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盛世，不过这段辉煌的盛世时间却太过短暂，仅仅持续了23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这样早早就落幕了呢？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点。
第一，唐太宗及其臣下不能善始善终。
在唐太宗执政初期，基于对隋朝灭亡教训和对人民“载舟覆舟”力量的畏惧，为了帝位永存和长治久安，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对独断专行等“人治”的消极行为有所节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意识到大功告成之时，唐太宗便意骄志满起来。以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为界限，贞观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而正是在后期，唐太宗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地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不再注意发挥群众的力量，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代替兼听众意。
于是，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遏制，中断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了严重损害，随着活力的丧失和惰性的增长，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颓之势。
第二，贞观朝后期，官员的素质蜕化，群体统治功能下降。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都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
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僚随着官职的升迁和权势的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
有人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行为经常发生。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变，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臣僚的变化反过来也加速了唐太宗政治的衰败。
第三，唐太宗丧失了忧患意识，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忽视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危机。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却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不可收拾。
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上了淫奢之路，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增加，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脱。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第四，连年战争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使国力大为削弱。
贞观前期由于成功地推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被边疆各族尊位“天可汗”。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的偏执、猜疑等扭曲心态也反映到对待周边民族的关系之中。
晚年的唐太宗希望生前消除已出现的边地事端和存在各民族中的隐患，同时受好大喜功的怂恿，连续进行了多次与边疆各组的额战争。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动员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在东北、西北、西南同时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耗，加速了“贞观之治”由盛而衰的转化。
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唐太宗一生的丰功伟业，作为一代明君，后世帝王学习的榜样，他终归也是寻常人，也有七情六欲，不可能事事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