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五胡内迁
东汉初期，匈奴已经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依附汉朝，北匈奴则一直对汉王朝处于敌视态度，最终南匈奴在汉王朝的帮助下击败了北匈奴。而归降汉朝的南匈奴除一部分族人留在匈奴故地之外，另一部分则随匈奴日逐王南下，他们大致被安置在河套地区。
东汉初期，羌人也大量迁入中原地区，东汉王朝将内迁的羌人称为东羌，居住于青海和甘肃等地区的羌人称为西羌，这群内迁的羌人则大致分布于雍凉一带。
鲜卑族的大规模迁徙也是在东汉初期，汉魏之际，鲜卑势力崛起，东部鲜卑分布在五原、辽水等地；北部鲜卑则向西南发展；西部鲜卑则活动在河西走廊一带。
由此可见，五胡的内迁从汉王朝开始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一开始内迁的规模并不大，因而胡汉矛盾则还未显现。
至西晋初期，内迁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而五胡的内迁已经给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造成了困扰，因而胡汉矛盾日益突出，外加上西晋官吏对于胡人的压迫导致胡人的反抗势力日益加剧。
自公元270年的“秦凉之变”或者是公元296年的“齐万年之乱”一系列事件之中已经深刻地揭露了胡汉矛盾的严重性。然而在这些问题上西晋王朝总是分歧很大，最终这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胡汉矛盾则爆发了“五胡乱华”，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可是我们不禁也会问这样的民族大融合是不是代价太大了？
在西晋王朝内部，在对待胡人的问题上一直是争论不休，当时朝廷内部也大致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徙戎论》的，即让胡人返回自己原来的地方，不再和汉人混居在一起，这一派的人在当时只占少数，依据《晋书》之中的就只有傅玄、郭钦、江统等寥寥数人；另一派则是不主张《徙戎论的》，这一派在当时西晋朝堂之中占大多数，其中晋武帝就是这一派最大的支撑者。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胡汉矛盾，然而他们更多看到的则是胡人内迁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故而西晋虽然在胡人问题上一直争吵不休，可是实际却是迟迟得不到改善。
《徙戎论》中将胡人外迁的理由
西晋泰始四年，傅玄提出了“徙戎”，在给晋武帝的奏疏之中，他鲜明地阐述了胡汉相异的理念，并提出让汉人迁往边界以充实边境，再派遣得利的干将专门负责管理，然而这项建议则未受晋武帝采纳；三年后，匈奴单于刘猛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然而却也自此却也成为了边境的一大祸患，郭钦则再一次提出迁徙戎，这一次郭钦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要将胡人迁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郭钦提出将居居住在关中并州之地的胡戎迁出，再将汉民迁人实边，目的是防备不测风云。与傅玄一样，晋武帝还是没有采纳郭钦的建议。
公元296年，氐人齐万年起兵叛乱，江统结合晋武帝时期的秦凉事变，再一次提出《徙戎论》，而我们可以从江统的这则奏疏之中可以看到江统等人的理念：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无论是邓艾还是傅玄亦或是江统，他们在各自的上疏之中都鲜明地提出了这一观点，邓艾的“戎狄兽心，傅玄的“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都鲜明的表现出了他们对于胡人的担忧。江统在文中指出从周亡于犬戎，再到汉高祖的白登之围这一系列事件而言，胡人对于中原王朝一直是狼子野心的一种态度，一旦中原王朝衰落就会引起反扑，再结合西晋前几年胡人叛乱接连爆发的事件，江统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的。胡人内迁造成了军事上没有防御他们的措施：历朝历代防御胡人依靠的都是长城，而如今胡人内迁则造成了“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阐明了胡人内迁之后无要塞可防，一旦起兵则是为祸自身，届时危害更甚。胡汉风俗之间的矛盾：胡人本是游牧民族，汉人是农耕文化，两方的风俗习惯是截然不同的，而随着胡人内迁，胡汉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则无疑是加剧了矛盾，并且胡人内迁也让农耕汉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外加上西晋失败的政策一系列问题都是矛盾爆发的原因。
