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无论什么时候，都离不开火，也就离不开消防，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宋代在中国消防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略的。宋代历时320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朝代，水旱风霜蝗等灾交错而来，几乎无年不有，无灾不烈。宋代的火灾有着和其他自然灾害一样的共性，此外还有它自己的特点，在面对火灾时也有一些不同于其它荒政的对策。
宋代火灾状况及特点
翻开有关宋代的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宋代的火灾异常频繁：
建隆二年三月，内酒坊火，酒工死者三十余人。雍熙元年，乾元、文明二殿灾。雍熙二年九月，楚王宫火。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宗正寺火。四月，荣王元俨宫火。七月，宫城火。天圣五年四月，寿宁观火。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宫火。熙宁六年二月，永昌陵上东宫门火。十年正月，仙韶院火。元祐六年，开封府火。崇宁二年七月，学士院火。三年三月，大内火。靖康元年正月，金人下含辉门剽掠，焚五岳观。绍兴三年十二月临安府火。四年正月，临安府火。七年二月，太平州火。镇江府火。淳熙十三年十月，福州火。十四年五月，成都火。绍熙二年四月，徽州火，二日乃灭。嘉泰元年三月，临安大火，四日乃灭宝庆元年二月，楚州火……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宋代火灾频仍，但其发生情况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发生时间非常频繁。从太祖建国到南宋灭亡，几乎每年都有发生，而且有时一年之内发生多次。同时在时间上还具有不确定性，与其它自然灾害相比，没有季节性。从资料中可以看出，从正月一直到十二月份，每个月都有过火灾发生的记载。其次在空间分布上，火灾遍布全国各地，南到海南岛、北抵幽州一带，西及兰州，东至沿海，灾情很广。其中，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屡有火灾发生。在具体地点上，一般多发生在宫殿。宫殿、府衙、寺庙、仓库等处火灾比较多：
明道元年八月，修文德殿成，是夜，禁中火，延燔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延庆、崇徽、天和、承明八殿。乾德四年二月，岳州衙署、廪库火。太平兴国七年八月，益州西仓火。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桂州甲仗库火。天圣三年二月丁卯，蓟州榷货务火。
仓库是存放货物的地方，物品集中，如果所存又是易燃物品，经常会引起火灾。战争中，存放物资、武器的仓库、甲仗库经常成为敌人要攻取或焚毁的首要目标。宋代统治者大多崇道信佛的，如“太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灵感塔，以藏师舍利。临瘗为之悲涕。兴国构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两阁又开通飞楼为御道。丽景门创上清宫，以尊道教。塔殿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时之盛观。自景祐初至庆历中，不十年间，相继灾毁，略无遗焉。”不仅宋太宗如此，宋真宗、徽宗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崇尚佛道的皇帝，上行下效，宋代士大夫、平民百姓都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从而使寺庙成为火灾的高发区。
宋代火灾频繁，是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原因的，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火灾成因及其影响
火灾的构成有三大要素：人、物和技术。其中物和技术不过是被动的要素，而人才是主要的因素。从消防安全角度来说，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起火灾的主要原因。宋代火灾绝大部分就是因为人们消防意识不强、用火不慎引起的。
