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看到有人在说大业五年的隋炀帝，是位明君。当时就不开心了，我们在鼓励独立思考的同时，难道要为此类暴君洗地？更有甚者，将其归为时运不济，比肩秦始皇、唐太宗，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我们并不反对各抒己见，但我们应该反对的更是这种形而上学的非唯物主义史观。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存在，更不是任何时间节点的截取，而是全面的，统一的。
且不论隋朝替北周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眼隋文帝与隋炀帝给我们留下的主要“丰功伟绩”。
<1>科举制
科举制度，曾经无数次被我们称颂，它更是为寒门学子举仕的途径。但我们知道的就是任何事物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科举制度也概莫能外。东汉时产生了秀孝试经制度，而后再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无数政权更迭，这种制度也进一步演进。单纯的举荐制并不能杜绝取士困难的弊病，而且考试环节的改变也是关键节点。
隋朝的科举制度，事实上也并不是完善的，甚至于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举荐制的弊端。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它实现了差额考试，但其实即使是这种差额考试，在北朝时期便已经出现。隋朝只不过是是在考试科目上进行了变革。加试诗赋，当然也是有利于重视文才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但毋庸置疑的就是这种考试内容的差别，其实没有制度上的本质差异。
<2>三省六部制
作为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三省六部制的本质其实就是明确了各个部门职责，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制度。
而三省的形成也不是隋朝。
三省的形成时间不是隋朝。尚书省形成于曹魏，中书、门下省形成于大晋。六部实为尚书省分工明确的六大机构，而尚书台在东汉时便已进行一定程度的分工，其中屡经调整，到魏晋时分工已经比较科学。
而作为明确执行国家事务的六部，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完善的，这一建立过程一如我们所言，只是在隋朝时期进行了重新的整理，以期达到更加明确的分工。而且若论历史沿革，真正实现了三省六部制的王朝也只有隋唐而已。及至五代时期，枢密院便已经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
我们在说这种制度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更应该明确的就是这并不是万世之功。
<3>大运河
这位被外国大肆吹捧的改革者，杨广建立了大运河，体现了他的眼光？但事实上，一个在既定事实下的工程，又何谈眼光？在南方逐步显示出经济上的优势后，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进行的系统工程，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吗？
即便是我们在说到他的决策时，难道不应该想到的是那些因为此项工程而惨死的民众吗？
400万左右的劳动力，众多妇女都被充作劳役，即使是如此仍然不能满足（据胡如雷先生统计）。这难道不是好大喜功？
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
如此浅显通俗的话语，相信不用我翻译，都能读懂。死的是人，不是动物！40-50%的死亡率，如果你还有良心说这是功绩，我表示很费解，这是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们并不是说，不能够接受社会演进中的历史重复，但我们对于这种不恤民力的行径，是痛斥的。
而且即使是从结果论而言，这也只是一个面子工程。当然隋朝也并没有获得预想的面子，而是连里子都折了。而且若没有后代的疏浚，这千里通航也只是空想罢了。通济渠，唐朝时便疏浚数次，所累及数万徭役。宋神宗元丰二年，实施导洛通汴工程，自巩县城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瓦亭子开挖一条50里长的新运河，引洛水入汴，同时断闭引黄水源，经改造后，汴河恢复了四时通航。
邗沟，永济渠又何尝不是靠历朝历代的倾力疏浚来实现通航的呢？宋神宗元丰六年，神宗元丰六年，发运使蒋之奇开凿了洪泽至龟山的龟山运河。如此一来，船舶只要传国淮河便可进入汴河。
即便是从工程学上，这也是一件入不敷出的工程。运河的产出与自身灭亡而言，这也不是一位明君的所为。
如果说大运河功在千秋，那么请歌颂从运河之始的春秋到现在的每一位决策者、劳动者。这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并不是他隋炀帝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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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资治通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