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名相中，张九龄是一位颇有特色的政治家。他身履相位虽仅三载，但在玄宗朝供职二十余载，为开创“开元盛世”作出了重要贡献。张九龄以其光明磊落的政治品格和辅弼君王的政治才能在唐代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张九龄“以社樱自任，抗危言而无所避，秉大节而不可夺，小必谏，大必净，攀帝槛，厉天阶，犯雷霆之威，不弄不止”，玄宗罢张九龄相李林甫作为时代治乱的分水岭，是很有道理的。
文学与吏治之争是玄宗朝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文学之士与吏能之士的斗争始于开元元年，关于“文吏之争”的观点是著名学者汪钱先生提出的[[16]0汪先生认为，吏治一派大多与姚崇乃至狄仁杰、张柬之等有渊源关系，他们长于吏干，排斥文士。作为文学一派的张说、张九龄，其观点恰与姚崇相反，他们以文章来选拔人才，也以“无文”排斥人才。基于用人标准和好恶的不同，在朝臣中形成了文学与吏治两派的斗争。
开元前期“文吏之争”主要表现为张说、刘幽求与姚崇、宋璨之间的矛盾斗争。张说是武后垂拱四年词标文苑科的第一名，刘幽求出身于久视元年的经邦科，玄宗称赞他“风云玄感，川岳粹灵，学综九派，文穷三变”[l7]。他们均属于文学一派。因帮助玄宗诛太平公主有功，张说、刘幽求相继入相。但他们相位还没坐稳，便受到了以姚崇为首的“吏治”派的挑战。姚崇最初做过挽郎，他为武则天所赏识超摧即由于吏道敏捷，属于吏治一派。玄宗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姚崇一入相就着手排挤朝中文学之士。《资治通鉴》卷二一零云:“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歧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赛。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歧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左迁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亦罢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年闰二月，姚崇又以刘有怨望语，排斥文学出身的大臣。另外，姚崇大力荐拔、摧引一批吏干之臣，这引起了文学之士张九龄的不满。张九龄《上姚令公书》劝其远馅躁，进纯厚，其略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其理，无出此途。而向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又曰:“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馅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指责姚崇所荐举多为不学无术之人。
宋曝是姚崇荐以自代者，更是他重吏轻文思想的支持者。从他对苏环父子的评价中可窥见一斑，他认为子吏事敏捷，超过他的父亲。另有荐山人范知漩文学以求官者，宋憬评价其文章多阿诀成分，更认为即使文章写的好，也应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而不应该投诗献官。他还曾明确奏请排斥文学之士，认为他们虽“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建议玄宗把他们一一贬黔。从上述几件事情可以看出，宋憬与姚崇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吏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革除弊政，为开元前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吏治派采取的重吏轻文措施大大削弱了朝中文学之士的力量，致使朝中长期无法形成一个创作群体，这显然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文学之士张说、张九龄执政才有所改观。
与吏治派相反，张说以政治、文坛双重领袖的地位对开元前期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方面，他利用手中职权大力排斥吏治之士，如《资治通鉴》卷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非公事不和李来往，本有两次入相的机会，都为李阻碍。林甫引萧灵为户部侍郎，灵无学术，尝与挺之同行庆吊，灵读“伏腊”为“伏猎”，挺之戏问，灵对如初。挺之对九龄说的十六年四，文学之士越来越受到重视。张说于开元十年九月知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聚集了大批文士从事图书编辑和整理工作，为国家的图书整理和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开元二十六年设置“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共同撰制文书诏命，从而形成两套秘书班子。翰林学士撰制皇帝以国家名义发布的文书，称为“内制”，中书舍人撰制通过宰相以国家名义发布的文书，称为“外制”，合称两制。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从不同的角度出纳王言，同时凭借特殊的身份地位对皇帝的抉择产生影响，具有秘书、参谋、钦差、顾问多重身份，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唐宋时期两制官的选任之精、礼遇之隆和升迁之速都是“他官莫比”，因而成为士大夫向往追逐的目标，由社会对词臣的尊重营建起来的尚文之风不仅有利于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有利于全社会文化的昌盛。
随着“文人政治格局”龄诗文创作及其影响来看，他已成为盛唐士人人格精神和诗文风格的代表人物，从而在初盛唐之交的诗风变革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