首先，宋代人口繁盛，居住稠密，这是火灾发生的重要根源。据葛剑雄研究表明，宋代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之多，因而居住相对拥挤，尤其是在城市里面。以两都为例，宋代在后周基础上建立，荆南高继冲、湖南周宝权、南唐李煜、南汉刘鋹、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相继归顺朝廷，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宋廷令他们携妃将雏，举家尽迁东京，一时土木大兴，后来宋廷南渡的情景，与此颇为相似。加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权臣们大兴土木，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理所当然是首选之地。在京城，占地广、规模大的多为王公贵族的住宅，为其服务的商人、军人及其家属渐渐多起来。不仅仅是贵族宅院，军队、市场、衙署、仓库也是火灾潜在之处。城市面积有限，居民稠密、厨灶连绵，稍有不慎，势必造成火灾。这是宋代火灾多发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原因。
其次，宋代民居中建筑材料耐火等级普遍不高。古人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很少有砖瓦结构的，宋代也是这样。宋著名木工李诫就认为构屋之制，“以材为祖，有八等，度屋大小因而决定用材”。在实际的建筑过程中，宫廷以及富户多用珍贵木材，而一般人户则用普通木材，或者用茅草。宫廷建筑如“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月至三四万，所用秦、陇、歧、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楠、槠，温、台、衢、吉之梼，永、沣、处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民间建筑如“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之上，其中有所谓村庄者，竹篱茅舍，宛然田家气象”，木竹结构的房屋容易着火，火灾一旦发生，蔓延也比较快，稍有不慎，星星之火即可成燎原之势。
再者，宋代宗教信仰多元化。宋代统治者从前代灭佛的经验中认识到：佛教终不可灭，其教义有利于安抚人心、巩固统治，而对宗教采取提倡保护政策。太宗崇道不亚于崇佛，而宋代最崇道教的是真宗、徽宗二帝。宋代从皇帝到下层人民，宗教信仰都是多元化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对各种神灵的敬奉都很虔诚。众多寺观庵院，加上市民家中设的神位，节庆祭祀频繁，使城市每天都笼罩在香火之中。从景祐初到宝元中不到十年间，玉清昭应、上清、鸿庆、寿宁、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相继烧毁，一点遗存不留。
最后，人为火灾中为害最烈、最难控制的是蓄意放火。有战争原因，兵法早就总结了火攻的情况：“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战争中，人、积聚、辎重、仓库、部队都有可能成为攻伐对象。而在宋代，火药开始广泛应用于军事，法国学者谢和耐曾说到：自《武经总要》时代起，火器就已经是多种多样的了。因此引发的火灾频度和烈度大为加剧。为取胜而有意纵火在战争中是常见的行为，还有战争中的坚壁清野政策，另外，纵火焚城通常是战败者的绝望之举或胜利者炫耀、报复、发泄的途径。在两宋，有宋初开拓疆土的战争以及宋境内叛乱引起火灾，如开宝四年（971）潘美平定北汉时，北汉将领们就分析道：“北军之来，利吾国中珍宝尔。今尽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驻，当自还也”。于是“纵火焚府库、宫殿，一夕皆尽。”太平兴国四年（979）攻打太原时，“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这种情况在平定南唐时也出现，一国之都，汇聚财富之所，这样付之一炬，造成很大损失。也有内乱或与辽、西夏、金之间的战争之火，“绍兴三年。是岁，海盗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毁城去。嘉定十一年二月金人焚大散关而去。三月，刘昌祖焚西和州。四月，刘昌祖焚成州。”
和平时期也有人别有用心制造火灾的：“熙宁六年正月，西京永昌陵上宫火，焚东神门，其后西京言：‘永昌陵都监张保寿，不觉察军士门卒等欲陷十将李荣，因此致火’”。“五月，斩两地供输人、北界探事百姓王千，家属送潭州编管。千坐放火燔日沟驿庙，污北人以求赏也。这些人，或为嫁祸于仇家从而达到报复目的，或为领赏、趁机偷盗等目的而纵火。还有人为了不还债而放火的：（程之邵）知凤翔府，民负债无以偿，自焚其居，而俗曰‘遗火’，之邵发摘，歧人传诵，徙郑州。”
除此之外，自然灾害也是造成火灾的原因之一。这种灾害经常发生，且破坏性大。治平元年（1164）常州火灾，宋代著名的学者沈括排除迷信思想，认为是灼热的陨星坠落导致的：“治平年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火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着东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熄，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匣藏，游人至则发视。”沈括还记载了一起雷击火灾：“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屋，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其堂已焚，皆出避之。”
