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到底不是唐太宗和武则天。他所开创的的“开元盛世”，“守旧”的意味多于“创新”。
而“开元盛世”之所以能到达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巅峰，并非是唐玄宗比唐太宗、武则天两位先辈贤明和有能力，而是借乘了他俩已开启的顺风船罢了。
唐玄宗在进入开元后期便渐生骄奢之心，开始无尽享乐，以致“视金帛如粪土，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在政治上开始听不进反面意见，连续重用奸佞小人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军事上信用交横跋扈、野心勃勃的杨思瑁、安禄山等为主帅，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历时7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唐朝由此从极盛的顶峰开始下落，出现蕃镇割据的局势，盛唐局势从此结束。
尽管如此，唐朝自唐太宗、武则天以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经济方针和人文传统的余威犹在。
唐玄宗以来的十几代皇帝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能努力以“贞观之治”为圭臬，在日益复杂和加剧的各种矛盾中奋力周旋、抗争，力图做中兴之主。
因此，盛唐之后，社会经济的总水平是在一条缓慢下降的曲线上大体维持着一个仍显繁荣的格局。
如果再拿唐朝与之前及之后的历代王朝相比，时间跨度不到300年的唐朝的综合国力则毫无疑问地当属整个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历史上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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