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东进抗日纪实
赵启民（1910~1997)陕西省蓝田县人，1928年4月参加革命，历任陕西省泾阳县游击队队长、军事部长、团长、新四军4支队8团参谋长、政治委员、旅政治委员，1946年1月至1946年6月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8年初，新四军4支队组建，下属7、8、9团和手枪团，我在8团任参谋长。3月8日，4支队所部分别从七里坪、邢集等地于同一天出征东进抗日。我原是陕北红军部队的团长，1937年冬调延安抗大军事队学习。1938年1月，因敌后形势发展很快，到处要干部，延安派了我们60多人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工作。当时彭雪枫同志也在武汉，是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要带一些干部回河南竹沟，他问我去不去？我说服从组织。他说好，跟我去河南。我就跟他到了河南竹沟。不久我被分配到8团任参谋长。
8团前身是豫南以周骏鸣为队长的红军游击队，在国民党残酷“围剿”下，剩下不足百人。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不讲信用，视游击队太弱，根本不愿谈判，仍继续“围剿”，企图消灭我们。鄂豫边区省委派周骏鸣到延安请示中央，中央指示要扩大部队。朱老总说：“不打国民党就不承认，仍然“围剿”你们，你们要放手扩大部队，打到人家消灭不了你们，就承认了”。周骏鸣带着这个指示回来，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部队扩大到500多人，建立了2个营，成立了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国民党没法消灭了，就要周骏鸣去谈判，但还想通过谈判来消灭。恰在此时，我党和国民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便把自卫团编为4支队8团，周骏鸣任团长。
8团连排两级干部大部分是红军游击队老战士，营以上干部除团长政委外大部分是从延安来的红军老干部，指导员是地方党组织选派来的学生党员。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来到一起，都很团结。在豫南时，又收编了2支地方武装，七八百人。人虽多，但缺乏训练，不少人连日本鬼子是人是鬼都搞不清楚，直到在大小关打了一仗，活捉了日本鬼子，大家都跑来看，才知道“日本鬼子也是人呀！”
部队改编以后，2月集结，在信阳西边的邢集进行训练、整编。充实了第1、2营，建立了3营和特务连，还给竹沟留下了一个连。全团1000多人，但枪很少，装备差，半数人都背着大刀长矛；又很穷，没有军装。3月初，原在武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做统战工作的罗炳辉到邢集欢送出征，3月5日举行东征抗日誓师大会。罗炳辉作动员报告。3月8日出发东进抗日，10个连1000多人，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到达安徽流波疃时与第7、9团会合，4支队高敬亭司令员视察部队，看到8团不少战士穿着各色各式的便装，连帽子也没有，说：“哎哟，怎么连帽子都没有呀？”当即批了200元做帽子。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很差、从邢集到半塔集给养困难的部队，因为它是红军为基础，抗日情绪高涨。
部队东进到达安徽中部的舒城、庐江、无为一带时。地方上异常混乱。国民党军队正向西撤退，地方官员和富豪们不少也随军走了。保安团、地主、土匪、汉奸武装串通一气，骚扰百姓。新四军4支队3个团东进到达皖中后，老百姓虽很高兴，但看到是这样一支装备很差的部队，就说：国军几十万，大炮、机枪、长枪都是新的，都挡不住鬼子，你们这么一点人，炮没一门，机枪没有几挺，靠一些老式步枪、长矛、大刀，还能打日本吗？同时也很奇怪，为什么武器好的国军向后撤而武器差的新四军却迎着日本鬼子向前跑呢？
不久，9团在蒋家河口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个漂亮仗，这是新四军成立后东进抗日首战胜利，影响很大。接着4支队其他各部队又在安（庆）合（肥）、舒（城）、桐（城）公路上连续打了几仗；8团在大小关打了一仗，缴获了日军武器，活捉了日本士兵，并打击了骚扰百姓的土杂武装，恢复并维持了地方秩序。宣传了我党抗日主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自卫自救。老百姓看到新四军纪律好，能打仗，又知道这是过去的老红军，态度就变了。称新四军是保护老百姓的能打仗的队伍。“要活命去找新四军”成了群众的希望和信念。于是在当地青年中出现了参加新四军的热潮，出现了我军发展史上一个大好时机。但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受当时“精兵主义”口号的束缚，未能大胆扩军。
1938年冬，为配合保卫武汉战役，8团在淮南破袭日寇交通运输线的作战中，到达巢县、肥东一带，在方老人洼打了一次有很大影响的战斗。方老人洼位于巢、合之间，靠近东山口，我和1、2、3营都驻在这里。1939年2月19日是春节，农历正月初一拂晓，日军一个大队五六百人，从巢县出动，分两路偷袭方老人洼。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带着警卫营驻在梁园，由我指挥了这次战斗。日军很猖狂，以为他们一攻，我们就会垮，没想到战斗打响之后，我们打得既猛又狠，整整打了一天，日军死伤100多人，我亦伤亡30余人。黄昏时日军开始撤退，我追击到东山口，战斗结束。这在当时就是个大仗，不仅锻炼了部队，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战胜日寇的信心。