最后一个原因跟宋代时代特点有关。宋之前，中国古代城市格局都是坊市分离，即居所集中在一处，集市集中在另一个地方，除了少数高门大户之外，住宅区不允许面街开门经营。而在宋代，宋太祖登基后不久，即下令拆除坊墙，允许沿街开设店铺，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建体制，城市中限制居民自由活动的坊墙倒塌了，社会生活发生了大变革。城市经济文化生活比唐代更加活跃、更为兴旺。南宋定都临安以后，对旧城市进行改造，城区建设也采用街市结合式，取消居民区的坊墙，允许百姓向大街开门，允许商贾在居民区经营，大街两侧可以摆摊设铺开商店。在街道空旷之处，江湖艺人可以聚众献技，供市民娱乐的勾栏瓦舍到处兴建，酒楼、茶舍、歌馆，一个接着一个，日夜经营，展示着这个封建都会一派消费繁华的景象。但与此同时，汉唐以来在坊市分离体制下形成的那套治安管理体制、管理手段也失效了，社会控制弱化了，引发出许多的治安问题，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公共秩序的混乱，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火灾不断，这是新时代特点下出现的新问题。
宋代火灾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史料记载：建隆元年（960），宿州火灾，烧毁民舍万余间。建隆二年（961）三月，内酒坊火，酒工死了三十余人。三年（962）正月，滑州甲仗库火，延烧仪门及军资库一百九十间，兵器、钱帛全被烧光。元丰八年（1085）二月，开宝寺火灾，当时正在该寺举行科举考试，点校试官翟曼、陈之方、马希孟被烧死，总共死了十四人……。科举考试是宋代重要的一项政策，国家绝大多数官员产生于此，这次火灾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以外，还导致这次人才选拔宣告失败，不得不重新开考。焚烧民居最多的一次是南宋嘉熙元年（1237）六月临安府的火灾，达三万家之多。另外还有灾后致死的，如绍兴六年（1135）十二月，行都大火，焚烧上万家，并有死人的现象。当时高宗亲征刘豫，发现都民有很多冻死的。火灾发生意味着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其次是文化典籍方面的损失和精神方面的影响。仁宗时，“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宫灾。初，大中祥符元年，诏建宫，藏天书。七年宫始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至是，火发夜中，行都火，燔吏部文书皆尽”。书籍损失最大的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元俨宫之火。这次火灾中，皇家存书之所——崇文院、秘阁所藏书籍尽被焚毁，数目众多，版本珍贵。很多年后，朝廷仍在向民间征书，以补书目之缺。民间藏书损失也不小，“宋宣献家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灾为灰烬。（晁）以道自谓家五世于兹，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未肯自逊。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谴。”
多次火灾让市民胆颤心惊的同时，也扰乱了国家中枢。“明道二年九月庚子，重作册宝，以旧宝为宫火所焚也。”连国家大宝都被烧坏，这就极有可能引起政治混乱。另外大火屡次发生在禁中，亲王、皇帝、太皇太后、朝中大臣不能不受到影响，表现得非常无奈。欧阳修也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内中旧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大内火，遂迁玉清昭应宫。已而玉清又大火，又迁于洞真，洞真又火，又迁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荡无孑遗，遂又迁于景灵，而宫司道官相与惶恐。上言：真像所至则火，景灵必不免，愿迁他所。遂迁于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谓之‘行火真君也’”,虽然有些悖谬，但却真实刻画了当时人们在应对火灾时的无奈心境。还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火灾扰乱了国家中枢的。仁宗朝，“大内火，百官晨服，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御拱辰门，百官拜楼下，（吕）夷简独不拜。帝使人问其故，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廉见之，乃拜。”吕夷简是担心有人趁着大火举行宫廷政变。一国宰相能有如此考虑，说明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火灾给人类生存、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带来直接的威胁，火灾的屡次发生促使宋代的国家统治者，想方设法去预防、消灭火灾。宋代统治者在面对火灾时并不是一味的迷信和降服于上天的意志，而是从实际出发，积极地防灾救灾。在对被灾者及时救助的同时，消防制度也渐渐在宋代得以完善。
