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司马光谥号“文正”，
欧阳修、苏轼谥号“文忠”，
究竟有何不同
文丨方笑一
“文正”比“文忠”高一点。
小时候翻看旧小说，也跟着家里老人听包公戏，发现包公有很多称呼，什么包龙图、包青天、包文正。
正经读点书，才知道称包龙图是因为他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北宋元丰改制之前，官、职、差遣三者分离，“龙图阁直学士”属于“贴职”，并非真的在龙图阁坐班。称包青天，则表达了百姓对包公正直为官、秉公执法的赞扬。
包文正是《三侠五义》虚构出来的包公之字：“起字‘文正’，取其‘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真正的包公，名拯，字希仁。
不过，旧小说里对“文正”的解释，倒是值得探究一番。“文正”表征“治世良臣”之意，历史上还真有好几位名人被称作“文正”，如范文正、司马文正、曾文正，也就是范仲淹、司马光、曾国藩。 但“文正”不是他们的字，而是他们的谥号。
包拯像：《宋龙图学士包孝肃公拯》
古代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对逝者格外尊敬。皇帝、大臣、后妃等过世后，会由朝廷“盖棺论定”，根据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给予一个称号，这就是谥号。
《逸周书》记载，谥法起源于周公和姜太公。“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也有人提出，谥法起源更早，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还有学者认为，谥法最早出现于殷商。
王国维考证，谥法源于周共王、周懿王之后，因为之前像昭王、穆王这样的称号，君王活着的时候就称了，不是去世之后才给的号，因而不是谥号。
当然，谥号也有不是朝廷官方给的，而是门生故旧给的，这叫作“私谥”。陶渊明就私谥“靖节”。
人生前的行为千差万别，善恶贤愚不同，身后就有不同的谥号，故《礼记》强调“闻其谥，知其行也”。
《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子贡关于谥号的一段对话：“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名圉，卫国大夫，谥号为“文”。孔子说，因为他聪敏好学，又十分谦虚，愿意请教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所以给了他一个“文”的谥号。
那么，到底怎样的人才能得到“文”这个谥号？《逸周书》有具体说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这些无疑都是良好的品行，其中的“学勤好问”恰好对应了孔子对孔文子的评价。后世多有以谥“文”者，如王安石、朱熹。
更多见的是，“文”与其他字连用为二字谥号。其中，始用于宋代的“文正”，是大臣谥号里级别最高的。有学者统计，宋、元、明、清四朝谥号“文正”的，总共只有32人。宋代包括范仲淹、司马光在内，只有9人。而欧阳修、苏轼、张居正、李鸿章的谥号都是“文忠”，比“文正”还次一等。
南宋费衮的笔记《梁溪漫志》里有一则《文正谥》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光）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曾）、范希文（仲淹）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知白）、夏文庄（竦），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张知白担任过宰相，“在相位，慎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可就是这样一位严于律己的宰相，去世之后得到的谥号也只是“文节”，御史建议改谥“文正”也没能成功。
得到“文正”的谥号，当然是一种荣耀。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已经退休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病危之际，为自己身后的谥号担忧。他的好友、时任内阁首辅的杨一清建议以“文正”为谥。李东阳诚惶诚恐，竟在床上朝杨一清“顿首称谢”。
既然文正公那么难得，那接下来只有当文忠公了。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欧阳修最初的谥号是“文”，和韩愈的谥号“文”相配。但常秩当时兼掌太常礼院，晚年和欧阳修有矛盾，就说欧阳修有谋立天子的定策之功，谥号当加一个“忠”字，其实是贬抑他。而作谥议的太常博士李清臣不能坚持原则，受到时人非议。对此，李清臣有自己的解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
