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对峙的150年里，虽然宋朝廷一再主张“恢复故土”，但在“守东南”和国力衰落的无奈处境下，北宋和人民逐渐接受了依靠四川的现实。荆乡和江淮战区为自保区。宋廷依靠在各战区的妥善防御，特别是在荆乡战区的合作与防御环节，多次挽救了危机。
然而，大厦将倾，国事蜩螗，在与蒙古鏖战近四十年后，因襄樊沦陷引起的荆襄战区之崩溃，彻底粉碎了南宋尚可苟延的国防体系。荆襄新丧，不旋踵而南宋亡，南宋安危系于荆襄，也在国亡之际最后一次深刻显现。
一、宋金最后三十年的争夺
1、开禧北伐的失败与襄阳的守卫
自“隆兴和议”签订后，金世宗停止对外战争，实行与民休息之政策，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鼓励民间手工业发展，金朝经济自海陵连岁用兵以来，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金世宗也因此获得“小尧舜”的赞誉。
然而，自金章宗继位以来，随着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金朝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不仅汉族和少数民族继续反抗，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因为叛乱，何王被杀了，很多人都参与其中。蒙古民族在北方,利用有利时机的金王朝内乱,不停地骚扰金领土在南方,导致“大兴北部一千英里的抑郁,浪费种植桑树,干旱暵,和贫困人口”。
北伐之初，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落，正式发动了剿灭金朝的战争。因此，晋朝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为了准备北伐，南宋还重新安排了各战区的人员。程嵩和吴喜率领四川，邓有龙率领江淮。在荆乡战区，民政部大臣薛树晓被任命为北京西部和湖北的使节，担任北伐中路的司令官。
鄂州为了控制赵春和北京北路邀请特使，江陵副都统皇甫斌为特使，重兵集结在襄阳府。在金军南下荆襄之时，幸赖襄阳、德安的极力守御，致使金军虽然攻克京西数郡，然惮于扼守荆襄通往河南孔道的两城未下，遂不敢倾全力继续深入荆襄腹地。
如若不然，金军不仅可以继续南进，占据荆湖地区，更可以由均州前往四川，协助吴曦巩固四川之防御，杨巨源、李好义等人诛吴曦之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2、金朝的“国土补偿”作战
在蒙古与内乱的重重打击下，金朝的实际统制范围已经龟缩于河南一隅之地，眼见金朝行将崩溃，南宋又于嘉定六年起断绝岁币，令其经济上雪上加霜。面对如此危急之局势，金朝内部围绕如何处理对宋关系形成和、战两派。最终，以术虎高琪为首的主战派占得上风，主张通过侵略南宋“以广疆土”，化解由于蒙古南侵造成的丧城失地的危机。
金朝遂于兴定元年以南宋拒绝交纳岁币为由，令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率军伐宋。由于金朝退守河南，国土日蹙，为了保障汴京的安全，金军一改往日主攻两淮、四川的进军方针，将进攻的重点集中于荆襄地区，企图通过占领京西南路，首先瓦解南宋对开封的威胁，再以荆襄地区为根据，蚕食四川与东南境土。
因此，面对金朝的主攻中路作战，南宋的荆襄战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早在宋金议和之初，负责荆襄战区防务的京湖制置使赵方便意识到金朝的威胁，在前线各地因为和议而忽视战备之时，“独招兵择将”，提拔了扈再兴、孟宗政等当地豪族出身的将领，并委以重任，举贤不避亲，令二子赵范、赵葵统以重兵。
由于赵方的知人善任，所拔擢之将不仅在保卫荆襄战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具慧眼提拔的小将孟珙，日后更是成为堪与岳飞比肩，以一己之力抗击蒙古，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十数年的名将。
在调兵遣将加强前线战备的同时，赵方深知仅仅依靠襄汉前线宋军的凭城据守，无法完全将金军阻挡于荆襄之外，金军依靠骑兵机动灵活的特点，历次南侵之时，往往得以渗透于内地，如若内地要郡失守，将会严重影响前线的对金防御。
赵方在练兵备战之余，仍不忘关心农事，发展生产，更能劝民向善，教化人心，为荆襄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所拔擢的将帅，更是活跃在其后的抗金、抗蒙前线，为维护南宋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襄樊沦陷