二、宋代的防火措施
我国的消防工作方针是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以防为主，以消为辅，它正确地反映了消防工作的客观规律，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火灾作斗争的科学总结。宋代的防火措施主要包括制定防火法律、管制用火、成立专职防火机构、提高建筑防火设计。
一、制定专门的防火法律法规宋朝法律规定：如果抓不到纵火主犯，主管官吏是要受罚的。所以经常有一些百姓为了报复官吏，故意焚烧自家屋舍，让官吏承受处罚，“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不获，则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伤官吏者，至自熱其所居，罢免者纷然。时郡安简为提点府界县寨公事，廉得其事，请自今非延及旁家者，虽失捕勿坐。自是绝无遗火者。遂著为令。”南宋时对失察罪也予以处分，不论是百姓、军队、役卒放火失火，不论是延烧屋舍、粮仓、田野山林、舟船，州县官司及地分公人失觉察的都要处分。
消防法制对军队也有特殊要求，对军人的处罚比一般士民更为严厉。对于擅离职守者处以极刑，“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斩”。另外军中起火后不能奔走号呼，“军中有卒警及失火，在军中辄呼叫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斩之。”也是要处以极刑的。因为军队本来就是维护治安的，军人更应明白起火而号呼奔走的后果，所以要重罚。
法律对在皇陵、林区、仓库、田野等处失火、纵火者做出处罚规定，并对火灾发生后的告、救做出责任认定：
“诸库藏及仓内，皆不得燃火，违者，徒一年。”
于官府廨院及仓库内失火者，徒二年；在宫内加二等，合徒三年。（庙、社内亦同）损害赃重者，坐赃论。若因火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烧官府廨内财物，计赃五十定，合徒三年。杀人者，流三千里，伤人折二肢，徒三年。如果延烧宗庙及宫阙者绞，延烧太社减一等，流三千里。”
“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在外失火而延烧者，各减一等。”
“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延烧人舍宅者，杖八十，赃重者，坐赃论减三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其行道燃火不灭，而致延烧者，各减一等”。
“诸故烧官府廨舍及私家宅舍，若财物者，徒三年。赃满五匹，流二千里，十匹绞。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所烧屋舍，不限多少，请决痛杖一顿处死。”
“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其守卫宫殿、仓库及掌囚者，皆不得离所守救火，违者杖一百。”
从其内容看，《宋刑统》基本上是沿袭《唐律疏议》关于火灾的防范条例，对放火和失火者进行区别处理，对纵火者处以重罚，对失火者也严格处理，以期达到震慑作用。但也有适时的调整，即对纵火者的处罚更加严厉，在绞、斩之外，又加了一种死刑：痛杖处死。《宋刑统》是建隆四年（963）制定的，在它之后，宋朝又延续了三百多年之久，新的律令也不断出现，补充法制的不足，以期能做到有法可依，如贼盗重法和保甲法。
（二）消防与贼盗重法
贼盗重法是宋代一个比较特殊的法律，即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量刑方式，在治安比较混乱的地方实行重法，称重法地，在治安状况相对好的地区实行轻刑法。但在杀人放火这一点上，不管是重法区还是轻法区都要按重法来判。贼盗重法的施行充分说明：宋律虽然在大部分条文上沿袭《唐律》，但在司法实践中，刑罚要比唐朝时更加严厉，实行的是重典治火。这一点在太宗时就有了明确规定，雍熙四年（987），立贼盗重法，“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非重地，亦以重法论。”南宋也有相关规定：“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赏告人，妻子配置千里，……若复杀官吏，及故烧舍宅十五间以上，罪不至死，亦同强盗论。”
（三）消防与保甲法。
