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统治阶级从汴州(即东京汴梁)逃到杭州(即临安)以后，继续对金妥协投降，只求保住半壁江山，并无收复失地的决心，并且仍然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南宋诗人林升写的这首诗，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揭露和讽刺。
临安，隋朝时候叫余杭，是大运河南方的终点。到了唐朝改名为杭州。五代十国的时候，是吴越王钱镠（liú）的都城。它濒临钱塘江的出海口，周围河港纵横，交通方便，很早就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南宋在这里定都以后，它又成了政治中心。各地向朝廷交纳的赋税和贡品，都在这里集中，读书人要到这里来应试。从北方逃来的大地主、大商人也都纷纷来这里安家落户。因此，临安很快就繁荣起来了。
南末朝廷征调了大批民工，扩建城区，修建宫殿。将城区扩大了一倍多，建成为周围七十多里的一座大城市。由于临安城里城外河流纵横，因此修了许多桥梁，把被河流分割开的街巷连接起来。现在从古书上能查得出名字的桥梁有三百五十多座，用木船架成的浮桥还没有计算在内。
皇宫所在地的宫城修在临安南城凤凰山东的万松岭下，周围九里。里面的宫殿修得富丽堂皇，单是御花园就修了四十多所。还仿照西湖的样子在宫内挖了一个假西湖，用金银制成水禽和鱼虾，放在湖里供皇帝和后妃观赏。还设置了御前甲库，就是官营手工业作坊，征调了全国各地技艺精巧的工匠，为皇家制作各种各样的奢侈用品。
宫城的北门叫和宁门，门前是六部衙门和官员的府邸。北面的十里长街是商业区，称为御街。御街上开设了很多出售金银珠宝、绸缎布帛、衣服鞋帽的商店，以及玉器、腰带作坊和卖漆器、瓷器、鸡鸭鱼肉、干鲜果品的商店。当然，这些店铺大都是为官僚、地主和有钱人服务的。此外这里还设有许多酒楼饭馆和一些戏院、妓院等，供官僚、地主、商人们吃喝玩乐。白天市面繁荣，入夜以后，灯火通明，不断地传出猜拳行令和歌舞丝竹之声，直到深夜才逐渐地安静下来。
从御街往西走，是许多小街小巷，那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区。这里也设有许多商店，同行业的店铺聚集在一条街上。据说当年临安城里有四百四十种行业，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商行组织。在这些店铺中间还夹杂有许多“长生店”，那是地主官僚放高利贷剥削穷人的当铺。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面黄肌瘦的穷人，把他们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送到“长生店”高高的柜台上去，抵押几个钱来买米买柴，维持一家人的生命。
南宋朝廷的一些大臣们，也在临安城里霸占地皮，修建豪宅、别墅和花园。宋宁宗时掌权的韩侂胄在长桥南边修了一所大花园，取名叫“南园”，园里有华丽的亭台楼阁，修得比皇宫里的御花园还要漂亮。南园落成的时候，韩侂胄把四方名士请来，举行盛大宴会，请大家吟诗作画，大肆庆祝。
宋理宗时候掌权的大臣贾似道，在西湖葛岭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别墅，取名叫“半闲堂”，专供他自己享用。“半闲堂”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十分豪华。贾似道还常派出一批流氓打手，强抢民女，把她们幽禁在高楼深阁之中，强迫她们做丫环侍妾。京剧中的李慧娘，就是被贾似道抢去长期幽禁在“半闲堂”中的一个可怜的妇女。
官僚们还霸占着秀丽的西湖，叫工匠建造了大游船，在湖中游宴歌舞，寻欢作乐。
南宋统治阶级害怕自己的穷奢极欲引起人民的反感，就大肆宣扬佛教来麻醉劳动人民。他们在临安城里修建很多佛教寺院。据古书记载，当年临安城里的佛寺有六百多所，比东晋南朝都城建康的佛寺还要多。西湖的灵隐寺就是一所著名的佛寺，气势雄伟，规模宏大，是劳动人民流血流汗修建起来的。
同皇帝和王公贵族奢侈豪华的生活相反，临安城里的劳动人民，终年过着难得温饱的艰难日子。当时临安的人口有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多万人，其中皇室、官僚、地主、商人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劳动人民。
在御前甲库里做工的工匠实际上是手工业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活十分穷苦。其他从事木器、竹器、漆器、纸张等手工业劳动的匠人，以及一些砖瓦匠、泥水匠等，生活也很苦。一些手艺人，为了维持生活，只好走街串巷，替人补锅、磨刀剪、箍桶、修鞋等。他们的生活毫无保障，常常忍饥挨饿。
还有一些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他们挑着货郎担，手摇货郎鼓，招引顾客，虽然能赚得一些薄利，却常常遭到官府的敲诈勒索，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除了以上这些人以外，临安城里还有一种最受人歧视的劳动者，就是那些扫街、倒马桶的清洁苦役，收殓尸体抬棺材的杠房苦工。他们的工作最苦最脏最累，得到的工钱最少，生活最穷苦。临安街头，每到寒冬腊月，常有大批无业游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最后倒毙路旁，了结痛苦的一生。
总之，南宋时候的都城临安，有着“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美景，一方面，统治阶级在这里过着“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另方面，穷苦百姓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过着苦难的日子。伟大诗人杜甫描写唐朝时候的长安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不也正是南宋临安城的情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