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情脉脉的人情往来中，接受或辞谢他人的馈赠是两种自然反应，这看似简单，其实大有文章，其中奥秘处，有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笔者选择晚清重臣、“两代帝师”（先后担任同治、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作为个案，不仅缘于他有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更主要是他长期位列显要，是结纳酬答的重要人物。
《他助与天助：晚清官员私人经济状况研究》，过旭明 著，广陵书社2022版
翁同龢（1830—1904），应该算是晚清历史上少年得意的典型。19岁应拔贡试第一，科试正案第一，在京做了小京官，27岁状元及第，29岁授提督山西学政，30岁因足疾请求开缺得允，几乎完成了很多读书人一辈子追求的理想人生。
33岁那年，翁同龢作为山西乡试正考官差旋回京，受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这不算是多大的官位，只有从六品，但这是翰林正途出身必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坊。翁同龢的恩遇不谓不重，登科不久外放学政，当时甚至都未散馆，直至三年任满后才回京参加散馆考试，现在接着就开坊，要知道当时有的翰林几十年都开不了坊。
同治元年（1862）七月初二，夏日清早颇为凉爽，虽然天气阴欲雨下，但翁同龢早上五点多就已出门，六点已到詹事府就任。先补褂朝珠，拜谒文庙，然后正式拜印。时间尚早，翁同龢小坐片刻后又到文公祠拈香祷拜。衙门极小的，人也少，仅有一个书吏和六个皂隶。公事未问，下属先贺喜老爷，急着讨要赏钱，接着告禀日常支出：书吏办折需要四两银子，皂隶等需要二十吊钱。翁同龢不答应，只愿意付二十八吊钱，可下属也坚决不答应。这让翁同龢有点难堪。
此前，翁同龢曾在刑部江西司当过小京官，也知道这些规矩，但真正让自己面对这些开销时，实在有点局促。由于翁家分家析产时间很晚，前期个人经济责任和压力不大，翁同龢第一次赴陕西做乡试副主考，对地方馈赠的钱物并不在意，大多璧谢了事。当时，他刚刚登第不久，社会经验不丰富，加上没有家庭负担，把洁身自好放在重要位置，辞谢各处的馈赠无疑是自然反应。
作为读书人，诚心正己是重要的修身功课，《翁同龢日记》对辞谢赠银、赠物记录得特别详细，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翁同龢在日记中有关私人财务的记录，目前可以认为是不完整的，这只需将《翁同龢日记》与《那桐日记》对读就能发现。翁同龢在户部尚书任上是那桐的上司，同时也是那桐的老师，两人交集长达十多年时间。两人日记中关于对方的记录非常多，那桐每逢端午、中秋都会给翁师送去节敬，但翁的日记中几乎没有记录——这可能是因为类似的小额惯常性礼敬没必要屑屑记录。不过，翁同龢罢官离京前和乡居期间，那桐先后两次赠送了数额高达千金的现银，翁同龢都记录了，而且都没有收受。
在他个人履历中，同治五年（1866）是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一年，他从低级官员晋升为中级官员。在此之前，他负责全家的整体财务账目，所以文字中充满了缺钱的紧张感，
这在日记里体现得十分明显：
今年岁事较忙，用项亦巨，凡百余金始了私款（同治三年除夕）；
此节须用百金，亦靡甚矣（同治四年端午前二日）；
此节几用百金，费极矣（同治四年中秋前二日）；
从人假得百金始得料理逋务，此数月来计三百金不敷用也（同治五年端午前日）；
节账粗了，款项益多，所谓由俭入奢易也（同治五年除夕前二日）。
翁同龢担任底层官员时期，有人敬送赠银，那是极为令人感动的事情。同治三年二月六日，王榕吉由直隶布政使调山西布政使，离京时送他别敬三十两。翁感慨地说“荫堂于余甚厚，亦可感叹矣”，同时以路菜、京靴回赠，并在三月二十九日一早去送王榕吉启程，四月十五日专门致信荫堂函中称“旄节入都，得近光霁”，可见他真的是内心充满感激。
这年年底，同乡缪萼联送他三十两炭敬，即使作为非常熟悉的乡党，他还以“荷包、补服、帽沿、京靴”回赠在河南当县令的老乡。这些赠银的确帮助底层官员应付“不易居”的京城生活。有时，往往就是这几十两银子会使受赠者终身难忘。六年后，缪萼联的侄子来京应试，顺便又带来了缪萼联的一百两赠银，但翁同龢没收。此时，翁同龢的经济情况已经足以应付生活，认为不该再收同乡的辛苦钱了。
作为长期浸染于孔孟圣学的知识分子，面对馈赠时始终有着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来源于君子人格的约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然而生活的重压会让人不得不妥协，尽管并没什么恶劣的后果，但那些道德准则会不断折磨心灵，隐秘而清晰，三省吾身时的些些羞愧足以透出人生的酸楚。
