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从洛阳匆匆离去，而他这一走就如同“鱼入大海，龙出生天”。而放走他的成都王司马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匈奴人身上所覆盖的巨大能量，他满心希望刘渊可以率领五部匈奴前来助战，殊不知不久之后就是这个匈奴人将掀起一股“反晋”的浪潮，而掀起这股“反晋”浪潮的罪魁祸首就是司马颖本人，可惜这一切司马颖本人都看不到了。
不久，刘渊抵达当时匈奴人盘踞的“左国城”，和已经先期到达这里的匈奴贵族刘宣等人会合，在刘宣等人的拥护下，公元304年，刘渊于左国城即“汉王”，赦免境内囚犯，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
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登基称帝，至此十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刘汉”亦或者是后来的“前赵”正式诞生了，而西晋这个地球也被刘渊这根“杠杆”撬动了，可以说刘渊是“压死西晋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刘渊死后不久，“前赵”攻破了西晋的两都，俘虏了西晋末代皇帝，至此西晋正式灭亡。
从公元304年刘渊起兵到公元308年刘渊称帝，当时的刘渊实力极为弱小，他的地盘只仅限于并州一带，甚至当时并州的军事重镇晋阳刘渊至死都未能攻陷，那么在这种种绝境之下刘渊是如何反败为胜成功撬动西晋这个“地球”呢？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个详细的研究，对刘渊在乱世之中成功的要素做一个分析：
刘渊的“宗汉立国”：掀起反晋浪潮政治上的主动，也是撬动西晋的重要法宝
在刘渊继位之初，当时的匈奴贵族的思想都认为刘渊应该如同当年的呼韩邪单于一般复兴匈奴的基业，从当时的形势上来看，刘渊本人在匈奴贵族之内威望较高，并且其本人也堪称是“文韬武略”，以他的才干要恢复呼韩邪单于当年的基业并不难。
不过这个野心勃勃的匈奴人意识到，西晋灭亡的钟声已经敲响，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刘渊已经不再满足于恢复“呼韩邪单于”的基业，而是希望如同汉高祖、魏武帝那样在中原建立万世基业。
《晋书.刘渊载记》：元海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刘渊则提出了“宗汉立国”的政治主张，从刘渊提出“宗汉立国”的是角度来说，刘渊的确是一个高超的政治家，而刘渊的“宗汉立国”也是他能够撬动西晋这个“地球”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王朝正统上来说，当时的西晋虽然由于种种“作死”行为搞得中原各地是天怒人怨，饿殍千里。然而在古人的观念里，司马氏毕竟属于皇室正统，而相比之下刘渊则是纯正的匈奴人，在刘渊之前还真没有少数民族能够在中原称帝的，再加上那个时代的胡汉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渊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人们对于“华夷之分”的观念，更是以周文王等人的例子来映证了自己所说，所以说“宗汉立国”是刘渊承认自己继承西晋政权合法性的很重要的一步。
其次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西晋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后已然进入了最衰弱的时期，不过有句话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西晋强大的底蕴毕竟还在，而刘渊当时的实力还很弱小，故而想要成功颠覆西晋政权必须要吸纳百姓和士人的支持，所以刘渊只有借汉室庞大四百年底蕴的“壳”重生来迅速壮大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刘渊“宗汉立国”的方针是有效的：由于本身汉化程度较高所以身为匈奴人的刘渊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当时刘汉的情况来看，比起司马越，刘渊确实更懂得体桖百姓，所以刘渊得到了当时并州周边各族民众的拥护；同时他的方针也得到了并州周边士人的支持，王弥、石勒等不同民族的士人、将领在此之后不久都加入了刘渊麾下。
可以说刘渊的“宗汉立国”为刘渊起兵反晋进行了合理化，同时也让刘渊的实力开始壮大，“宗汉立国”成为了刘渊能够颠覆西晋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战略上的成功：多点打击拖垮西晋，以小博大终虎踞天下
公元304年，刘渊自离石要塞起兵面对的第一个对手是司马腾，在战术上刘渊上成功的，因为他对司马腾造成了重大伤亡，并趁此机会夺取了并州大片土地；在战略上刘渊却是失败的，因为自始至终他当时的影响力只限于并州一带，并州的军事重镇自始至终刘渊都未能攻下它，可以说此时的刘渊根本不足以灭亡西晋。
公元305年，刘琨接替司马腾成为新的并州刺史之后，形势对刘渊愈发的不利。刘琨善于招揽部众，其能力也比较出众，在刘琨的治理下并州地区的情况比之司马腾时期有所好转，可以说西晋一旦缓过神来对准刘渊，那么刘渊随时会处于覆灭之中。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渊接受了王育等人的建议，改变了原先攻占并州进而席卷河北的战略方针，以多点出击，以小博大的战略战术方针转战河东，进而成功的对西晋政权形成了威胁：
首先刘渊借鉴了当年汉高祖利用彭越在后方牵制项羽的做法，命令王弥、石勒等人前往各地进行例如游击战等做法牵制西晋主力。当时西晋虽然经过“八王之乱”后是元气大伤，可是此时的西晋可以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形容，在各地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种局面之下就需要利用有能力的将领在各地制造动乱牵制西晋地方上的兵力从而为主力转战河东提供基础，事实上刘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王弥在青徐、石勒在司冀，刘渊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得以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上发展，牵制了西晋在各地的主力，为刘渊所部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在王弥、石勒等人在青徐地区各自发展牵制西晋地方上兵力的同时，刘渊也根据王育的建议绕过了并州刘琨所部开始转战河东，依次攻占了蒲坂、平阳等河东重镇，由于刘渊的攻势凶猛，盘踞在河东地区的大大小小的首领相继归降了刘渊。在王育主张的“先攻击弱小的堡垒，然后再攻击较强郡县”的战略指导下，刘渊的实力由此突飞猛进。此时的刘渊东可以挥师冀州，南可以进攻洛阳、西南也已经取得了进攻潼关的跳板蒲坂，可以说此时的刘渊才从真正意义上对洛阳构成了威胁。
在王育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刘渊在战略上成功的摆脱了困境，石勒牵制了西晋各地刺史的兵力，让西晋朝廷无暇顾及刘渊，而刘渊则趁此机会依次兼并盘踞在河东地区大大小小的势力，由此势力突飞猛进，成为了西晋末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大诸侯。
然而王育的这个战略主张也不能说是没有弊端的，刘渊给了石勒等人很大的自主权，在对西晋构成威胁的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了威胁，后来石勒等人的尾大不掉可以说正是刘渊的战略思想下的弊端，而这个弊端也恰恰埋下了前赵灭亡的伏笔。
后续
由于刘渊策略上的成功，在军事上、政治上刘渊都对西晋构成了巨大威胁，从偏安离直接到虎踞天下，不得不说刘渊的战略眼光确实有独到之处。
公元309，刘渊在依次对西晋各部形成有效打击后，刘渊对洛阳发动了进攻，刘聪、王弥各部集结了将近十万人对西晋都城洛阳发动了进攻，此次战役最终是以刘聪的失败而告终，也说明了刘渊的势力在当时虽然强大，却还是不足以灭亡西晋。
可是这个问题也恰恰说明了就算是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之下西晋也还是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可以抗衡刘渊，然而此时司马越和晋怀帝的争斗则愈演愈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刘渊最终能够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正是晋怀帝和司马越的内斗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刘渊，最终给了刘渊一个发展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