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6年，刘宋名将檀道济遭元嘉帝刘义隆冤杀，如同宋朝的岳飞一样，檀道济大致上也是死于“莫须有”。比起岳飞来，檀道济的下场更惨，宋高宗虽然杀了岳飞岳云，可是至少还给岳飞留下了香火。可是元嘉帝刘义隆的手段可以用冷酷来形容，檀道济不但被刘义隆无故杀害，其几个儿子都未能逃脱刘义隆的魔掌，而对于檀道济的亲信以及剩下的北府旧将，或贬斥或流放或与檀道济一样的下场。
檀道济死后消息传到了北魏，北魏朝臣竟争相庆贺，而反观南朝这边呢？刘义隆在诛杀了檀道济之后竟大赦天下，可见帝王的凉薄竟然到了此等地步。
檀道济的死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南朝失去了一个杰出的统帅来抗衡北魏，淝水之战时曾经名震天下的北府兵也随着檀道济的而烟消云散。檀道济死后十余年，太武帝拓跋焘饮马长江，元嘉帝刘义隆才感慨“倘若檀道济在世，又怎会让胡人至此”。
然而刘义隆除了感慨又能做什么呢？倘若对于檀道济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心胸，又岂有让北魏拓跋焘饮马长江的机会？刘义隆开创了“元嘉盛世”，然而刘宋的衰落其也有巨大的责任，若非他自废武功，又岂有“元嘉草草”的结局。
在檀道济死后，刘宋又有一员大将自行伍之间成长了起来，其也隐隐然成为了继檀道济之后的又一“万里长城”。然而命运终究是没有放过他，在檀道济死后数年，这员大将最终也和檀道济背负了相同的命运，刘义隆再一次自废武功，他的死也有众多的人们为其鸣不平。
然而历史对他更加不公的是，在《宋书》之中竟没有其列传，我们只能从别的列传之中的字里行间了解他的生平，此人名叫裴方明。
赵广起义，裴方明脱颖而出
《宋书》没有他的列传，我们不知道他之前经历，他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元嘉九年的赵广起义。
元嘉年间，益州刺史刘道济在益州倒行逆施，聚敛兴利，伤政害民，民众怨声载道。元嘉帝刘义隆虽有所耳闻，然而却只是对其警告，却不加以惩戒，这无疑助长了刘道济的贪婪.，最终其倒行逆施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
在众多流民之中有一个叫许穆之的人自称是晋朝宗室司马飞龙，和当时的氐王杨难当沆瀣一气，得其资助招募了大量的流民为其部众。
可笔者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些许不寻常：许穆之本是流民，杨难当竟甘愿资助其甲货财物，难道杨难当真的会单纯地认为许穆之是晋朝宗室？恐怕不可能，所以许穆之和杨难当之间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许穆之需要杨难当的资助帮助其夺取益州；而杨难当本身就对益州有野心，因而无论许穆之的身份是真或假，他都会帮助许穆之，目的就是趁乱夺取益州。两人的目的虽然相同，可是却都是各怀鬼胎。
可许穆之命不太好，不久就被刘道济斩杀。然而在众多流民之中有野心的又岂止是一个许穆之？许穆之死后，蜀人赵广在暗中活动。比起许穆之，赵广聪明了许多，他没有做这个出头鸟，而是另立一个道士冒充司马飞龙，其在背后控制。故许穆之虽死，叛乱则是愈演愈烈，最终叛乱的规模达十余万人，并包围了当时的益州治所成都。
叛乱到这个规模也的确出乎刘道济的预料，刘道济虽然贪赃枉法，可其本身还具有一定的能力。叛军人多，而成都则只有数千人，他知道苦手待援则是很愚蠢的做法，主动出击尚有一线生机，于是其便命令麾下参军裴方明出击叛军，在成都周边双方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攻防战。