从《徙戎论》之中我们看到了西晋朝廷不乏有远见之臣，很多问题他们并非是无事生非，而是处于一种居安思危以及未雨绸缪的态度来看待问题。然而在江统的《徙戎论》之中笔者也看到了江统对于胡人的蔑视，其文中常用“夷”、“狄”等词来称呼内迁的胡人，而这些词汇是当时中原王朝对于胡人的一种蔑视称谓，可见很大程度上西晋政策的失败也是江统等高官对于内迁胡人的不认同感等所导致的，故江统的《徙戎论》在后世看来也是争议极大。
《徙戎论》为何不被采纳
从西晋初年再到晋惠帝期间，屡屡有人上奏提起迁徙胡人，然而晋武帝乃至晋惠帝都是对《徙戎论》持否定态度。很多人都说这是晋武帝等人的短视，晋武帝等人真的没看到胡人坐大的危害吗？恐怕不可能，远的不说，秦凉之变深远的影响也足以打醒晋武帝了，然而西晋始终未执行这一项决策。
当然江统的《徙戎论》发表之时已经处于公元296年，此时距离西晋灭亡仅仅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胡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各地叛乱丛生，西晋朝廷根本无法执行这一计划。当然，在此基础上还有诸多的因素也是西晋不采纳《徙戎论》的原因：
少数民族为西晋带来了大量的实际效益自汉末以来，由于中原大地连年战乱的缘故，其人口直接从东汉时期的五千多万衰减到了数百万，而到西晋初年其人口也仅仅才一千多万，基于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西晋朝廷在胡人的问题上采取了“用夷“：
在军事角度上：随着连年战乱而导致人口迅速衰落其必然会导致军事力量的衰减，而游牧民族勇猛善，面对军事力量衰减这一问题三国的统治者们则都把目光盯向了游牧民族那边。姜维九伐中原之时，除了蜀汉本土之兵之外其还有大量的羌族士兵混迹在北伐队伍之中，而同样的东吴孙权也常招募山越之兵来扩充军事力量。就算到了八王之乱我们也常看到，各王为了夺取至高权力而对少数民族加以笼络让其为己所用。然而徙戎一旦实行，则必然会导致西晋的实际可招募的兵员减少，外加上还需要对胡人加以监视，也无疑是增加了军事上的负担。从经济角度上：中原乱战导致十室九空，大量的农民在战争之中被屠杀，而少数民族内迁无疑弥补了劳动力的需求，更主要的是这些编户的胡人如同汉民族的普通百姓一样是需要承担一定赋税的。西晋为了照顾门阀的利益，他们本身是无需承担赋税的，因而一旦徙戎，那么对于当时人丁不旺的西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经济损失。也由此可见，徙戎则对西晋的伤害很大，其直接造成的经济或军事上的损失对于当时生产力以及军事实力都是不小的打击。
《徙戎论》实施起来的难度实在太大，容易引发诸多不稳定因素之前我们讲到过，五胡的内迁并非是一朝一夕而成的，最早的可追溯至东汉初年便迁徙至内地，至西晋初年至少已经过了三百多年。
虽然西晋的政策非常糟糕，导致当时的叛乱时有发生，然而在当时还是有大量的胡人在经过了汉族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已经逐渐习惯农耕民族的风俗习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已经把西晋当作自己的故土了。
然而江统的《徙戎论》则是要打破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地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真正的实行起来也是有许多困难的：
游牧民族进入西晋生活已久，他们的故土早已因为天灾抑或各种原因变得无法生存，就算是可生存的地方也早已为别的游牧民族所占据，那么没有了生存空间的他们怎么去生活？可以说为了生存则内迁的胡人和现有的胡人必然再次会引起战火，那么对于西晋来说不是引火烧身吗？内迁的胡人在西晋初年有数十万之多，虽然江统在奏疏中阐明以部族迁徙的方式让他们迁徙，然而这其中必然会有部分族人不肯迁徙，那么这部分不肯迁徙的人西晋朝廷又该拿他们怎么办呢？所以贸然的迁徙，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动乱，因而当时不赞成迁徙胡人的始终是主流。
笔者的思考
由上述可见《徙戎论》真正实行起来有诸多的难度，贸然迁徙胡人可能会引发“五胡乱华”的提前爆发，可见晋武帝本身不赞同《徙戎论》并非是其短视。
江统等人固然有其远见性，可是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胡汉之间的矛盾，而实际解决这一矛盾的问题并非是《徙戎论》或者《用夷论》，真正要做到这些是让内迁的胡人有认同感，而汉人同样的不再对胡人敌视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自夏商周到西晋，我们会发现戎人内迁是一种趋势，民族融合也是一种趋势，早在西汉司马迁之时就已经提出华夷各族“同祖于黄帝”的想法，而江统却反其道而行之，可见比之司马迁其思想实乃是固步自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