训练辽东边军。第二年又加征了400万两，第三年加征了500万两。
到了崇祯三年，朝廷更是一口气加征了660万白银，砸在了战事连年的辽东战场上。即使如此巨额的财政投入，对战况激烈的前线而言仍嫌不足，边境线上仍有大量的堡垒需要修缮，大批步卒需要配置铁甲钢刀、火枪火炮、粮草马匹，遑论其中还有各级军官上下其手、层层盘剥。
战争有如一个无底洞，持续地从明王朝庞大的身躯上吸血。而自万历四十七年以来，北方各省便陷入连年的自然灾害侵扰之中。仅仅只看崇祯一朝，自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旱灾、洪涝、地震及蝗灾接连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连续重创北方各省的经济。崇祯元年，陕西、河北、河南各出现大旱，河北到了崇祯六年更是霜旱蝗三灾齐发，一套夺命三连，致使全省出现大规模饥荒。
而作为中原贵地：河南，它的疫情更为严重，自崇祯元年起，直至崇祯十七年，肆虐中原大地的蝗旱天灾几乎没有中断过，致使“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在更广阔的的范围上，山西、山东、湖广、宁夏诸省皆出现不同程度旱灾，进而引发了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米价飞涨，朝廷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加派税赋。在前期已经征收上千万辽饷的基础上继续累加，致使税赋沉重，进而导致大批无法承担繁重税赋的平民大规模地逃亡。在形成严重的流民现象的同时，也使得明朝的税源进一步缩减，形成恶性循环。某种程度上这无异于自毁根基。
现在我们知道，明末北方遭遇的连年灾情实际上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导致，崇祯年间正巧处于第四次寒冷期影响气候的时间段，致使降雨量大幅减少，平均干旱指数居500年首位。在天灾与战乱的双重影响下，崇祯年间明朝的经济状况委实不容乐观。
今时今日，有人谈及明末农民起义的根源，会认为是崇祯下令裁撤驿站，使得一位名为李自成的小驿卒丢了工作，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投入到推翻明朝的起义浪潮中去。看起来，崇祯皇帝想要翻盘，只要不裁撤驿站就好了。可实际上，细看崇祯年间百姓生存状况，纵使没有李自成的横空出世，也会有张自成，刘自成涌现。崇祯朝沸腾的民怨好似一桶火药，只待被人点燃的一刻。
而对于这一点，纵使崇祯皇帝能提前预料，但他既无弥补财政亏空的能力，也无消止天灾的本领，大概也无力改变这一结果了。
废弛的兵备：大明成为名副其实的“纸老虎”
经济上的溃烂，加之天灾肆虐，致使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此刻我们的崇祯皇帝能依仗的，便是手中的“百万强军”了。而崇祯年间的兵备状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明朝最基础的军事体制，卫所制度说起。
卫所制实为明朝首创，上至京师，下至各州府县，在军事要地设置“卫”，次要地设置“所”。每卫下设五个千户所，每所定员1120人，相当于每卫的总兵员为5600人。
兵员补充来源于专门的军户，军户世代从军，兼顾屯田，以耕养战，在设立之初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朝廷的军费开支。永乐年间，全国共设卫所493个，总兵力达到275万人。
而到了明中叶以后，根据各地卫所上报的定额：
全国兵员在账面上的数字本该为314万人，然而经过实际校核却仅有845000人的实额，兵员缺额比例超过70％。军户萎缩、兵员不足还不是卫所制面临的最大问题，随着明朝后期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大批军户无田可种，进而纷纷逃亡，加入四处流窜的流民团体。仅有的军户则成为卫所军官的家丁，替军官耕种土地，所得收益却与明朝财政收入无关。如此腐化导致的结果便是明朝不得不加征更多军费募集新军，到了崇祯朝，关内农民起义席卷中原，关外后金八旗虎视眈眈，双线开战的情况下，朝廷的军费用度更显得左支右绌，难以为继。
除开兵员的缺失，明军的后勤体系也很成问题：
明朝吸取唐朝藩镇跋扈篡权的教训，在军制建设上极为重视分权制衡。各省统军权由五军都督府分别掌控，又同兵部相互制约；负责日常训练的将领不负责统兵，统兵者另派他人，并以文臣巡抚、总督、科道员监察；大军出征时，由于各军归属卫所不同，所属都督府不同，大军粮草补给皆由兵源所在卫所提供，致使后勤供应效率良莠不齐，难以统一。
难以想象，这样一支兵无实额，将不识兵，后勤紊乱的大军，崇祯皇帝要如何依靠他们对外荡平后金，对内镇压起义。倘若年轻的皇帝想要翻盘，他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以对抗后金骑兵最需要的战马为例，北方马场连年管理混乱，加之地方世家大族的侵占，原本可供应二十万匹军马的北方边镇，到了崇祯年间，竟然连两万匹军马都凑不足。
骑兵的大量缺额造成的后果极为深远：
一方面致使辽东前线无力抗衡后金的骑兵军团。另一方面，面对关内四处流动作战的闯军，明朝也缺少有力的机动兵力对农民军进行封堵与追剿。糜烂的战事，更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崇祯朝廷雪上加霜。崇祯皇帝的翻盘之路，又艰难了几分。
南迁与议和：历史关口的抉择，葬送了大明最后的机遇
纵使崇祯皇帝面临着上述一系列地狱级别的挑战，他的翻盘之路也并非全无可能。
（1）第一次翻盘机会出现在崇祯九年:
这一年六月，后金铁骑突破长城边防，进入华北平原，兵锋一度推进到了京师城下，幸而边军各部勤王及时，成功逼退了进犯的敌兵。后金退兵后，崇祯皇帝开始忧虑下一步的规划——究竟是放任关内战局，集中力量荡平外敌，还是调换边军入关，优先剿灭内乱。
