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他强调举凡研究中关注的地理要素、工具器物、文献、制度的背后都是人，历史学应该捕捉人的足迹，将人作为研究目标。这一认识对于研究那位曾亲历隋末风云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颇有启发意义。在隋唐帝王的研究中，关注唐高祖李渊在隋朝大业末年活动者本就不多，即便是关于唐高祖专门的传记，对其任太原留守之前的长时段履历，也仅以寥寥数语就一笔带过，更别提专门的研讨。李渊曾身处隋朝东征大军的烽火前线，后来又高居于海东诸国入唐朝贡使臣所跪拜的宝座之上，经历了从隋炀帝时代的军政大员到唐朝开国皇帝这样不同寻常的身份转换，然而中外史学界有大量关于隋唐“辽东之役”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唯独缺乏对于李渊角色的细致讨论。与隋炀帝和唐太宗相比，李渊在研究中受到“冷遇”的现象值得反思。
其实，李渊主政时代，恰恰是处于隋唐帝国与海东诸国关系的转捩点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隋唐之际的李渊个人以及辽东之役这段历史，许多线索性问题仍然晦暗不明，比如隋大业九年(613)李渊在战争前线辽东有哪些具体活动，这和他后来的仕途命运有何关联，隋末大业年间辽东之役又对唐初和海东诸国关系有何影响，以及武德年间海东政策与前后时代迥然有别，这与李渊亲身在大业九年的辽西前线是否有关。
一、李渊督运怀远镇新考
大业九年，李渊亲自参与辽东之役并在怀远镇督运粮草一事，见诸多种史籍。如《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等，兹援引相对详细的《册府元龟》卷7《帝王部》记事：
大业中为卫尉少卿，辽东之役，高祖于怀远镇督运粮，知杨玄［感］纵兄弟逃还，密表闻奏，炀帝始知玄感起逆，乃班师。于是慰劳高祖谕以亲亲之意。元弘嗣先在弘化留守，即斛斯政亲戚，乃遣高祖驰执弘嗣，代为留守，关右十三都兵皆受征发。
在此，首先要明了“辽东之役”之所指。根据杨玄感叛乱可推知，此辽东之役乃是大业九年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句丽。两年前即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辽东之役，当时出兵号称百万。既然李渊参加的是大业九年之役，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大业初，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为卫尉少卿”，那么就不能排除隋炀帝委任卫尉少卿一职是专为东征督运军粮作准备的可能。其实，大业九年这次辽东之役，隋朝出兵人数虽然没有上一次那般庞大，但也进行了一系列全局性调配，譬如“(大业)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辛卯，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因为第一次辽东之役中士兵作战不积极暴露出府兵制的弊端，于是隋炀帝汲取上次辽东之役失败教训而对府兵制进行改革，骁果制就是其采取的革新举措。大业九年二月，隋炀帝恢复宇文述等人官爵，启用旧将，招募新卒。三月，他不仅“发丁男十万城大兴”，还再次亲临辽东，四月随着战事的迅速展开，再次渡过辽泽赶赴前线，刚刚起复的宇文述也直驱平壤。可见，第二次东征隋炀帝是志在必得，在兵制与兵力、军将与作战计划等多方面都预先筹备。故卫尉少卿李渊督运军粮应是这一系列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卫尉少卿是何职务?督运之职有何重大关节?《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载:“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谓李渊是卫尉卿，不确。根据李林甫等《唐六典》记载，唐代卫尉卿的职责是“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总武库、武器、守官三署之官属”，“少卿为之贰”，隋代职掌与唐代大致相同。炀帝时李渊为从三品，如前引《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大业初年李渊已从地方郡守征为从四品的殿内少监。殿内少监与卫尉少卿一样，都能接近皇宫和皇帝本人，可见李渊已在皇帝身旁奉仕多年，怀远镇督运军粮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类似，因此李渊升任卫尉少卿与即将展开的炀帝亲征部署有关。无独有偶，李渊任职的殿内监和卫尉寺相关官员如李敏、阎毗、元弘嗣也都有随皇帝参加辽东之役的经历。