保甲法即伍保法，它与宋代消防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伍保法是将居民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制止，否则一律连坐同罪。王安石变法时将保甲法推行到全国范围。规定同保内有放火的须报告官府，知而不告，按伍保连坐制处罚。“其保内有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论如伍保律。”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有些官员利用伍保法来杜绝火患。如“（徐）的省副知荆南府，荆南故多火，奸人缘以为盗，有一夕十发者，的籍诸恶少为保伍，使更相伺察，由是火几息”。对役夫役兵也按照保甲法管理，“诸役夫役兵放火者，同甲人论，如伍保。律不知情者各减一等。”其出发点是让人民群众参与防火监督管理，但也存在弊端：容易造成冤滥，真凶抓不到，冤枉入狱的却不少。
宋代消防立法频繁，形式多样、因时适变，但总的来说是积极、有助于消防制度进步的。我国现在的很多消防法令在宋代已经成型，正是在吸取古代消防制度养分的基础上制定的。
火灾的发生往往与用火不慎有关，因此，加强用火管理是杜绝火患的重要途径。
三、管制用火
“唐严火禁”，在规定的时间内全城熄灭灯火。禁时以后，发现有未熄灯的，就在门上留下标记，次日清晨传唤户主到官府询问，如没有特殊情况，就对他们进行教育、轻罚，如果当天晚上发生火灾，这户人家就是最大嫌疑。宋代继承了唐的这一传统。为了防止火灾，北宋火禁很严，南宋时仍然“修火政以肃宫禁”，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火规章制度。
（一）京师及州郡火禁
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师人口众多，居住稠密，是火灾多发地，火灾一旦发生，影响极大，所以京师火禁特别严。
宋朝统治者都重视京师火禁，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五日，申严火禁。”③宋代火禁制度实行起来也非常严格，仁宗朝，“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在醮祭者，必先白关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后也。至和、嘉祐之间，狄武襄为枢密使，一夕夜醮而勾当人偶失告报厢使中夕骤有火光，探子驰白厢主，又报知开封府。比厢主、判府到宅，则火灭久矣。翌日，都下盛传狄枢密家夜有光怪烛天者，……狄不自安，遽乞陈州，遂薨于镇，而夜醮之事，竟无人为辨者。”④这说明在宋代，夜间规定时间内全城熄灭灯火，如有丧葬或祭祀的，要提前告知消防管理人员，以免误认为是火灾，引起恐慌，即使是官宦人家也不例外，虽然狄青被朝臣所猜忌，夜间祭祀不报告仅是原因之一，但由此可以看出京师火禁之严。
其它州郡火禁也很严，如钱塘，绍兴二年（1132）正月的时候旧有臣僚建议：“兵火之后，流寓士民往往茅屋以居，则火政尤当加严。”
（二）重要机构及部门火禁
消防安全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在一个地区或城市，要确定消防管理重点，进行重点管理。消防重点管理一般界定在火灾危险大、灾后经济损失大、人员伤亡大、政治、经济影响大的单位和部位。在全国，京师是重点管理地区，而在京师，仓库、牧马场、崇文院、太学、大理寺、榷货务、秘书省、国信所、玉牒所等都是重点防范单位，都有相关的火禁规定。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诏皇城、内诸司、在京百司库务、仓草场无留火烛，如致延燔，所犯人及官吏皆处斩。”南宋孝宗淳祐二年（1242）：“诏百司申严火禁，仍令检正左右司检祥，编修并六曹等处轮当值宿官察觉，如遇假故，当宿官亦早入局。”这可以说是管制用火的总则了。另外各处还有具体规定：
仓场。军马未行，粮草先备。为了军事胜利，边界仓场要注意防火。景德元年（1004）十月癸未，“令河北、河东、陕西缘边州军仓、场谨火禁，备戎谍也”。仓库防火管理的要求非常细致，“诸仓库监专应早入晚出而违者一时杖一百，一时加一等。……诸仓植木为阴，不得近屋。诸仓仍置砖场以备量覆其敖，内地皆布砖。……诸仓库常严水火之备，地分公人除治草秽，疏导沟渠，如违致损败官物者勒停主守及地分公人均备。诸仓库水火防虞有备，非人力所及致损败官物者，监专具其所损所收寔数申州保明奏裁。”确定了管理人员职责；在仓库设置上内布砖，外开沟渠、远离树木，以防火灾。
（三）军队的用火限制
军队也是人员集中之处，并且还存放大量物资，火灾隐患很大。真宗大中祥符间，皇帝把著名道士陈抟的临终遗言——“慎水停火”几个字，写在每个军营的大门，时刻告诫军队要小心用火，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在军营中，晚上一定时间后必须熄火，要用火烛的，必须要申报主将才行；除了炊事和大炮以外，其他地方都不许留有火种，“凡营幕，作食已讫者，昏以前须灭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写须火烛者，申主将判押乃听。……凡军中，除炊炮及应得存火外，余并不许辄留。”可见军中非常小心火烛了。