当翁同龢接受了马新贻（做过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的多次赠银后，他感叹“可愧也”。这不仅仅是过意不去的愧疚，更是一种无奈的尴尬。事实上，当真缺少这些支持，局面会变得十分尴尬。
同治七年七月末，翁同龢回乡葬亲。这次既是安葬父兄，同时也是葬妻。船到苏州，江苏藩台、臬台带领长洲、吴县县令前来行礼。翁同龢在苏州等候岳丈汤修到来。因为这次是葬妻，岳家也要出面，也借此相聚。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家乡居然没有一个地方官员赠送赙金，这大大打乱了翁同龢的计划。因为在原来的盘算中，在苏州得到的奠仪不仅能支付一路上的开销，而且回乡分赠给亲友的薄敬也有了着落，但苏州地方官员可能认为翁心存是同治元年十一月去世的、翁同书是同治四年十月去世的，现在已无必要再致奠仪。这个意外使得翁同龢只能向久未见面的老丈人开口，先借了一百银元。仔细算下来，觉得还是不够，再借了一百元，这样才得以顺利回到常熟。
在人情世界里，炭敬、别敬、年敬、节敬诸如此类，都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很累人的一种方式。很多外地官员害怕进京陛见，其原因就是太受累了。即使连曾国藩这样的大员，对同治七年、九年两次进京的花费，都感到竭尽所能、气喘吁吁。但在接受方，对一些馈赠接受与辞却往往也是难题，常出现“受其半”“受其二”的情形，表现了情谊深厚、不在其利的意思。
在这些人情交往中，对有些馈赠是坚决不接受的，这也是翁同龢的原则问题。
首先，是有所请求的馈赠不能接受。同治九年中秋前后，贺澍恩给翁同龢写信并寄来了节敬四十两银子。贺澍恩是江西萍乡人，道光年间进士，一直在山西地方做知县、知州这样的小官。同治元年，翁同龢典试山西，太原县知县贺澍恩为第四房同考官，两人有了交集并在日后互通音问。同治四年，贺澍恩进京时，就曾送给翁同龢二十两别敬，此次寄来节敬合乎情理，并不突兀。两天后，贺澍恩的儿子贺培桢登门拜访。翁同龢在与贺培桢的交流中，觉得他很功利俗气，存在干请的可能，于是当夜就写信璧还了节敬，原因就是“恐其有所干请也”。
翁同龢的确十分敏锐。事实上，当时作为拔贡生的贺培桢正在设法谋求地方实职，实现人生自立。同时，他弟弟贺培芬也在京城活动。这些动态，翁同龢完全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经过与贺培桢的交谈，翁同龢更确定了这个判断，于是谢绝了这样的馈赠。
不过，翁同龢这次看错了人，贺培桢日后在任河北省永清知县时，为官清廉，而且教育儿子贺国昌也很成功。民国期间，贺国昌任江西省省长。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贺国昌坚决反对，被政府重金缉捕，不得不东渡日本。黎元洪再造共和、当选总统后，委任贺国昌担任福建省省长，但贺国昌坚辞未就，闲居京城，潜心佛学，1919年病逝于北京，安葬在萍乡三田岭，也被后人称为“国公岭”。
翁同龢的这个原则，对关系亲密的友人也同样如此。张鹏翥是翁同龢的门人，同治四年进士，登科后历任江西高安、兴国、吉水、安福等县知县。光绪七年，他被人参劾落职，于是进京活动，送给老师的礼物是一百两银子贽敬和二匹葛布。翁同龢早已得知消息，没有接受他的贽敬。当时，馈赠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无功利性，虽说完全超越功利的人际关系并不存在，但有着明确目的的馈赠就近乎贿赂了。
其次，在交往中即使是馈银，也要光明磊落。光绪七年初夏，新任台湾道台刘璈前来拜望翁同龢。刘璈（1829-1887）作为左宗棠幕府中极为能干的官员，在当时已经颇有名声。他是湖南岳州人，字凤翔，号泳山，别号兰州，秀才出身，在咸丰初年抵御太平军入湘时，在家乡倡办团练，先是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的赏识，后来左宗棠在军中对他倚重尤甚，因军功授候补道，先后任台州知府、江苏候补道、兰州道员，光绪七年被选调台湾兵备道。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也曾向朝廷举荐刘璈，认为他“才力沉雄，素以剿贼治匪得名，至于抚民课吏，尤能慈惠精严”。刘璈此次拜会不过是礼节性的拜望，按例赠送别敬，但翁同龢考虑到彼此并不熟识，所以没有接受。
两年后，刘璈让儿子刘浤拜见翁同龢。刘浤当时是秀才，翁同龢称他长得“美秀”，第一印象应该不错。交谈中，刘浤谈到父亲在台湾不甚如意，受到上官的钳制，并拿出禀稿相商。可年少不更事的刘浤此时拿出一封银子作为赠礼，这让翁同龢大为光火，“乃正辞责诘之”，觉得这样偷偷摸摸的勾当，怎能在我这里出现，并认为“亦妄矣哉”！
但刘璈始终努力想与翁同龢保持良好的关系。一年后，他在中秋节给翁同龢寄赠了四十两节敬，翁同龢仍然没有接受。于是，他又让儿子刘浤再次送去了礼物，不过翁同龢仅接受了三匹台布、二十支线香和一个茯苓，其余礼物都谢绝了。
出于礼貌，翁同龢也分别给刘璈、刘浤写信致意，但彼此关系不会太亲近了。此后，刘浤还是会去拜见翁同龢，但基本上也是一般的应酬了。后来，刘璈又赠送了银盒，翁让人把刘浤叫来把银盒领回去。