皖东地区，地方上大大小小的有好几支武装，都是趁乱拉起来的，什么牌号的都有。有想抗日的，有自卫保家的，有既挂国民党牌子又挂伪军牌子的土匪。我们把这种扰乱地方的武装打掉了几股，群众欢迎，开明地主也高兴，人心都向着新四军。1939年7月1日，在8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第5支队，我任5支队参谋长。但5支队成立后，又把部队缩编，有的团3个营被缩编为5个连。带兵打仗的干部，都懂得没有一定数量的部队，是没法打仗的，对这种不去扩大部队的错误做法，许多干部不仅不理解，且颇有疑虑。
正在这时，刘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他批评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要抗战就要有军队，要大力扩大抗日武装，有了兵就得吃饭穿衣，就得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民主政权。不要怕顽固派磨擦，他磨擦我就反磨擦。少奇同志的指示传达后，人心大振，疑团冰释，方向明确，思想大解放。5支队成立后立即东进到津浦路东。不久我以支队参谋长名义兼10团政委，团长成钧。10团在盱眙、嘉山地区放手扩大部队，3个月扩大了1800多人，成为3个营10个连的团。
盱眙有一支3000多人枪的国民党常备旅，旅长由盱眙县长秦庆霖兼任。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抗日，专事欺压老百姓。我们到后，对他们有所制约。他有个儿子叫秦云鹏，带1个团驻在涧溪，派了1个营驻到大头王，企图赶我们走，并把我们1个警戒班的枪给缴了。这是他们蓄意制造事端。我们提出抗议后，他们竟无理地要求我们离开盱眙，才能还枪放人。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无理的条件。双方僵持着非打一下不可，否则不能解决问题。遵照少奇同志不怕磨擦的指示，请示了支队；上级同意我们打。
1940年元旦，天下着雪，我先派1连缴了津利保安队100多人的枪，然后3个连突击大头王，俘获一些伪军，但大多跑了。天明以后，秦云鹏带3路纵队进攻我们。我6连诱其进到100米的近距离突然开火。他们的部队不经打，一开火前头部队就垮了，我6连追上去，把后面的部队也冲垮了，我2、4连配合6连从侧后追上去，1连由津利掉转头来跟着追，敌人就慌了，退到了马头山上。这山上无粮也无水，1000多人在上面困着。
秦庆霖怕被消灭，请出他的高级谋士原来安县长张北非出面和我们谈判，要求我们不要再打，给他们送粮送水。我说，送粮送水可以，但要弄清楚是非，为什么要抓我们人，缴我们枪？并提出以后以河梢桥为界，划区抗日，我不向东，彼不向西。张说要回去请示秦庆霖。我限他2天，不到2天就答复了我们的条件。这说明只有不怕摩擦，他要摩擦就以反摩擦来教训他，才能真正巩固统一战线。
此后又发生一件事，秦庆霖突然派了1个连占了潘村的花家围子，扣了地主，逼地主交出埋藏的粮食和钱财。花家围子的地主通过亲戚关系要求我们解围。我和成钧商量，人家来请嘛，不能不去。潘村在河梢桥以西，是我们活动区域，他们越区，我们在理。还可以就此事做些打击顽固派、动员群众发展抗日的工作。
花家围子里约有5000多担粮食。那个地方人有两句话：“贩私盐，种滩田，捞到一年是一年”，好多地主都囤积粮食。我们部队正缺粮，可以就此要一些抗日军粮。团里决定由我带1个连和1个侦察排处理此事。到了潘村，包围了花家围子。但围而不打，进行说理。我们跟秦部说，抗日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围主有粮，但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他？要他们放人。
这时秦庆霖派了一个参谋长企图秘密进入花家围子，通过我警戒线时被我侦察排抓住。侦察排把他送到我面前，我说好，你是参谋长，你下命令叫你们部队撤出来。这个参谋长是个一说话就打躬诸事不敢作主的窝囊废。他要跟地方士绅商量，正好，我们也可借此公开揭露他们，就把地方士绅找来开会。我在会上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既无军纪，又无国法，为什么随便抓人？必须马上放人，撤出围子。至于粮食，首先要给花家围子留足口粮，然后是军粮。军队按人数供给，我们新四军是15000多人，你们是多少？余粮救济灾民。
我说完后，那个参谋长说，还要跟连长商量。大家一听就笑了。我说，你是参谋长还要跟连长商量？士绅们说，他这个参谋长和你这个参谋长不一样，他是没有权也作不了主的。那参谋长也请士绅们讲情。我说，既然有士绅担保，就限你3天答复。直到第9天，他们才答复，同意撤出，但要带粮食出来。我们同意带200担。他们这才放了地主，撤出了花家围子。
我们10团留下3000担，给特务营400担，又给支队送去一部分粮食。给围主留足口粮，余下的全分给饥民。有了粮食，有饭吃，招兵就不困难。成钧同志在涧溪住在一户地主家里，和地主的儿子闲谈。成钧问他，涧溪谁有枪能弄出来组织抗日游击队？地主儿子反问，你们要我吗？成钧说，抗日的都要。他表示愿意出来。成钧就支持他出来组织游击队。这个人叫宋恩光，经他活动组成了1支五六十人的小队伍，由他当队长。这样的小游击队，在1940年1月间组织了好多个。
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形势已开始紧张，如何巩固住这些游击队就成了问题。我和成钧研究，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将我们的连队一分为二，5个连队变成10连队，和游击队合并，游击队长当连长，我们的连干部当副连长。这样，我们在涧溪3个月，就从5个连发展为10个连，全团从不足500人发展到1500多人，3个营都得到了充实。还给盱眙、嘉山我们2个地方县级政权各送去1支游击队。这是我们正确执行刘少奇同志提出的要放手扩大抗日武装，要建立根据地，不怕反磨擦的成果。后来证明，10团的做法对于巩固部队、提高部队军政素养都很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