1、忽必烈时期的灭宋战略
自康王赵构定都临安以来，南宋的国防形势一直极为严峻。大片国土的丧失，不仅使南宋防御作战失去了广阔的战略纵深，经济实力也遭受巨大损失。更由于北方山关河川的化为敌有，使得长江、淮河成为南宋在应对女真、蒙古利用快速机动能力而发动猛攻之时的最后防线。江、淮防线对于南宋国土防卫的重要性，也成为士人的普遍共识。
对于蒙古而言，虽然两淮地区更为靠近南宋的统治中心，这种突破是最方便,但是因为淮北地区的漂移,坞堡,作为一个防御系统的核心区域,南宋,精英之间的士兵在江淮的骑兵优势不仅能不能和由于水军仍然疲弱,在南宋东南的长江市场中，始终无法击败深水势力。虽然两淮地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蒙古军队只能与南宋保持僵局。
于是，等到心出蒙戈接连挥汗，基于同样南宋江南两端的防御判断，并在“金”期通过成功经验深入四川，通过“腹型”打造西南战场，加强各方面的歌曲进攻的同时,它将在四川地区南进的重点攻击,试图占领长江上游,在北部和南部侧翼军队的合作下,实现下游东南部的目的。
2、襄樊失守及其致命
随着蒙军包围圈的逐渐强固和南宋援军的一再战败，襄樊虽然彻底失去了化险为夷的可能，但由于城防坚固以及两城之间凭借浮桥的相互应援，致使襄樊在面对蒙军长达五年的狂攻之下依然屹立不倒。
鉴于二城联防对于围攻战的不利影响，不少蒙军将领逐渐意识到对襄樊实施分割包围，并对汉水以北防御稍弱的樊城进行重点攻击，才是最终攻破襄阳的解决之道。为了达到一战而克的目标，蒙古方面调集重兵，分五路大举攻樊。
首先，派水性上佳之士对连接两城的浮桥和阻挡舟船通行的铁索加以破坏，待两城之间水面畅通，又遣忙兀台一军延烧南岸宋军战船。在彻底断绝襄阳方面的支持后，借助新式武器回回炮的强大火力，蒙军如潮水般涌向樊城。守城宋军虽苦战数日，终因实力悬殊而无法支撑。弹尽粮绝的樊城也在主将牛富举火自尽后最终陷落。
三、襄阳的军事地理战略
1、荆襄战区防御重心之演变
荆襄战区的鄂州、江陵、襄阳三镇，都曾在南宋百余年来对抗金、蒙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不同角度的地理形势而论，三者对于东南国防可谓各具价值，南宋政权也因此对三地防卫先后重视起来，但是在金、蒙强大的军事压力以及“固守东南”的消极防御政策下，南
宋对于三者的重视程度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通过比较金、蒙不同时期对宋作战的策略变化，可以清楚看到南宋围绕三者之间的防御取舍。襄汉地区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侵扰，人口与农业生产均严重下滑，如果宋廷希望在襄阳同样保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力量，则只能寄希望于荆湖内地乃至东南腹地的远程运输。
而汉水上游水流湍急、险滩众多的不利环境，将会给通往前线的军事补给造成严重阻碍。因此，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加之金朝一直以来仍以两淮为重的进攻态势，国力尚待恢复的南宋朝廷只得暂时放弃建屯襄阳的计划，除隆兴北伐时期一度增兵之外，兵力部署一直维持在万人左右的较低水平。
乾道九年，为了避免江陵、鄂州由于互不统属而在戍防襄阳时的相互掣肘，朝廷将两司合并，以都统驻鄂州，副使驻江陵，使得荆襄战区鄂州为主、江陵为辅，共同协防襄阳的防御模式得到确立。
2、南宋机动防御国策
在兵弱民贫、补给困难、两淮虚弱等诸多不利条件影响下，相比于固守淮水、死守两淮，陈重兵于更易防守、更为靠近防御核心的长江一线，并分守淮南要害地带作为缓冲的机动防御策略，成为了南宋更为合理的选择。随着南宋以淮南弹性收缩，以长江刚性固守防御策略的确立，与之相邻的荆襄战区防御，也自然会受到影响。
结语：
如果说在南宋前期国力尚强之时，荆襄地区的存在更多的会给时人恢复中原的情感寄托，在蒙古灭金之后，荆襄地区的固守，则成为南宋存续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比宋与金、元对峙时期荆襄战场的情势，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荆襄地区在南宋国土防御中的极端重要性。荆襄破，川蜀之援绝；荆襄亡，东南三面受围。是故荆襄之不守，宋亡征决矣。
参考文献：《宋史》
《通鉴续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