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被家喻户晓的古代人物，一定包括孔子和关公，这二位分别是我国的“文圣人”和“武圣人”。在中华文化的体系中，“圣人”指知行完备的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换言之“才德全尽谓之圣人”。作为影响力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夫子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治之功，受到了历代帝王的尊崇。即便是元、清这类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对孔夫子推崇备至。也正因如此，孔夫子凭借自身绝对的影响力，被一步步推上“文圣人”的地位，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和“文”相对的就是“武”，只有“文圣人”不能没有“武圣人”，于是关二爷便成了“武圣”。毫无疑问，在汉末三国的乱世当中，刘备帐下的关羽是当时的一流武将。抛开《三国演义》中的艺术成分不谈，就正史而言，关羽也担得起一个“忠”字。但是将这位名将与前后的诸多名将放在一起，会发现关二爷的战绩，其实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成为“武圣”。横扫天下的韩信、封狼居胥的霍去病、直捣黄龙的岳飞，他们的战功似乎都不输关二爷。那么关二爷是如何成为“武圣”的呢？专家：资本的力量。
事实上，早在关二爷之前，我国古代就已经确立了“武圣人”的人选——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繁荣富强的唐王朝开始建设文化事业，尊姜子牙为武成王，祭典与孔子相同，并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武庙自此诞生。在文庙中，以文宣王孔子为“圣王”、孟子为“亚圣”；同样的在武庙中，以武成王姜太公为“圣王”、张良为“亚圣”。此外，文武二庙都设有“十哲”和“七十二子”，关二爷也和张三爷一起，位列武庙“七十二子”当中。
唐朝构建的这一套文庙、武庙体系，一直延续到了明朝初年，宋、元两朝只在配享的人数上做了变动。直到朱元璋洪武年间，明朝才废除了武庙信仰，只保留了文庙信仰。此后的三百多年里，中国都是没有官方认证的“武圣”存在的，直到清雍正八年(1730年），才正式确立关羽为武圣，并以祭祀关羽的关帝庙为武庙，和文庙并列。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关二爷才正式坐到了和“文圣”孔子并列的位置，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第二代“武圣”。但尴尬的是，关二爷的这个“武圣”排面远不及姜太公，从祀的只有关兴与周仓二人而已。
那么问题就来了，历代名将这么多，为何偏偏选定关二爷为新任“武圣”？这就得从一群商人的崛起开始说起了，他们就是清初非常活跃的晋商。明朝末年，晋商就选择了支持后金政权，不仅利用出关通商之便利为后金运送物资，甚至还直接传递情报。因此后来的清朝在入关之后，也对晋商非常的支持。晋商在朝廷的支持下，将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当财富增加之后，晋商就希望有一位神仙能够保佑自身的经营，于是同为山西人的关二爷，就成了不二之选。
晋商在全国各地都有票号、钱庄等产业，他们以关二爷为自家的“武财神”。随着晋商影响力的日益增大，他们对关二爷的信仰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地老百姓所接受，再加上成书于明代的《三国演义》的影响，所以各地也在晋商的影响下开始崇拜关二爷。由晋商创造的对关二爷的信仰，经过整个康熙年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信仰了。再加上明朝废除武庙导致的“武圣”信仰的缺失，所以关二爷成为新的官方认可的“武圣”，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上，早在晋商之前，对关二爷的信仰就已经渐渐出现了。比如宋徽宗追封他为“义勇武安王”，经过南宋、元、明几代帝王的加封，至顺治九年（1652年）就已经成为了“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在雍正朝被正式确立为“武圣”后，后世之君对关二爷的追封级别也越来越高，在光绪五年（1879年）已经成为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时至今日，关二爷也依旧是我们老百姓心中的“武圣人”和“武财神”。而他能够获得这么高的后世地位，晋商团体的资本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