《庐陵欧阳文忠公全集》
据统计，历代谥号“忠”的，一共有20余种含义。除了“事君尽节”“杀身报国”之类外，还有“推贤尽诚”“广方公正”等。勤学好问加上这些相关品质，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忠”了。
比如唐代的颜真卿，代表朝廷去劝喻叛乱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在叛军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结果遭到缢杀。三军为之恸哭，唐德宗为之五日废朝。这样的人，当然最配得上“文忠”二字。又如明代的张居正，大力推动改革，也得谥“文忠”。
晚清名臣张之洞去世后，朝廷曾考虑给他“文正”或“文忠”的谥号。但他在遗折中说自己“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无所恋”，似有讽刺朝政之意，最后只能做“张文襄公”。这比起晚清的另外两位名臣曾国藩（文正）和李鸿章（文忠）要差一截子，而与左宗棠（文襄）并列。对此，晚清况周颐看得明白，直言“左、张二文襄，皆美谥也”。
谥号是对一个人的终极性评价。因为被评价者已过世，所以这个褒贬也将永久留存于世间。逝者无法反驳，也没法用实际行动来再度自我证明。因此， 谥法比刑罚对于一个人的警示和约束作用可能更大。
关于这一点，北宋理学家程颐讲得透彻：“至要莫先于谥法，何则？刑罚虽严，可警于一时；爵赏虽重，不及于后世，惟美恶之谥一定，则荣辱之名不朽矣。故历代圣君贤相莫不持此以励世风。”
“美恶之谥”将永远伴随逝者，故谥号的给定需格外慎重。大臣给谥的程序，历代有所不同，大致包括请谥、议谥、赐谥三个环节。在人过世之后，通常由其家属提出申请，要求朝廷赐一个谥号。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北宋宰相赵挺之去世后，宋徽宗亲自去吊唁。赵夫人郭氏哭拜，请求徽宗答应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赵挺之的谥号中须带一个“正”字。结果，宋徽宗对其他两件事都答应，唯独对谥号的事说了句：“待理会。”
最终，赵挺之的谥号是清宪，没带“正”字。这位赵挺之是赵明诚之父，也就是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
可见，皇帝对一位大臣定什么谥号是极为重视的，未必完全同意家属的请谥。后世干脆由朝廷直接决定，不再接受家属请谥了。
议谥是关于谥号的讨论环节。唐代的做法，是由考功司审核家属递交的逝者行状，再由太常礼院拟定谥号。太常礼院拟定的谥号，家属可以提出异议。
唐代的许敬宗利用子女婚姻牟利，心术不正。太常博士袁思古等在议谥时就说，许敬宗对待子女的婚姻，像做买卖一样。根据谥法，名与实相背离曰“缪”。这当然是恶谥了。许敬宗的孙子许彦伯请求改谥。礼官讨论后觉得许敬宗能改正过失，可改谥为“恭”。
赐谥在皇帝派遣使者吊唁或者逝者葬礼时进行。赐谥之后，就算对一个人“盖棺论定”了。当然，谥号确定之后，还可以追谥、加谥、改谥和夺谥。这一般都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变动一些去世已久的人的谥号。
比如名将岳飞，死后谥号“忠愍”，到了宋孝宗的时代追谥“武穆”；又如明代张居正，由于得罪保守派，死后不但抄没家产，还被削夺了“文忠”的谥号。
齐白石《宋岳武穆像》
虽说谥号的议定极为慎重，但有时候也会受到人情的影响。据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宋祁年轻时获孙奭青睐。后来，宋祁考中进士，名声越来越大。人们都说，孙奭看人很有眼光。孙奭对当时文臣用两个字的谥号很不满，也不想在谥号里加“文”字，希望得到“宣”或“戴”作为谥号。他去世后，宋祁正好担任礼官，就给他议定谥号为“宣”，满足了“伯乐”的遗愿。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古代东亚地区都有给定谥号的传统。朝鲜杰出的思想家李滉（退溪）谥号“文纯”，柳成龙谥号“文忠”。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大臣、和歌作者藤原忠平，谥号定为“贞信公”。
此外，阐述讨论谥号意义的“谥议”以及皇帝颁布谥号的“谥诏”等，还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应用文体。 相关研究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权力格局乃至文风学风，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简介
方笑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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