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王阳明是明朝因功授爵的唯一文官，其实不然，在明朝的历史上，一共有3位文官是因为军功而被授予爵位的。
明朝以文制武的体制，让很多文官也担负起了领兵打仗的责任，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儒将，王阳明、谭纶、袁崇焕等等。在这些人中间，除了王阳明因为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劳被授予新建伯以外，王骥、王越也因为军功被封为靖远伯和威宁伯（三人都姓王也是巧合）。
对于王阳明的经历，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其实说来也巧，在这三人中王阳明是最莫名其妙被受封的，因为王阳明的职务除了晚年担任南京兵部尚书以外，其余诸如驿丞、知县、巡抚等，都是父母官，没有军事职能。
然而凑巧的是王阳明碰到了一个赏识他又认为他有军事才能的兵部尚书王琼，把他放到赣州担任巡抚一职。到了赣州，本来专心研究哲学的阳明先生不得已收起书本，拿起刀兵，先把赣州的匪患给平了，后面又碰上宁王起兵叛乱，这样才成就了他的军功。如果王阳明没有这个机缘，想必在历史上留下的只是一位哲人之名。
而王骥、王越两位虽然也是进士出身，由文官掌武事，但从他们经历来看，因功授爵是更理所当然的事情。
首先说王骥，王骥是永年年间的进士，但因为王骥长得身强体壮，又精于骑射，有志于从军，因此中举后被分配为兵科给事中，而后就一直与军队和军事问题打交道，到明宣宗时期已经成为了兵部尚书，业务能力纯熟。
不过在永年到宣宗时期，王骥都只是管军事却没有亲自上战场带兵打仗。直到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剌部进犯大明边境，兵部侍郎（兵部二把手）柴车、徐晞等人前往边塞抵御敌军，但都没有成效。不得已情况下，兵部一把手王骥只能自己出马，亲任督军，60岁高龄出塞，然后一举平乱。
正统六年，王骥又被委任处理麓川宣慰使思任发的叛乱，到正统十三年，王骥三次远征麓川，虽然没有抓住匪首思任发，却基本平定了麓川，让其重新回到朝廷的掌握之下。而王骥也因为这个功绩被授予靖远伯，“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远伯王公是已”，成为明朝第一个因功封爵的文官。
另一位封爵的文官王越，他的经历则要坎坷得多。他是景泰二年的进士，历经代宗、英宗（天顺）、宪宗、孝宗四朝。成化十九年，受到权宦汪直被贬的影响，和汪直关系密切的王越也遭到弹劾，并被夺爵除名。到了孝宗朝，王越复出，并且主要负责军务。
和王阳明、王骥相比，王越活跃在战场之上的时间是最长的，从成化三年（1467年）起赞理军务，到成化八年开始总督军务，到弘治十年复起重掌兵事，王越主导了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延绥大捷、贺兰山之战等重大战役，三次出塞，身经十几战，收复了河复地区，可谓功勋累累，并被授予威宁伯。
但正如之前所说，王越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爱结交宦官。成化年间，宪宗皇帝不怎么管事，朝廷内群魔乱舞，王越为了仕途上的升迁，和万贵妃眼前的红人汪直走得很近。汪直被贬后，王越因此也受到牵连被罢官。
孝宗朝复起后，王越还是没能改得了这毛病，和宦官李广走得太近。后来李广畏罪自杀，王越虽然没有参加李广的那些肮脏事，却也被言官弹劾，指责他与李广是狼狈为奸。孝宗皇帝念在王越的功劳上没有深究此事，但王越也是忧愤相交，再加上年事已大，便病死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