督运军粮，非同小可，所以皇帝要在重要的枢纽要冲安排亲信要员。从辽东之役的相关记事看，督运一职是行军后勤保障至为关键的职位，设于炀帝经行路线必由通道。后来谋叛的杨玄感就是通过在黎阳督运而操控炀帝东征大军粮食命脉。李渊当时督运地点在怀远镇，与黎阳、北平、上江等比起来，怀远镇有何特殊性呢?这关系到李渊督运之职是否受到崇信，以及他在辽东之役的作为。
怀远镇，处于隋朝的极东之地，是辽东之役军粮输送线的枢纽，是隋朝面朝高句丽的边境要冲前沿，与高句丽邻接，具有不可替代的军事镇戍功能，因此隋朝有人被发配镇戍此地，如柳彧，遭到杨素弹奏“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炀帝东征班师过程中，也曾遣大将吐万绪留镇怀远，据载:“辽东之役，请为先锋，帝嘉之，拜左屯卫大将军，率马步数万指盖马道。及班师，留镇怀
远，进位左光禄大夫”，反映出怀远作为攻防要地而受到的重视。除了作为镇戍本身具有的战略意义外，炀帝时期还开始将怀远镇作为大军存粮、输粮的节点城镇。大业六年(610)“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大业八年(612)扶余道军将宇文述等率“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从怀远镇等地向高句丽进发，且军粮取自怀远镇。
怀远镇的具体位置，可由怀远县所在推知。史载，怀远县隶属隋代辽西郡，当时寄治营州，“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在多族混居的辽西边陲，怀远镇当在怀远县境内或去县不远。贞观元年(627)虽已省怀远县，但从贞观十七年(643)“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加戍兵以逼高丽”499可知，怀远镇却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县废而镇存，怀远镇的军事功能异常凸显。日本学者布目潮沨认为，怀远镇在今河北省境内，胡如雷认为在今宁夏银川东南。《中国历史地图集》大业八年“辽西诸郡”图将怀远县、怀远镇画在一地，标注在辽宁省辽中县，以示异名同地。查《〈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怀远县”条，则未提及贞观元年已省怀远县，却以《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645)李勣军队佯出怀远镇的事例来说明怀远县的位置，似有未安。结合前引史实，笔者认为怀远镇在辽宁辽中(即今沈阳市辽中区)最为合理。
怀远镇因为居于如此重要地位，大业年间辽东之役期间包括李渊在内的隋朝臣僚、军将在幽营之间的流动中，怀远镇固然发挥重要作用。下面这条关于薛世雄的史料不仅说明隋朝在怀远镇集中的兵将之强，而且这些军将被充分地调动于幽州—营州区域:
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于平壤。……明年，帝复征辽东，拜右候卫将军，兵指蹋顿道。军至乌骨城，会杨玄感作乱，班师。帝至柳城，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于时突厥颇为寇盗，缘边诸郡多苦之，诏世雄发十二郡士马，巡塞而还。
薛世雄以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而坐镇怀远，并以之为基地发兵弭平突厥寇患，大业十年(614)在炀帝新一轮东征中任涿郡留守，率领幽蓟精兵南下洛阳。可见幽营联动一体，怀远镇地位独特。不仅如此，更为关键的是在炀帝对高句丽用兵的过程中，怀远镇还是他经行的重要节点。大业九年四月炀帝车驾渡过辽水后，“遣宇文述、杨义臣趣平壤”。这次李渊督运于怀远镇，军粮从怀远镇转运，炀帝实际渡辽水位置则应在更北的通定镇，即从怀远镇北行至通定镇。