光绪十一年，淮军将领刘铭传任台湾巡抚。由于湘、淮两军的门户之见，刘铭传一到台湾便对刘璈进行了弹劾。尽管后人认为刘璈在台湾颇有建树，在中法战争的台湾战役中并无大错，但此时左宗棠已经去世，朝中无人为他说话。最终，刘璈被革职，籍没家产，流放黑龙江，很快就病逝了。像刘浤这样举止失措的情形，其实并不一定就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李凤苞从德国大使任上回京，拜见翁同龢。翁同龢对李凤苞精于西学还是颇为敬重的。临行，李凤苞从怀中拿出200两银子作为赠礼，翁同龢“力却之”。李凤苞只比翁同龢小3岁，当时也是50岁出头的人了，但这样的馈赠方式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再次，位愈高，权愈重，辞却馈赠更应该是常态。在《翁同龢日记》中，有关前期的受馈情况较为详细，但越往后，文字记录也越来越少，其原因有可能是讳言不书。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吕海寰、陈允颐留别，皆却之，所却者不可胜记，偶记之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已是翁同龢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再过10个月他将被光绪帝开缺回籍。
当时，他的职位是协办大学士、署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坛核心人物，但此时有关馈赠的记录越来越少。从上面情形看，可能辞却得太多，也不愿记了。对于门生故旧赠送的礼物，他也往往“皆受轻者”。从字面来看，翁同龢辞却的态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优雅婉转，对较为熟悉的故旧，往往“固请固却之”，而对于像马玉昆、周馥这样的新进俊才，往往“挥之去”，让人感觉不佳。
马玉昆是太原镇总兵，周馥是北洋派系中的洋务干将。他们出手皆不小，马玉昆初次见面就送了四百两银子，这在翁同龢看来已是巨金。因为不久前翁同龢刚在书估（同“书贾”，即书商）那里见到了宋刻《长短经》，不禁心驰神往，这不但是宋椠中最出色的，而且有乾隆皇帝御题，是《四库全书》抄录的底本。书估开价八百两银子，他反复讨价还价，最后花了三百五十两银子得到了这部宋版书。他惊称是花了巨价才得此瑰宝。现在面对相近数额的馈赠，翁同龢当然觉得不妥当。这种“挥之去”的态度，可能是当时翁同龢的一种做派，这也就是后来他被人攻击“喜怒见于辞色”“狂悖情态”的具体表现。
当然，翁同龢在晚期并非完全一清如水，就在马玉昆赠银不久后，伊犁将军长庚给翁同龢送了“马一匹，玉烟壶、翎管各一，虎骨一具，洋蜡一箱，铜盆一，烛台二，猞猁八只，水獭一”，翁同龢都接受了。他称万里远意，不能却，并回赠了二套褂袍料。长庚也算是故旧，但更重要的是万里远意。这不仅是一个借口，而是真的被感动了。
受与却，看似不过是受赠方的抉择，但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这种明确表示亲与疏的行为往往会形成误解，在政治上造成伤害。张荫桓曾记得当时恭亲王与他聊天，说杨宜治这个人要不得。张荫桓因为杨是自己的下属，替他打圆场，说这个人还是非常勤奋的。
甲午年（1894），杨宜治作为随员出使俄国，临行向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赠送了五十两别敬。张荫桓认为他是本衙门章京，奉差出京，素来没有赠送别敬的先例，便非常严肃地拒绝了他。这件事在杨宜治内心留下了嫌隙。后来，张荫桓受到了徐桐、王鹏运等人一系列的弹劾，背后的推动力量都是杨宜治。可见，璧谢馈赠也并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在受与却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则在发挥作用，局外人真的难以说明白。当然，当无原则接受成为常态，庆亲王的“庆记公司”就出现了，这就成了晚清被人诟病的腐败乱象。
戊戌变法的前夜，翁同龢被光绪皇帝开缺回籍。他究竟是被慈禧太后还是被光绪皇帝赶出了政坛，史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或许也有可能是两者合力的结果。在降旨开缺的第二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因为邻近端午节，太监送来了宫中端午节的例行赏赐——葛纱。翁同龢认为此时不能再接受了，但太监说已请旨，仍赏。翁同龢给了太监二两银子的赏钱，把端午节在宫内应发的赏钱也让他带回，并结清了自己在国子监、户部提用的款项，同时通过钱号向在家乡的外甥俞钟銮汇寄了二千两银子，交代他妥善保存，因为今后的衣食就靠着这笔钱了。从这一点上看，翁同龢应该算是较为廉俭的官员。十五天后，他黯然出京。
（作者过旭明为文史学者，本文节选自《他助与天助：晚清官员私人经济状况研究》一书，广陵书社2022版，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