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备松弛的北宋，长期苟安。既要养大批军队，却又不敢向北方的辽国开战，不能抵御外侮，只能用纳贡称臣的方式维持。久而久之，官越养越多，兵越养越多，耗费越来越大，正所谓“冗官、冗兵、冗费”。“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这—切，北宋的名臣们都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也正因此，北宋才有好几处轰轰烈烈的变法，但是均以失败而告终。
不管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改制，都是要解决北宋的积弊，扭转北宋国有三冗，人浮于事，国防疲软的状况，而与他们同时代的苏东坡也认为要解决宋王朝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变革。
苏轼认为变革第一要务，是要整顿吏治，为改革争取必要的人事支持。特别是州县地方官员，必须是支持改革的人士，因为改革的具体政策由他们来执行。地方官的态度事关改革成败。
反观王安石，他一方面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整顿财政。另一方面又却操之过急，待到神宗继位，迫不及待就启动了改革程序。此时朝廷内外就只是新设置了一个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总领变法的机构。地方执行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人事没有配合措施。
同时，苏轼主张万全的改革方式，王安石则倾向雷厉风行的变法。可惜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得到神宗坚定的支持，从人事安排可见一斑。
苏轼
苏轼后来激烈地反对王安石，却并非反对变法，是反对没有一整套万全体系的变法。后来，在司马光废法时，苏轼又激烈反对，则是因为已经实施的新法确实产生了效果，虽然很不尽人意，也没有必要因为政见不同而置国家前途于不顾。
苏轼是一个至诚之人，没有政治偏见和党同伐异的心思，他只是对国家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而支持变革，也对王安石的变法方式存在问题看得很清楚而反对王安石，同样对司马光私心自用看得很清楚而反对司马光废法。
在后来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时，还大胆指出，神宗的摇摆不定动摇了变法的根本支持。可见其是一片赤诚之心，能够看到不同时期变法存在的不足和产生的效果，不为一己之私利而单纯反对变法或反对废法。
王安石，出身官宦家庭，自小就有经世济时的抱负，进士及第后，历任多地长官，试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些许成效，便形成了系统性的变法理论体系，其口号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曾经他写成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石沉大海。聪明的王安石深知，身在基层的官员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有身居要位，才能让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将自己的变革理论推行下去。
王安石
他审时度势，静待时机，在仁宗时期，他推掉了多次晋升的机会，再加上他博学多智，见解非凡，生活简朴，一时间，天下读书人对他赞不绝口，称为圣人在世，人人争相与他交往。
宋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如故，彻夜长谈，在治国理政上取得了高度的君臣一致。王安石对着神宗心情澎湃地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受命执政，变法运动开始，史称"熙宁变法”。雷厉风行的王安石，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主要涉及财政的军事，终极目的是维护大宋王朝的长稳统治。
有变法派，就有保守派，这是历史规律。新法一出台，朝廷内争论激烈，其中以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反对最为突出。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大批老臣以称病、辞官为威胁以求抵抗新法，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年）离朝隐居洛阳，而后十五年不谈国事，闭门写《资治通鉴》。
苏轼
而苏轼，早已看到国家的弊端，想要变革的心思在他心中骚动，但是面临着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他看到了富国强兵的愿景，但他也看到了民心不定的现状。所以他自然站在了反变法派的一边。
王安石计划兴办学校，废掉科举。苏轼上书《议学校贡举状》，表示坚决反对。
神宗看重苏轼的才华文采，想让他修撰《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修《起居注》，再反对。
王安石新法的弊端逐渐显现，虽然新法重心放在国富上，但是随着国家收入提升，百姓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再加上很多老臣出走，新人良莠不齐，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晋升，不惜以重法压榨人民。新法中的"良法美意"实际上却成了扰民的工具。
苏轼看到如此现状，深知自己的立场是对的，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捍卫真理，反对新法。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奉劝皇帝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刚”，并同时对新法发起全面攻击。但却反应全无。再写《再上皇帝书》，言辞激烈，“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依旧石沉大海。
因为对新法的反对意见日渐激烈，朝廷上小人察觉出神宗已对苏轼有不满之情，便开始罗列罪名，弹劾苏轼。最后因为有老臣求情，陷害之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苏轼，便上书请求外任，好离开这是非之地。
司马光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崩，司马光回京吊唁时，所到之处百姓聚集，纷纷哭泣请求司马光留在京城，辅佐君王，还百姓安居乐业生活。
而后，司马光成为高太后最重要的依仗，他们一致认为熙宁变法完全失败，当务之急，要排除一切阻力，废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宁二年的样子。
同年，苏轼回朝，发现曾经变法的两拨人的关系位置对调，对抗的力量失衡。
在司马光的执政之下，一边起用反变法大臣，一边有计划地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废保甲法，十一月废方田法，十二月废市易法、保马法。而后免役法的废止，却成为争论的焦点。许多反变法大臣，认为免役法比较有利，“法无新旧，惟善之从”，按户征税雇役，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确实是有可取之处。这帮支持免役法的大臣中，就有苏轼。
与司马光见面后，苏轼便将自己对免役法的见解深入浅出作出了解读，希望司马光能够取长补短，合理对待免役法。
但是司马光性格执拗，面对苏轼的长篇大论，根本不以为然。苏轼坚持己见，撰写《论给田募役状》，详细阐述免役法便民利民的经验，但是司马光还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和司马光闹翻。
司马光
半年之后，司马光去世，但苏轼与他的政治矛盾暂时停止，但未终结。司马光一生坦荡，虽说与苏轼政见不合，但从未开罪于他，待司马光去世后，由他提拔起的御史，却把苏轼作为必须除掉的政治敌人，党争之路才刚刚开始。
简言之，苏轼是改革派，支持变法但不支持剧烈的变法。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关于变法的方式之争。苏轼反对司马光废法，是关于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