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末山东的动乱
炀帝时期，为了修筑运河、营缮长城和兴建东都，于是大肆动员民力，造成无数百姓的死伤，导致全国各地民怨四起。但是，隋朝政府对于人民的不满，不但不予理会，更于大业七年（611年）下令倾全国之力对高句丽进行征讨。朝廷不恤民命，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民生凋敝，开皇时期的盛世荣景一扫而空，物价飞涨，百姓饥馑。
自炀帝登基以来，人民不断被迫负担额外的徭役，使得百姓原本稳定的生活受到干扰，进而导致农村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当平民的生活完全失去支持与依靠时，各地随处皆是失业和无产之农民。小农经济失衡的情形，以现今黄河南北的河北、山东与河南的情况最为严重。
何以山东地区情况最为严重？主要因素在于：山东是中国最繁富之地区，户口最多，高达四百多万户，占全国总户数之一半，因此隋朝政府便在这个地区增置诸多军府，导致官方出兵、出粮以及其他许多的负担和差役，多是落在山东人民的身上，如：炀帝为了征讨高句丽，征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以运米粮辎重。朝廷大肆征调的举动，不但造成“行者不归，居者失业”，又无粮可食的悲惨境界：“皆剥树皮以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以树皮、草叶，甚至是泥土为食，四处都是哀鸿遍野的景象。此外，大业七年（611年）山东河南地区发生洪灾，“大水漂没三十余郡”，隔年又遭逢大旱与瘟疫。在水患、旱灾和人祸交迫的情形之下，致使“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原本人口稠密繁华之处，遭逢此劫而转为凋零破败，庐舍为墟。
人民遭逢天灾人祸的威胁，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选择铤而走险，于是拿起锄头、铁耙相继揭竿反对杨隋政权。首先起事者是尉文通，后来陆续有王薄、孙宣雅、郝孝德、孟让、左才相、刘霸道、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杜伏威、李子通等其他起事者接踵反隋。自大业六年（610年）爆发农民起事，至十三年（617年）为止，全国将近有126例，光是山东地区就有75例。
二、瓦岗政权的建立
瓦岗军的创始人是翟让，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原本是东郡法曹，但是因罪遭判斩刑，越狱逃亡后，与同郡人单雄信、徐世勣等人，于大业七年（611年）在瓦岗寨聚众起事。他们在永济渠附近抢劫，进而逐渐发展成一支万余人的小股势力。
瓦岗军发展成万余人势力的阵营，其势力范围在荥阳、梁郡一带，汴水所经之处，以现今的地理位置来看，是郑州市至商丘市之间，大约有200多公里。但是，由于瓦岗军里的成员多是群盗和莽夫等一般民众所组成，加上领导者翟让对于“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的生活颇为满足，因此，对于阵营后续的发展，并无规划长远的计划与目标，也从未打算让自己和旗下的势力强大到足以推翻隋朝，夺取天下。换句话说，从瓦岗军的规模、政权组成与领导者态度得知，初期的瓦岗军只是隋末众多势力中的一小势力，而且它无法对隋廷构成严重威胁。
三、瓦岗政权的扩张
瓦岗军直至大业十二年（616年），李密经由王伯当的引荐，投效瓦岗军之后，才使得打家劫舍的性质，有了彻底的转变。李密自关陇集团出身，往上数三代不是郡公就是国公，柱国也出了两位。其家属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地位崇高。李密在开皇年间袭爵蒲山郡公，大业初年担任炀帝的侍从官，但是由于官非其所好，于是称病辞官，归隐乡里，直到杨玄感起兵叛变，李密起而投靠并为其参谋策划。
杨玄感起事失败后，李密先是投奔平原郝孝德，郝孝德并未重用其才；投奔长白山王薄，王薄也没有特别看重，于是李密改名换姓在淮阳村舍中教授学生读书识字，但是仍遭到郡县官员怀疑，转而投奔妹夫，接着被妹夫的堂侄告发，再度逃亡，随后就向诸位领袖游说夺取天下的计策。
李密的逃亡历程直至大业十二年（616年）才划下句点。李密观察各部首领，认为只有翟让势力最强，通过王伯当介绍投奔瓦岗军。李密成为瓦岗军的一员后，不但为翟让出谋策划，与李玄英、房彦藻等人于汉、沔一带，游说其他诸小股贼兵，使其归附翟让。归附原因可分为下列二点：
1.自大业十年（614年）开始，反隋的起事者们已经意识到力量分散的缺陷，以及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好处。所以，各支势力渐渐联合起来，瓦岗军也不例外。
2.隋末“杨氏当灭，李氏将兴”的谶纬广为流传，李密在逃亡过程中，即已有人注意到他的身世和遭遇，史谓：
李密虽然身为西魏名将后代，但是，亡命初期游说各方势力时，并未受人重视。直至“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谶纬在乡里间传开，其身份与屡次九死一生的遭遇，才使得各方势力一改过去态度而对他另眼相待。
李密于瓦岗军立下的第一项功劳是游说翟让攻打荥阳，并且击败张须陀。
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在李密的辅佐下，攻下金堤关及荥阳附近诸县，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与运河的畅通。于是隋朝派遣张须陀率二万隋军前往征讨。张须陀是隋朝名将，曾血腥镇压山东地区许多反隋势力，翟让亦不例外，常敌不过张须陀，屡为所败。
因此，当翟让得知张须陀率兵前来征讨时，不但恐惧害怕，甚至有远走逃避的念头，李密对其劝说：“须陀勇而无谋，……密保为公破之”。李密利用张须陀骄狂轻敌的心态，于大海寺成功击败张须陀及其大军。张须陀的失败等于是让隋廷“河南郡县为之丧气”。
其次，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河南遇饥荒，各地饿殍遍地，隋粮仓充足，但是官府拒绝赈济饥民，导致人民相聚为盗，李密为了博取民心和扩大瓦岗势力，于是建议翟让夺取隋朝仓粮并且开仓赈民。首先率精兵成功袭取洛口仓，获得仓米二千余万石，并且开仓任由民众领取。有了丰沛的粮食资源，使得瓦岗军辖下“老弱襁负，道路不绝”。翟让夺得洛口仓有了充足的粮食后，不但足以提供军需，救济了广大饥民后，更是得到众多民众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队伍。
大海寺之役和成功袭取洛口仓，李密立下这两项功绩后，又成功击败越王杨侗所委派的刘长恭和其二万五千人的步骑。这一战不但“东都震恐”，亦使得瓦岗军的声威远播，史谓：
瓦岗军在李密的出谋策划之下，多次面临隋将攻势来势汹汹时，总是能带领瓦岗军化险为夷，甚至最后都能屡传捷报。因此，各地的反隋势力者对于瓦岗军的实力无不赞赏和钦佩，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起事者和归附群众莫不争相前来归附。除了归附者众外，翟让亦自认自己的能力不及李密，于是
大业十三年（617年）初，翟让将李密推举为魏公，从此李密奠定在瓦岗军中的地位。
历史中，农民起义的原因多数都是由于灾荒，朝廷的压榨。瓦岗政权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唐代史事考释》《隋书》《资治通鉴》《旧唐书》《隋唐五代史》《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