在大业十年(614)的亲征中，怀远镇是隋炀帝在隋朝境内停留的最后一站以及自高句丽班师回朝的第一站。这一次炀帝亲征高句丽的行程是:二月下诏亲征高丽，三月先后行幸涿郡，次临渝宫，次北平，七月次怀远镇，十月至东都，随后回到京师长安。其中，对于“次怀远镇”的记录，《隋书·东夷传》谓:“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许之，顿于怀远镇，受其降款。仍以俘囚军实归”。大业十年随同炀帝驻停怀远镇的文武臣僚亦不在少数，如裴矩，随军到怀远镇:“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以前后度辽功，进位右光禄大夫”，“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又如，宇文述，屡随隋炀帝亲征，最后一次则是“复从东征，至怀远而还”。再如，郭荣，也是多次随驾东征，大业十年竟卒于怀远镇，许善心也在3次东征中分别随军到涿郡，渡辽水，至怀远镇。以上4人3次东征俱在炀帝身边，大业十年皆从至怀远镇。此皆可证明怀远镇为大军东征必由之地，地理区位优势显著。唐代李勣出奇制胜，发兵于柳城而佯出怀远镇，其实正是对怀远镇居于大军必经之路这一常态的回避，反而愈加说明怀远镇地位之关键。《通典》卷186《边防典》“高句丽”的记载一方面揭示出“黄龙”(今辽宁朝阳)以东“辽水”一带隋军的败相，另一方面交代了炀帝在怀远镇停留的细节，可知怀远镇能够为隋炀帝提供停顿、驻军、迎使、受降等条件，规模较大。［18］5014综上，李渊所督运的怀远镇位于隋朝东陲，紧邻高句丽，是一处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冲，也是隋朝大军进入高句丽境内作战后，距离后方最近的补给站，以及战争结束时回撤途中所经过的第一站，在这里能够见到绝大部分参与东征的隋朝君臣将士。
大业九年李渊以卫尉少卿本职，在如此重要的地点督运军粮，除此之外他实际上还有其他活动。《旧唐书·高祖本纪》只载:“及杨玄感反，诏高祖驰驿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没有明确透露督运期间的李渊在杨玄感谋反一事上的具体作为。而《新唐书·高祖本纪》则补充了一些细节:“杨玄感将反，其兄弟从征辽者皆逃归，高祖先觉以闻，炀帝遽班师，以高祖为弘化留守以御玄感，诏关右诸郡兵皆受高祖节度。”这里，李渊“先觉以闻”，隋炀帝任命他弘化留守以抵御杨玄感，而“诏关右诸郡兵皆受高祖节度”就有酬功的意味了。前引《册府元龟》史料将李渊密奏杨玄感兄弟自辽东前线逃还，而因功擢升弘化留守、统兵关右的过程叙述得更为详细。这里揭示了一个细节，李渊正是处于怀远镇这一枢纽性节点上，高句丽前线的隋朝军将士兵多经此返回内地，所以他在客观上才有可能事先觉察到异常迹象。这个细节还可说明李渊个人平素既留意于觇察隋朝前线军情，又常能洞悉后方局势。先是有身处怀远镇的优势，在面临杨玄感在后方谋叛而其在辽东前线的兄弟(很可能还有心腹部下)潜归的意外事件时，李渊准确掌握隋朝内部政情和高句丽战事的良好个人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他能够迅速判断事态并将这一讯息密奏炀帝。他能以霹雳手段达至龙听，又与他作为卫尉少卿(以及和隋炀帝的亲戚关系)与皇帝较为亲近有关;而从上引隋朝诸关键节点城镇安置心腹内臣的特点来看，甚至也不能排除炀帝委派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之外还有其他任务。无论如何，李渊的情报使得炀帝能提早班师，挽救了他可能陷入前有高句丽军进攻、后无返归隋朝内地之路的危险境地，炀帝“慰劳”李渊使“关右十三都兵皆受征发”也就显得相当合情合理了。
通过观察李渊在怀远镇对于杨玄感反隋的敏锐反应，很自然会使人想到他后来的反隋大业，至少自宋代人编纂的《新唐书》《册府元龟》起，绝大多数治隋唐史者虽都认可李渊的创业源于“关右十三都兵皆受征发”，却罕有将太原起兵与在辽东之役中尚官微人轻的卫尉少卿李渊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