火攻以及攻城之后的屠城行为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行军中，如果没有长官命令，军人随意放火是要受处罚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就颁布了这样一条规定，“军行秋毫无犯，并不杀人放火。放火者斩，仍没其家财。遗火烧屋宇、军幕及财物积聚通计钱二贯足以上者斩。……入贼境，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救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者斩，如主将有命令蹂贼地禾稼、伐树木烧荡庐舍者不坐。”另外长官虽然有功但是乱放火者也要处以极刑，“军士虽然破敌有功，擅掘冢、烧舍掠取财物者斩”。
（四）田间用火限制
宋政府还对田间用火做出规定。秋冬过于干燥的季节，田间、森林一旦着火，极难控制，这时要限制用火。每年二月一日到十月三十日之间不能在田间森林等地方用火。大中祥符三年（1010）时，就有诏令：“禁扈从人焚熱道路草木”。次年（1011）八月又“令诸路除畲田依旧俗外勿非时火田。”五年（1012）诏：“缘边州军，以备城火，牛草赋于民者，严禁止之。”南宋律法规定：“诸因烧田野致延烧系官山林者杖一百，故烧者奏裁，并许人告，其州县官司及地分公人失察觉杖六十。”
（五）水上防火
宋太祖建都于汴京，自有他的考虑。自晚唐以后，江淮漕运的集散地，已经由洛阳东移到汴河与黄河交界处的河阳，所以汴京的经济地位实取洛阳而代之。当时汴河已成为贯通南北的一条宝带，养育着数十万甲兵和上百万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水上防火安全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北宋时汴京在天汉桥以北的河上“有方浅船二只，头置巨干铁枪数条，岸上有铁索三条，遇夜绞上水面，盖防遗火舟船矣”。显然，东京漕运的蔡河、汴河、五丈河、金水河等河道上，往往配置有几个“方浅船”，船头有几条大铁铁枪，岸上有几根铁索，晚上就把船绞上水面，以防失火；一旦出现火警，也可以用来扑救。这是京城内防止船舶火灾蔓延的一项当时较先进的办法。另外，如果船只起火，规定“诸官私船火发不得解缆放令走流”，以免祸及其它船只，引发更大的火灾损失。
四、专职防火机构——潜火铺的设立
宋政府为了防火，除加强灯火管制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专门的防火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垂直系统有两个，一个是社会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一个是专职消防系统。社会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包括社会各级行政部门设立的负责消防安全的职能部门，它担负着本系统的消防安全管理任务。宋代有一套系统的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基层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
（一）社会消防安全管理体系
皇帝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集立法、行政、司法及军事大权于一身。治理火灾的火政，理所当然是皇帝的重要职责，有政治远见，真正关心自己统治地位，企求长治久安的统治者，都会把火政当作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皇帝主要通过祭祀火神、制定消防法规、颁布防火、灭火诏令、奖惩令来履行这一职责。
宰相之职，“佐天子，平庶政，事无不统”。参知政事，“毗大政，参庶务”，他们也要管火政。火灾发生，宰相们都要承担相应责任，“嘉泰四年三月丁卯，临安府火，右丞陈自强等以火灾请罪。”“景定五年七月甲申，行都大火，丁亥，贾似道屡疏乞罢政”。
皇帝和宰相、重臣是最高管理层。他们主要是站在消防安全管理的总体立场上，制定作战计划、方针、法规和目标。而中级管理层是各级地方官，他们主要是确定管理目标，拟定实施方案，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诸州县则有巡检、县尉专司消防。
宋代城市设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城区，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创举。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置京城外八厢”。南宋也设厢，临安城内原分为左右两厢，最后增加到九厢。其属县“钱塘城内分为四厢。”宋代的厢，最初是跟军队编制联系在一起的，后来跟烟火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防治理。如杭州，“在城九厢界，各厢一员小使臣注授，任其烟火盗贼，收解所属。”“每厢量地步远近置铺若干，每一铺差禁军长行六名”，晚上击鼓报时，铺内“略备防火器物”，备火灾时用。