因为在前一年，即崇祯八年的十月，农民军攻破了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凤阳，烧毁了凤阳陵寝，痛心疾首的皇帝不得不颁布罪己诏，沉痛反思当下内外交困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正在皇帝举棋不定之时，杨嗣昌进入了他的视野。
此人曾任宣大（宣府大同）军镇总督，因为父亲去世而丁忧返乡，而后为崇祯皇帝突击起用，出任兵部尚书。他向皇帝提出了三大方略：
一为先安内方能攘外；二为足食方能足兵；三为保民方能荡寇。这三条方略现在看来可以说是精准地切中了崇祯朝面临的困局。针对第一条，杨嗣昌精心构建了一张各省各军联动的防御体系，以孙传庭的秦军为主力，一步步限制、封锁闯军的活动范围，进而达成将内乱锁死的效果。
为了编织这张大网，杨嗣昌同时向后金方面释放出了议和的信息，以减轻边防压力，释放出更多的机动兵力。这一点显然经过了崇祯皇帝的默许，早在崇祯五年，皇太极便向明朝致以书信，以期求和，崇祯皇帝原本有意斟酌，奈何朝中议论纷起，打退了皇帝的念头。
只不过历史总是在重演。杨嗣昌的议和请求这次依然遭到了朝臣的极力反对，朝中对此的批评之声有如洪雷巨响，而皇帝的态度此刻也变得摇摆不定，议和的进程再度中断。
这一次议和中断带来的影响，在几年后才得以完全体现。随着关内局势稍显平静，加之后金在边境蠢蠢欲动，崇祯皇帝大手一挥，不顾杨嗣昌的极力反对，将原本执行封锁任务的大军调回边镇防御后金。
然而，这是一次致命的误判，因为中原地区的内乱远远没到平息的地步，待中原地区明军兵力空虚，李自成及张献忠所部又卷土重来，甚至拉起了比之前更为浩大的声势。当明廷急忙又将边军调回关内平乱时，局势已然无法逆转，叛军已成气候，再难剿灭。
严格来说，崇祯皇帝一口气错过了两次翻盘的机会，一为杨嗣昌的封锁计划，二为对后金的议和计划。两次关键机会的错过，最终使得大明朝的局面，一步步滑向覆灭的终局。
但平心而论，对后金的议和确属不可为之事。自万历朝萨尔浒之战以来，后金在辽东地区屠杀汉民无数，欠下累累血债。倘使崇祯草草议和，更是对天下民心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无论如何选择，总会招来不好的结果。
（2）最后的翻盘机会，在于“南迁”之议：
南迁提议的声音起先十分微弱，而后随着北方战局逐渐严峻而随之扩大，到了崇祯十七年二月，已如洪雷之响。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崇祯皇帝曾在文华殿召开了一次严肃的讨论，论证南迁一事的可能性。毕竟此时南方诸省形势尚称稳定，纵使无力举兵北伐，划江而治的实力尚能保证。记录显示，皇帝此时的态度显得十分焦虑急躁，或许是心中隐隐有了预感，王朝崩溃的日子也许将要到来了。
这是崇祯皇帝最后的翻盘机会。倘若他能顺利抵达南京，便可调动南方各军镇的资源，守卫长江各渡口，之后坐视闯军与清军（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争斗。纵使明朝再不济，至少也能达成南宋时南北对峙的局面。
不过他还是错过了。致使崇祯皇帝没能下定决心南迁的致因有二：
一则是大量朝臣的坚决反对，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家眷及家业都在北方，一时之间难以割舍；二则是崇祯皇帝自身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这一失误在杨嗣昌时期已然展现过，即是对目前的战局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前线各部仍有战胜敌兵的希望。这种幻觉放在如今，便好比残血的英雄总是相信自己可以反杀敌方，孰料最后只是送了一波人头。送人头这个形容实际上毫不夸张，当北方战局彻底无可救药时，朱家王朝在京师的整个皇室血统，最后没有一个得以逃到南京，完完整整地交待在了闯军手里。
这一“团灭”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瓦解了南方各省的凝聚力，南方各个藩王纷纷站出来争夺正统地位，即使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们的内斗也从未终止，最终给了清军以逐个击破的机会，仅仅花费十余年便扫平大明全境，宣告明朝彻底覆亡。
好在这一切崇祯皇帝都看不见了，不然等不到他上吊，就先得被气死过去。
终局，翻盘终究是梦一场
现在，时间来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清晨。
阳光隐蔽在滚滚浓烟之下，变得难以辨别。旧王朝的太阳落下了，可新王朝的太阳却迟迟没有升起，这是不是意味着，战争的胜利者，还没有真正决出呢？
不过，无论胜利者是大顺（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国号为顺）还是大清，都与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没有关系了。
崇祯啊崇祯，你殚精竭虑，宵衣旰食，自认为付出了全部的精力来经营自己的王朝，自认为全无亡国之君的气质，本不该有这样的结局。
可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你渺小的就像块石子，你看朝堂内无休止的党争，看经济的崩溃，看兵备的败坏，看天下万民在血泪中煎熬，你还会相信，自己即使议和，即使击败敌寇，即使南迁，依然有翻盘的机会吗？
不如就在这里结束吧，那棵歪脖子树在后边等你很久了。
虽然你是个复杂的皇帝，难以用好坏来评判，但你留在树下的那封信，还是非常感人的。
“朕自登基十有七年，虽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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