裴方明是刘道济帐下的猛将，其久经战阵，故对付这种毫无阵法可言的叛军而言自然是小菜一碟，奈何其兵力是个大问题；叛军人多势众，可大部分都是未经训练的百姓，一有风吹草动则会做鸟兽散。裴方明和叛军各有优势，因而这场拉锯战也是各有胜负，不过裴方明久经战阵，对叛军的战绩是胜多败少。
裴方明的骁勇稍稍化解了叛军的攻势，可局势却未见好转，在成都相持几个月之后，成都的粮草和兵力都将近枯竭，元嘉十年二月，“赵广起义”的罪魁祸首益州刺史刘道济猝死，局势愈发紊乱。
裴方明不好过，可叛军那边也是同样的处境，相持几个月却迟迟未攻破城池，导致其开始军心涣散。为稳定人心，化名司马飞龙的程道养则在金桥举行祭天仪式，而裴方明则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突然袭击程道养，逼得程道养退守广汉，此时支援益州的各路援军也相继到达成都，由此成都之危化解。
元嘉十年三月，此前被裴方明打败的赵广等人贼心不死自广汉至郫县，连营数百里又和裴方明成对峙之势，因史书记载过少，笔者不知道具体的战斗过程，只知道在三月，赵广就被裴方明所击败，而裴方明趁此机会收复数城，同年五月，裴方明进军涪城，破张寻、唐频、擒程道助，斩严遐，至九月，为时一年的赵广起义终于被刘宋大军平定。
上述史籍记载太过杂乱，且无详细的战斗场景，因而笔者就此一笔带过。不可否认的是，益州的叛乱能够平定靠的是裴方明的武略，前期刘道济虽是益州刺史，不过所有仗都是裴方明在打，而成都能够守这么久不丢靠的正是裴方明；刘道济死后，还是靠着裴方明的坐镇指挥方能够坚守到援军到来，此战之后裴方明因公升为龙骧将军。然而对其之后数年的记载我们又无从所知，而他下一次的大显神威则是在元嘉十九年的平定仇池战役之中。
平定仇池，裴方明再次出击
仇池位于汉中北部，其地址大致在其甘肃一带，在魏晋十六国的大纷争之中前后出现过前仇池国、后仇池国，前仇池国最终为前秦符坚所灭亡。
不久符坚在淝水之战被北府军打败，统一的北方再一次大乱，杨氏后人则趁此机会再一次恢复仇池政权，至刘裕伐蜀，时任仇池国国主杨玄向其称臣，后来杨玄病逝，其子杨保宗的仇池国主为其弟杨难当所夺走。
在十六国的大纷争之中，仇池本身就是一个小国，其只能靠着依附各个政权谋求自立，而到了宋魏交锋的大潮流之中，南北各自统一，他也再无崛起的机会，其也只能在两个政权之间摇摆不定。
这点是仇池的劣势，却也是他的优势，只要他不是太过分，宋魏都不会对其如何，故仇池能够一直在夹缝之中生存这么久。
然而自元嘉九年开始仇池国一直处于饥荒之中，仇池国本身国小，不能化解自身危机，为了生存只有向外夺取土地，故赵广起义杨难当资助许穆之就是想让他搞乱益州，自己则可以趁虚而入，可惜叛乱很快被刘宋朝廷平定。
元嘉十一年，刘宋梁州刺史甄法护无力治理梁洲导致梁州动乱，元嘉帝刘义隆则派遣萧思化接替甄法护，而杨难当则趁此机会趁势占据了汉中地区。然而其虽然占据了汉中，可是仇池实力本身的势力却又守不住汉中，不久汉中地区又被刘宋政权夺走。
元嘉十八年，氐王杨难当又一次暴露其野心，纠集仇池国所有的力量企图攻占蜀地，然而仇池国实力弱小，大军屡克城池不破，最终无奈返回。
杨难当其与实力不匹配的野心和两面三刀的手段最终激怒了元嘉帝刘义隆，同年十二月，刘义隆则派裴方明率领三千兵丁再配合荆、雍二州的州郡兵讨伐杨难当。
州郡兵属于外军战斗序列，每个州的州郡兵人数本身并不多，故以此推断，裴方明讨伐杨难当所率兵士并不多，可见仇池实力的弱小。
元嘉十九年，裴方明率领部队向仇池发起了攻击，宋军一路势如破竹，他与刺史刘真道兵分两路相继攻克了武兴、白水等地。大难来临，杨难当才悔恨，他一面派军抵挡裴方明，方面又派遣使臣向北魏求救。