宋代各镇还在管辖范围内人烟繁盛处，设置监官，管辖地区火禁之事，“庆历四年五月，省河南府颖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并为镇。逐令镇转运司举幕职，州县官使臣两员监酒税，仍管勾烟火公事。”
偏远的乡镇也有非常完备的管理烟火机构，其触角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广南东路“置香山镇，差监官一员，兼烟火盗贼。”“海口巡检。海口管军员兵级四十八人，仍兼本镇烟火公事。”景祐三年（1036）二月，“置代州五台山勾当寺务司及真容院，兼兴善镇烟火巡检事情，京朝官、使臣各一员。”
在乡村有耆长、保长等管理火政。“保正管干乡村盗贼、烟火公事，”⑥担任保长、副保长的，要管烟火和盗贼之事。
就这样，宋代的消防治理，从中央，到路、州、县，到城市的厢、坊以及乡村的保，形成一个管理体系，层层有人抓，任务明确，起组织管理、强力控制作用，奠定了我国消防治理的优良传统。
防火只是行政单位工作的一个部分而已，在宋代，真正专职防火的是潜火铺。
（二）专职防火机构——潜火铺
中国火政自古就有，但是专职的防火机构却首次在北宋京城出现——潜火铺，“今人所用潜火字，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其意为防也”。随后在其他城市慢慢普及，最后又为南宋所继承和完善，它担负着宋代整个社会消防安全监督管理任务。
1．北宋京师潜火铺
北宋京师开封城内的高处设有了望火情的望火楼，在各坊巷设有军巡铺屋。北宋汴京望火楼和军巡铺屋的出现，标志着城市专职消防机构的诞生。望火楼，作为市政上的特殊建筑，在宋代已经十分成熟，并已形成规范。它建于城市高处，十分醒目，在建筑上更有细致的规定，“望火楼功限：望火楼一座，四柱，各高三十尺，上方五尺，下方一丈一尺。造作功：柱四条共一十六功。榥三十六条共二功八分八厘。梯脚二条共六分功。”望火楼建在一个基柱上，柱高三十尺，合计高九米多，站在楼上，嘹望全城，火警一览无余。这开创了后世城市成立专职防火机构的优良传统。
军巡铺屋，“（京师）每街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帚、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锚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军马奔报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这样的军巡铺屋，设有铺兵五人，用于夜间巡警，担负防火、防盗的责任，而望火楼下的部队则专门负责火灾扑救，楼下还配置有专门的消防器材，供扑救火灾所用。
2．南宋京城专职防火机构
南宋沿用了北宋京师的防火办法，并且逐步加以完善。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乞下枢密院，委马步军司措置，略效京城内外缴巡之法，就钱塘城内分为四厢……每厢量地步远近置铺若干，每一铺差禁军长行六名，夜击鼓以应更漏，使声相闻，仍略备防火器物。每两步差节级一名，皆总之于巡检。遇有收领公事，解送临安府，仍日具平安，由马步军司。本地分有盗贼，则巡检而下，皆坐罪如在京法。”南宋在临安仿效东京内外缴巡之法，每厢按一定地段设军巡铺屋，其职责在于防火、防盗。
南宋的专职消防机构称“防火隅”。临安城内各坊巷均设有防隅官屋，屯驻官兵，协同救助火灾。“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盖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官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改北宋三百步一铺为二百步一铺。另根据记载，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临安设立有东、西、南、北与上、中、下七个防隅，后来又增置十六个防隅，并建有望楼，加强了军巡铺屋的设置密度，对火灾的防控力度更加大了。南宋“防火隅”还有详细的报警方式见诸于史料记载中，规定“若朝天门内以旗者三，朝天门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则夜间以灯，如旗分三等也。”
3．其他城镇专职防火机构
其他城市也有望火楼及军巡铺，根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会稽府（今绍兴）衙以西设有“潜火队”，即以救火为职责。泉州城也有消防队：嘉定三年（1210）九月四日，泉州城内居民房屋失火，州官率领“潜火衙兵”等前往扑救。在南宋时期，望火楼及军巡铺的普及率更高，基本上每个城镇都有专职防火机构，尤其是在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专职防火机构已经成为必备的部门。
在基层，令保甲内备鼓夜巡，“元丰七年，提举河东保甲司言：保甲并起团教，乞输入保人户逐村修铺屋，备鼓更巡宿。”
宋代专职防火机构的出现是消防史上的一大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