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园林业的高峰期。与汉魏时代不同，皇家园林之外，私家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的繁荣，是唐代园林业的重要特点。唐代的文人园林在魏晋时代私家园林的基础上，又有极大的跃进。由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学艺术发展迅猛，文人山水诗画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山水诗、画巨匠。文人、画家把对山水的欣赏带入生活中，出现生活诗意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把诗画秀逸、超脱的意境，运用到园林建设中，形成文人构思的自然写意山水园。如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等。而园林同样影响着诗歌的创作。在诗歌题材领域中，出现了一些专写园林的诗篇。诗歌、绘画、园林相互渗透，共同推动了唐代园林文化和园林文学艺术的发展。白居易的造园活动属于文人造园的范围。
周维权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明确提出了“文人园林”的概念。“文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页。东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以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性情、表现隐逸者。”“在造园思想上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作为园林艺术的灵魂。”“
随着科平制的确立，魏晋以来形成的士族门阀不断衰落，一部分新兴的寒门庶族通过科准考试进入官场，成为文人官僚。这些文人官僚着意经营自己的私园。他们把对自然与生活的独特理解灌注进园林艺术中。但由于财力不足，或是出身阶层的局限，这些文人园的规模较小，在庭院中模山范水，不求富丽豪华，但求逍遥自在。文人士大夫的造园活动，表现出素朴淡雅的风格特征。文人的理想木来是致君充舜、兼济天下，当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遇到挫折时，园林别业就成为他们最好的感情的寄托。他们或在园林里聚会，或抚琴饮酒，或泛舟独钓、静坐冥想，怡情养性，借此躲避政治风波。总之，园林是一个完全可以让人放松身心的空间。
白居易就是一位中唐文人上人夫造园家的典型。不管是从唐代园林史的角度，还是从康代社会生活史的度，白屈易的造园活动都是值得一提的。白居易的园林牛沾方式为同时代乃至后代文人提供了生活样板。早在宋代的葛立方就在《韵语阳秋》书中指出：“乐天所至处必筑居。在渭上冇蔡渡之屈，在江州有草堂之在长安有新昌之，在洛中有履道之屈，皆有诗以纪胜。故其谓云：‘余自幼迨老，射丨屋’若朱门，凡所止，里一日二日，辄覆算土为台，聚举石为山，环斗水为池。’所谓君子之屈，一日必葺者耶？”（卷十三）可谓一语中的。白屈易很注重自己的屈住环境，从早期家乡的“蔡渡之居”，到晚年的‘‘履道之屈”，每一处住处白居易都是用心经营的。不过，刻意经营私家住所，这不仅是白屈的个人行为，更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
唐代官僚阶层中，存在着一种讲究住宅的风气。人们追求居住上的品位，以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这正是唐代私家园林繁盛的原因所在。李义斑对其兄李义谈的席话颇能说明问题：“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以偏下也？”《旧唐书》卷八十一《李义琰传》）只要做了大官，就要修大宅华屋。只不过身为宰相的李义谈担心因营买宅而构祸，最后只好作罢。在此，住宅成了身份地位、经济实力的象征。带有园林的住宅不仅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还能让人的精神得到满足。
正因为如此，白居易在长安做官时，因新昌里住宅地势低佳、潮湿，在满足自在的同时，常有怨言。长庆四年，白居易就倾其所有，购买履道里宅，因价不足，还以两马偿之（见卷八《洛下卜居》）。白居易在自己住宅的后面经营宅园，园里放着白居易从杭州带来的天竺石、华亭鹤，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等，白居易尽力搜罗自己喜欢的物件，安置在小园内，供自己玩赏。这些从江南带回的宝贝，都离不开水。因此，池成了白居易庭院中最重要的景观；池边也成了白居易晚年最喜欢流连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