然而北魏根本救不了杨难当，一方面那一段时间北魏政局混乱，内部自顾不暇，根本无法顾忌杨难当；另一方面北魏相距仇池甚远，而刘宋大军以近在咫尺，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在前线和裴方明鏖战的仇池国将领根本就不是裴方明之对手，裴方明连战连捷，相继大败仇池国将领符弘祖、杨和等人，尽占仇池国所有土地，仇池国王杨难当则逃亡北魏，至此杨难当之乱为裴方明所平定。
然而仇池之后又为北魏所占据，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刘义隆在军事上的短视，如果他能好好的利用仇池特殊的地理位置，那么之后元嘉北伐之时就完全可以利用仇池威胁北魏雍州腹地，而刘义隆平定仇池只为一时气愤，对于仇池并没有长远规划。
裴方明之死
在平定仇池杨难当之后的第二年，元嘉帝刘义隆处死了功勋卓著的裴方明，理由则是贪污，而与其一起被杀的还有同在杨难当之役中的刘真道。
裴方明之死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其咎由自取，然而换一个眼光看待问题则是裴方明的死真的是因为贪污吗？
我们不妨提几个疑问：为什么益州刺史刘道济贪赃枉法刘义隆仅仅只是口头警告却未做惩戒？同样的刘义隆之弟刘义恭也是生活腐化的代表，然而他也同样没事？刘义隆的心腹王玄谟也是个贪财之人，可是他们为什么都没有被处死呢？
可见裴方明贪污只是刘义隆的一个借口，真正意义上来说裴方明的死和檀道济一样：功高震主。当然裴方明可能达不到檀道济的高度，然而他在檀道济死后也称得上是战功赫赫的，而刘义隆对这种能力超强的人一直是很猜忌的，我们来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刘义隆对功臣的猜忌：
檀道济：在诛杀其他顾命大臣之时，檀道济站在了刘义隆这边，可是这又不能避免他自身的命运，谢晦等人死后十年，檀道济步上了谢晦等人的后尘，其罪名就如同岳飞一样是莫须有的，而真正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功高震主，威名甚重。刘义康：在檀道济等顾命大臣被杀后，刘义康则作为宰辅重臣辅佐刘义隆，在刘义隆的诸兄弟之中刘义康是很有能力的。然而随着刘义隆诸子的日渐长大，刘义隆的皇位越来越稳固，他对刘义康的猜忌也越来越重，就算是刘义康在以前表现出了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可还是不能化解刘义隆对其猜忌之心，最终元嘉北伐后不久刘义康也为刘义隆所杀。而同样的事例在刘义隆时代可谓数不胜数，诸如太子詹事刘湛、范晔、刘义庆等等一大批帮助刘义隆稳定朝局的人，在帮助其稳定朝局之后都会为其所杀；而相反诸如王玄谟，元嘉北伐作为主帅的他本该难辞其咎，而刘义隆竟敷衍了事的处置了一下他。
所以综合分析，裴方明的死不单单是因为贪污而死，贪污只是让刘义隆抓住了把柄，真正的死因则是其在蜀地立功和平定仇池的一系列作战中日渐高涨的威望，而这犯了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心理，所以在刘义隆时代能力太强并非一件好事。
裴方明的死让刘宋再次失去了一员优秀的军事统帅，所以在和北魏的斗争之中，刘宋始终处于劣势，并非是士兵作战不够勇猛，恰恰是刘义隆的猜忌导致一大批优秀统帅步入檀道济的后尘，而刘义隆宁可用王玄谟也不肯给真正优秀的将帅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